试论叶启勋的四库学研究成就

02-13 次遇见

　　摘要：著名藏书家、文献学家叶启勋在四库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就，作出杰出贡献。其《拾经楼䌷书录》，不是专门的四库学研究著作，但对《四库提要》的错误多有纠正。其《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补充《四库全书》著录之书的目录版本资料，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的不足，是20世纪上半叶四库版本目录研究方面的优秀作品。此外，他还参与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所撰的359篇《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内容详实，论断平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叶启勋（1900-1972），著名学者叶德辉之侄，字定侯，号拾经楼主人、更生居士等，湖南长沙人。藏书家、文献学家。著有《拾经楼书录》与《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并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撰写。从这几种论著来看，叶启勋在四库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成就。

　　一、纠正《四库提要》的错误

　　《四库提要》（又名《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清人编修《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深受学者称颂。余嘉锡说：“《提要》（引者注：指《四库提要》）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张舜徽也说：“权衡古今，斟酌轻重，只有清代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由纪昀负责写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可和《别录》相比。”西汉刘向的《别录》，是目录学名著。余嘉锡与张舜徽都将《四库提要》与《别录》相提并论，给予《四库提要》很高评价。《四库提要》的内容大体精审，但如此大部头的官修之书，不可能完美无瑕。《拾经楼书录》三卷，于1937年初次印行，是叶启勋的读书笔记。该书不是专门的四库学研究著作，对《四库提要》的舛误之处却多有纠正。

　　如，《四库提要》著录内府藏本《山海经》十八卷，《山海经提要》称：“晋郭璞注。卷首有刘秀（引者注：刘歆又名刘秀）校上奏，称为伯益所作……旧本所载刘秀奏中，称其书凡十八篇，与《汉志》（引者注：《汉志》即《汉书·艺文志》，系班固根据《七略》编写而成）称十三篇者不合。《七略》即秀所定，不应自相牴牾，疑其赝讬。然璞序已引其文，相传既久，今仍并录焉。”对此，叶启勋在明仿宋本《山海经十八卷》书录中指出，《山海经提要》“不知《山海经》本十三篇，刘秀校获逸文，得《大荒经》东、南、西、北四篇，《海内经》一篇，定为十八篇，同时奏进，故于总目下注云‘此《海内经》及《大荒经》本皆逸在外’，盖谓此五篇为十三篇外之逸文，并非自相牴牾也。乾隆四十八年镇洋毕制军校刊本，嘉庆十四年仪征阮文达刊郝懿行笺疏本，皆误‘逸’为‘进’，失其旨矣。然可知诸家所见均非善本，馆臣遂至疑此书为赝讬……其十三卷、十八卷之不同，则固无关要义也。”关于《山海经》的篇数，有十八篇与十三篇的不同说法，四库馆臣怀疑旧本所载的刘秀奏书是伪托之作。叶启勋根据明仿宋本《山海经》，得知该书原本十三篇，另有五篇逸文，十三篇与十八篇的说法并不矛盾，四库馆臣所用版本不佳，才会产生不必要的疑问。

　　《四库提要》著录浙江巡抚采进本《巽隐集》四卷，《巽隐集提要》说：“是集诗二卷，文二卷，为其曾孙山所编。宏治（引者注：即弘治）乙丑，桐乡知县莆田李廷梧序之。嘉靖初，南溪吴氏为刊板，西虞范氏又重刊之。岁久，皆散佚。此本乃万历乙丑桐乡知县濮阳棐得遗稿于其裔孙九泽，而属训导李诗校刊者也。”四库馆臣此种说法其实并不正确。据叶启勋在明嘉靖元年吴氏刊本《巽隐程先生集四卷》书录中的说法，明嘉靖元年吴氏刊本为程集最初刊本，“题‘赐进士嘉兴吴昂编辑’，前无弘治序，当非出自巽隐曾孙山编本可知。《提要》以神庙棐刻前有弘治序，称此集为巽隐曾孙山所编，以此本（引者注：指《巽隐程先生集》一书的版本）即从之出，当是未见此本（引者注：指明嘉靖元年吴氏刊本），为此臆度之辞。”四库馆臣说《巽隐程先生集》一书的南溪吴氏刊本与西虞范氏重刊本均已散佚，巽隐曾孙山所编之本为现存最早的版本。实际上，南溪吴氏刊本还存于世，四库馆臣的观点明显有误。

　　《四库提要》存目收录江苏巡抚采进本《苍润轩碑跋》一卷、《续跋》一卷，《苍润轩碑跋、续跋提要》说：“明盛时泰撰，时泰字仲交，上元人……善画水墨竹石，居近西冶城，家有小轩，文徵明题曰‘苍润’。盖以时泰画仿倪瓒，而沈周题倪画诗有‘笔踪要是存苍润’句也。”四库馆臣说盛时泰所著之书的名称是“苍润轩碑跋”，叶启勋在旧抄本（该抄本为长洲吴翌凤、盛湖顾贤庚、道州何绍基递藏，后为叶启勋所得）《玄牍纪一卷、续纪一卷、谢山田舍借书钞一卷》书录中则说：“《玄牍纪》一卷《续》一卷，明盛时泰撰，即《四库全书总目》存目著录之《苍润轩碑跋》也……此书前有时泰自序末题‘嘉靖丙辰十一月三日’，云‘点窜之以存，题曰《玄牍纪》，作《玄牍纪序》’，则《玄牍纪》之名，乃时泰嘉靖三十五年所自题也。后序称‘嘉靖戊午九月二十一日，雨中在苍润轩对酒信笔写，不减增一字’云，戊午为三十七年，则苍润轩之名在后矣。且其后序仍称《玄牍纪》而未改题，知‘苍润’为其轩名，其书名固应仍题《玄牍纪》。后人未绎其前后序文，因石田（引者注：沈周号‘石田’）之题句，遂并其书名而改之，失其本意矣。”叶启勋细心阅读盛时泰著作的前后序，知道“苍润”为其轩名，书名应为“玄牍纪”。《苍润轩碑跋、续跋提要》还说：“是纪所著碑版，于金陵六朝诸迹为多。率皆借观于人，非尽出所自藏。又多但据墨本，而不复详考原石。”并举出两例，得出盛时泰“于考证全疏矣”的结论。叶启勋则看到：“在明代著录金石家，其本末源流燦然明白者，终未能或之先也。且全书论列一百九十余条，而《提要》所指为疏于考证者仅二条，则千虑一失，不能因之遂废其全书矣。后《谢山田舍借书钞》一卷，据时泰自记，则其从何元朗四友斋借阅书时所撰。其成书亦在嘉靖三十五年，故附于后，此则四库馆臣所未见者也。”千虑一失，智者难免。叶启勋看问题显然比四库馆臣全面。盛时泰的《谢山田舍借书钞》一卷，四库馆臣未曾见到，而叶启勋予以著录，这也很有意义。

　　二、编纂《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  

　　《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是叶启勋四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20世纪上半叶四库版本目录研究方面的优秀作品。该书原已定稿与否不详，现存16篇，是20世纪30年代叶启勋在《图书馆学季刊》与《金陵学报》上陆续发表的。《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虽非全帙，但依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一）补充《四库全书》著录之书的版本目录资料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宣称：“诸书刊写之本不一，谨择其善本录之。”事实上，“《总目》（《四库全书总目》）于各篇标题之下，载某省某官采进本，或某省某家藏本，或内府藏本，或混称通行本，而多不详注其为何时何人所刊（写）。学者无由知其渊源，遽难信从，‘善本’云云，终归虚无。”四库馆臣未能谨择版本，《四库全书》著录之本自然很多并非善本。因而，《四库全书》著录之书的版本信息就有考明的必要，《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便做了这种工作。16篇《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既言版本，又列目录，共计补充419种书籍的目录版本资料，为学者们继续研究《四库全书》的目录版本提供很大方便。《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的具体做法是：首先，按照《四库全书》著录书籍的次序列出书名；其次，列出历代目录书著录此书的情况；最后，详列此书的各种版本。在罗列书名、目录、版本的过程中，注意补充相关信息，需要辨明之处则加以考证。

　　例如，经部一易类一，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十卷，《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在列出该书的书名与注疏之人后，举出《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万卷堂书目》《述古堂书目》《艺芸书舍宋元本书目》《经籍访古志》等27种著录此书的书目。接着便举出《周易正义》的各种版本。其中，刊本有宋淳化三年监本；宋刻十七行、行十七字，附释音本；明永乐甲申刊本；明万历十四年逮二十一年刻北监十三经注疏本；明毛晋汲古阁刻本；嘉庆二十一年江西南昌学刻十三经注疏本等14种。单疏本则有雍熙二年官椠本，旧钞本，影写东洋单疏本等3种。叶启勋不仅详列《周易正义》的诸多版本，还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证说明。如，刊本中的嘉庆二十一年江西南昌学刻十三经注疏本，叶启勋下按语道：“此仪征阮氏巡抚江西与僚属绅士捐资校刻，董其事者庐江胡稷，武宁卢旬宣（引者注：当作卢宣旬）也。以十行宋元旧本十一经及仪礼、尔雅单疏本为主，不欲臆改古书，即知宋版之误，但加圈于误字之旁而附校勘记于每卷之末。惜刊板时，原校诸人已散亡，刊者意在速成，不免小有舛误，故公子福撰《雷塘庵主记》，不以此书为尽善也。”通过这样的介绍，学者们对嘉庆二十一年江西南昌学刻十三经注疏本的质量就能有个整体的认识。单疏本中的旧钞本为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所记，影写东洋单疏本为缪荃孙《艺风堂藏书记》所载，杨守敬说旧钞本每半页八行，行二十一字；缪荃孙称影写东洋单疏本每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字。两种本子貌似没有关系，叶启勋则发现影写东洋单疏本“即从杨本（引者注：杨守敬《日本访书志》所录的旧钞本）影出，而行字各异，盖杨以大字计，缪或以小字计也。”片言居要，旧钞本与影写东洋单疏本的关系由此厘清。

　　（二）弥补《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的不足

　　清代学者邵懿辰（1810-1861）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二十卷，详于版本考证，是四库版本研究方面的优秀著作。缪荃孙说《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的命意“在分别本之存佚，与刻之善否。《四库》所储，有不应收而收者，有应收而不收者；有所收之本不及未收之本者，有所收据《大典》（《永乐大典》），而原本尚有旧刻、旧钞者；有无宋元旧刻，止有明刻为祖本者。明与本朝，先后几刻，有足有不足，有佳与不佳。而《四库》未收之本，后出之书，以类相从，夹注于后。”该书先有钞本传世，到1911年，邵懿辰之孙邵章根据胡念修钞清本校正付印，始定书名。胡钞本书眉有孙诒让、周星诒、黄绍箕、王颂蔚等人的注语，邵章一并列为“附录”，分条纳入《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各书注文之下。叶启勋《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后出，参考到了邵章刊刻的《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详考《四库全书》著录之书的版本目录资料，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弥补《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的一些不足。

　　第一、考论同一部古籍的不同版本，《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常常能列出《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不曾著录的重要版本，这对全面研究四库版本很有利。

　　如，南宋史浩《尚书讲义》二十卷，系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该书的版本不多，《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只说有永乐大典本与路有钞本。《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经部七书类一则举出该书5种版本，其中，文澜阁传钞本、艺海楼传钞阁本、精抄本（乾隆间所录），都是《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没有列出的。南宋朱熹《周易本义》十二卷，《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经部三易类三收录该书21种版本，其中，同治四年浙江书局刻本、同治七年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日本刊本等，《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都没有著录。《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既列目录，又记版本，所列版本有些《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都没有收入，其学术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介绍同一部古籍的同一版本，《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往往有具体的说明，可以补《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所未详。

　　如，唐代成伯玙《毛诗指说》一卷，《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与《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都注明有通志堂本，《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没有任何说明文字，《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则说：“家有藏本，后有乾道壬辰建安熊克跋，又有成德跋云：‘右《毛诗指说》四篇，一兴述，二解说，三传受，四文体，合为一卷，唐成伯玙撰。后有建安熊子复跋尾，盖乾道中尝刻于京口者，不可不广其传也’云云。可见此从乾道刊本出。”叶启勋家藏通志堂本《毛诗指说》，通过阅读题跋，最终得知通志堂本源于南宋乾道壬辰刊本。清代惠栋《易例》二卷，《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此书有指海本，但也未作其他说明。《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举出《易例》有指海本后，还论述该版本与借月山房汇钞本以及泽古斋丛钞本的关系：“嘉庆昭文张海鹏编刊，名借月山房汇抄。至道光元年，其板为上海陈璜购得，重编并补刊多种，更名泽古斋丛抄。未久，其残板又为金山钱熙祚购得，又补刊若干种，改题指海，道光二十六年印行，近均难见。”这些补充说明，可以使学者们知道更多的相关信息。

　　第三、《四库简明目录标注》错误之处，叶启勋在《四库全书目录板本考》中有所纠正。

　　如，东汉郑玄《箴膏盲》《起废疾》《发墨守》各一卷，《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称它们有汉魏丛书本，其实，“汉魏丛书内并无此书，（邵懿辰）盖涉嘉庆三年王谟辑刊汉魏遗书钞本误记。”南宋王应麟《诗考》一卷，系搜辑考订齐、鲁、韩三家诗说而成。《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在介绍与之相关的论著时说：“冯登训有《疏证》九卷，嘉庆间刊本。”实际上，“‘冯登训’三字讹误，此冯登府《三家诗异文疏证》六卷、《补遗》三卷，道光十年自刊，石经阁丛书本，又皇清经解本。（冯登府）又别有《三家诗异义遗说》二十卷，未刊。”叶启勋精于版本目录之学，匡正《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的不少错误，称得上是邵懿辰的诤友。

　　三、撰写《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继清人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之后，于1931年7月至1945年7月，“由我国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目录学、方志学、敦煌学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撰写的又一部十分重要的大型书目提要工具书，共收入古籍三万三千余种。”它规模庞大、搜罗繁富，在中国学术史、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修纂，“是中国知识分子劳动、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大的古籍整理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清查、研究、介绍中国民族古籍的作用，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财富。”据统计，参加《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撰稿工作的共有71人，叶启勋就是其中之一。

　　叶启勋写作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共有359篇，近20万字，涉及经史子集四部书籍。这些提要稿，内容充实，论断平允，对学者们了解有关书籍的基本情况具有很大参考价值，对学者们从事书籍提要的撰写工作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写作数百篇内容详实的书籍提要

　　从总体上来看，叶启勋写作的提要稿除了记述书名、卷数、作者生平等基本信息外，还特别重视以下内容的写作。

　　第一、重视书籍的版本信息。

　　叶启勋是版本学名家，对书籍的版本非常重视。他在撰写一部书的提要时，都会注明所采用的版本。如，南宋陈杰的《自堂存稿》十三卷，用的宋刊元明修补本；清代翁方纲的《海东金石文字记》四卷、《琐记》一卷，用的是手稿本，叶启勋均有注出。对那些少见的书籍，叶启勋还会详细介绍它的版本信息。如，南宋学者葛刚正的《重续千字文》二卷，传本不多，宋元以来官私书目均未著录。《重续千字文提要稿》在讲述此书的版本流传时说：“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载宋板《重续千字文》，云：世间绝无，并不知有是书，而篆书精妙，真奇书也。毛藏后尽归泰兴季振宜沧苇，而其《延令宋板书目》，未见著录此书，则宋板亡佚久矣。”宋板《重续千字文》既已亡佚，叶启勋便据明代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著录，此抄本“大题标篆书‘重续千字文’五字，次真书同，盖释标题篆书书名也。次篆书‘水云清隐丹阳葛刚正撰、并篆注’，次真书一行同，亦释上行篆书也。次本文，篆书四字句，一句一行，二行以下，真书释文二句，以下则注文也。全书真书，体兼欧、柳，字法劲秀。篆书玉筋文，整齐劲挺。在当时必倩工书者影摩，非傭书手笔也。收藏有洞庭席鉴玉照，道州何绍基子贞，湘潭叶启勋定侯等印。流传三百年之久，毫无破损，殆其精神刻苦，足以自传，故若有鬼神呵护其间者欤。聊城杨氏海源阁刊本，改篆书为真书，改‘重续’为‘三续’，并佚《自序》，失葛氏之旧矣。”经过这样的考叙，学者们对《重续千字文》的版本情况可以有一个具体的认识。

　　第二、注重学术源流的梳理。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是目录学的基本宗旨。叶启勋在编写提要时，就十分注意到相关学术源流的考论。如，清代李德淑《毛诗经句异文通诂》一书，以王应麟参取齐、鲁、韩三家异同，撰为《诗考》，既多遗漏，又未注明某篇某卷某字之音义若何，学者难于检寻。于是以毛诗为主，博采齐、鲁、韩三家之训诂，广搜字书之通释，以补其缺。叶启勋在写作此书的提要时，对齐、鲁、韩三家诗说的流传情况作了概述：“汉初传诗者四家，而韩、鲁、齐最先，三家并立学官。迨后，毛传行而遂微。《隋书·经籍志》称，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惟韩诗独存。宋修《太平御览》，多引韩诗，《崇文总目》亦著录，刘安世、晁说之尚时时述其遗说。而南渡儒者，始不复论及，知亡于政和、建炎间。自郑樵以后，说诗者务持新义以掊击汉儒，于是三家之遗文，遂散佚不可复问。朱子尝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欲写出而不果，此应麟所以有《诗考》之作也。顾创始难工，挂漏在所不免，又复增缀逸诗篇目，杂采诸子依托之说，亦颇少持择。”以上叙述，叶启勋既交待三家诗说各自的散佚时间，又介绍后人辑佚工作的得失，李德淑《毛诗经句异文通诂》一书撰写的必要性也由此凸显。

　　第三、注意在比较中彰显著作的价值。

　　叶启勋撰写提要，经常用到比较的方法。以《金陵杂咏提要稿》为例，《金陵杂咏》是清代王友亮所撰，叶启勋在简要叙述王友亮的基本信息与此书的内容体例后，评论道：“曾极《百咏金陵》，则以南渡君臣之无意中原，孤怀独抱，托歌咏以寓意，故词旨悲壮，多磊落激昂之音。友亮其乾嘉文治昌明之时，涵濡雅化，歌咏太平，全以模山范水为工，无国家兴亡之感，措词修洁，新警有韵，尚不失为雅音。且金陵为六朝都会，继以南唐、有明，俱称繁盛，虽迭更兵燹，层楼閟殿，年为酒肆僧寮，而王侯将相，才士美人，荒塚残碑，历历可数，国朝文人学士，登临凭吊，颇不乏人。然如蒋士铨、袁枚所咏，不过数篇，无关考证。友亮此作，较为详赡，不论其诗之工不工，自孙吴以来金陵典故，藉此可以得其梗概。后陈文述《秣陵集》一书，盖即踵此书而增益之也。虽文述才思横溢，锦绣纷披胜友亮，而友亮采掇名目，胪叙大凡，其于地志考据，要不为无助。故文述亦称引之，开创者为其难，踵事者为其易，亦势所必然者也。”这段文字，可以说全是比较。开头是与《百咏金陵》的比较，指出《金陵杂咏》无国家兴亡之感；接着是与蒋士铨、袁枚等人相关诗作的比较，说明王友亮《金陵杂咏》的内容较为详赡；最后是与陈文述《秣陵集》一书的对比，说明《金陵杂咏》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凭着这些比较，读者对《金陵杂咏》一书可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二）客观评价书籍的是非得失

　　撰写书籍提要，除了写作内容尽量详实外，公正地评价书籍的是非得失也很重要。就整体而言，叶启勋做到了这两点。他所撰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重视书籍的版本信息、注重学术源流的梳理、注意在比较中彰显著作的价值，内容较为充实。至于论断的公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着眼整体，对书籍的内容“取其长而去其短”。

　　叶启勋是叶德辉之侄，在写作叶德辉著作的提要时，对叶德辉称赞有加。如，《仪礼郑注正字考提要稿》称叶德辉“开湖南考据学之先河，可谓有功士林矣”；《观古堂文稿提要稿》说叶德辉“长于考据、文辞”，为“一代巨儒”。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叶启勋对叶德辉并不是一味地赞扬，对叶德辉著作中的不足之处也能毫不隐讳地指出。即以《仪礼郑注正字考》为例，“是书大旨以绎郑玄注文，博考而研究之。遍采经传周秦诸子，司马、班、范两汉儒书，比傅经文，存其旧谊，为之互证，不事繁征。”叶启勋在列举该书论断精审的几个例子后，认为泾县胡承珙的《仪礼古今文疏证》不专攻郑注，金坛段玉裁仅成《士相见礼》一卷，篇帙寥寥，“似难与之抗手矣”，充分肯定《仪礼郑注正字考》一书的价值。当然，此书也有不完善之处：“‘燕礼，主人盥洗升，媵觚于宾，注：媵，送也，今文媵皆为腾’。谓自媵行，而亻灷、□俱废。于‘媵皆为腾’之义，解释不明。案：大射礼，媵觚于宾，注：媵，送也，古文媵皆作腾。公食大夫礼，众人腾羞者，注，腾皆作媵，媵送也。《易》咸卦，滕，口说也。《释文》虞作媵，疏引郑康成云，字作媵，媵，通也。《诗·小雅》，百川沸腾，《玉篇》引作沸滕。《文选》傅武仲《舞赋》，腾觚爵之斟酌兮，李善注引《仪礼》曰，腾觚于宾，又曰，小臣请媵爵，郑玄曰今文媵皆作腾，武仲汉人，据今文也。是媵、腾、滕，古皆假借通用，由于三代以前字少，故有由一字而假借为无数字之用者。两汉以后字多，诸经初由经师口授，而后著于竹帛，故声同而字不同，遂又有由无数字而假借为一字之用者……然此特千虑一失，学者取长而去其短，斯善矣。”叶德辉于“媵皆为腾”之义解释不明，叶启勋征引群书对此作出详细说明。叶启勋既看到《仪礼郑注正字考》的价值，又指出它的不足，主张对该书的内容“取其长而去其短”，这种见解是很全面的。

　　众所周知，世界上很难有完美无缺的著作。古人著书，不能无误，后人读前人之书，贵能平心静气，择善而从，不当以一短而掩其大体。叶启勋“取其长而去其短”的思想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实事求是，摒除汉宋门户之见。

　　叶启勋没有汉宋门户偏见，在写作书籍提要时，能够做到客观公正。那些有门户之见的作者遭到他的批评。如，清代学者孙星衍有《祠堂书目》内编四卷、外编三卷，该书为其藏书总目，分部十二略，曰经学，曰小学，曰诸子，曰天文，曰地理，曰医律，曰史学，曰金石，曰类书，曰词赋，曰书画，曰说部。其部类书籍具有一定创新之处，叶启勋称其“体例精审，盖通汉略（《汉书·艺文志》《七略》）、隋志（《隋书·经籍志》）之邮，变崇文（《崇文总目》）、文渊（《文渊阁书目》）之例，体近著述，不能仅以书目视之也。”但是，该书有明显的门户之见，又受到叶启勋的斥责：“（《祠堂书目》）以宋学诸经，列之外编，殆有彼哉之意乎。盖国朝（清朝）汉宋相争，坚持畛域，有徐乾学、纳兰性德之崇朱子，而又有纪昀、戴震之攻朱子。有江藩之《汉学师承记》，而后有方植之之《汉学商兑》，党同伐异，无复是非之公。星衍此编，本叙述渊源，以教家塾，门户之见不化，毋怪其然矣。”

　　那些摒除门户之见、实事求是地从事学术研究的作者则受到叶启勋的赞扬。如，清代学者萧寅显，其治学本以宋儒为宗，而所著《易象阐微》五卷、《大易图解》一卷，能够汉宋兼采。《易象阐微、大易图解提要稿》称：“寅显为学，一以宋儒为宗，而是书则自汉以下讲易诸家，皆详讨而研究之，融会群言，撷取精要，间不条列姓名，亦不驳辨得失，而随文诠释，简括宏深，大旨以切于实用为本。”“寅显是书，于汉宋之义，不为苟异，亦不为苟同，殆其反覆潜研，殊有心得，非竟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持门户之见也。”萧寅显治易不分汉宋，唯求其是，因而受到叶启勋的推许。

　　叶启勋在《经学通诰提要稿》中称：“夫康、雍以来，考证辑佚之学，实滥觞于宋末王应麟一人。应麟为朱熹再传，是今之汉学，皆来熹学也。戴震、纪昀、江藩诸人，反操入室之戈，是岂饮水思源之义，且近代经学大师，炎武及吴中三惠外，必推婺源江永，江之学亦出朱熹，其实事求是，更先于乾嘉诸儒。纪昀纂修《四库全书》，于江所著各书，推许备至，何独于宋学，一概末杀，时有微词，此亦好为门户之见也。”叶启勋以版本目录学名家，长于考据，但他对宋学没有偏见。他反对一概抹杀宋学，明确指出汉学源于宋代朱子之学，以此破除门户之见。秉此宗旨撰写书籍提要，自然能够做到客观公正。

　　叶启勋潜研版本目录之学，傅增湘称赞他能“衍其世父（引者注：指叶德辉）之绪业，且骎骎光显而昌大之。”然而，重视叶德辉学术思想的学者很多，关注叶启勋的学者则不多见。2016年，尧育飞写有《不该被遗忘的湖南藏书家》一文，提醒学术界不要遗忘叶启勋这位湖南近现代藏书大家。的确，叶启勋既是藏书家，又是文献学家，本不应被淡忘。就四库学研究方面来看，他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便已值得学术界珍视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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