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洛阳宫禁军制度的变迁
02-13 次遇见摘要:东汉的宫中宿卫由少府、卫尉和光禄勋分掌。进入魏晋后, 少府的许多职掌归于光禄勋, 原由光禄勋负责的殿中宿卫和由卫尉负责的宫中宿卫, 逐步改由新的“中军”系统承担。魏晋的“中军”又分“殿中兵”和“宫中兵”两部分。曹魏的殿中兵有虎贲、羽林、冗从、常从、武卫、领军、中坚、中垒、骁骑、游击等营。西晋的殿中兵除虎贲、羽林、冗从、常从等营外, 还有二卫所领三部司马、熊渠、佽飞、五部督等营。曹魏的宫中兵主要有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营和左军将军营, 西晋增设右军、前军、后军将军营及翊军校尉营。
关键词:洛阳宫;中军;殿中兵;宫中兵;二卫
和东汉相比,魏晋的宫中禁军制度有很大变化。学人对此已有相当全面深入的研究,但仍有进一步挖掘和解释的空间。东汉的宫中宿卫,由少府、卫尉和光禄勋等分掌。进入魏晋后,少府的许多职掌归于光禄勋,原由光禄勋负责的殿中宿卫和由卫尉负责的宫中宿卫,逐步改由新的 “中军”系统承担。学人对这一变化的意义似未充分留意。魏晋的“中军”又分“殿中兵”和 “宫中兵”两部分。《晋书》卷四〇《杨骏传》载惠帝 “遣使奉诏废骏……东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随其后以讨骏……寻而殿中兵出,烧骏府”。司马繇所率“殿中四百人”就是“殿中兵”。同书卷五九《赵王伦传》载将军王舆率兵入宫后,“敕宫中兵各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宫中兵”是宿卫宫中的兵。三部司马则属于 “殿中兵”,“为应于内”就是响应王舆于殿中。前人研究这一问题,因对 “宫中”“殿中”“禁中”等概念认识模糊,只能笼统地视宫中禁军为“中军”。本文基于对魏晋洛阳宫内部格局的最新研究,重新审视相关史料并详加考证,尝试对宫内禁军制度及其变迁做出更具体的描述。不当之处,尚望指正。
(一) 少府和光禄勋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载: “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准、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 与 《续汉书·百官志》所载东汉之制相较,“中左右三尚方”当由原 “尚方”发展而来。“中黄左右藏”“邺中黄左右藏”当由原 “中藏府”发展而来。二者原皆属少府。平准令原属大司农。左校原属将作大匠。显然,魏晋少府所掌已非宫中事务,而是各种工程、作坊等。《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朗传附王肃》载明帝青龙年间,“以常侍领秘书监”。当时秘书省属少府,《太平御览》卷二三三引王肃 《论秘书不应属少府表》曰: “今欲使臣编名于驺隶,言事于外府,不亦隳朝章而辱国典乎! ”王肃称少府为“外府”,其寺应在宫外。《三国志》卷二三 《魏书·常林传》: “文帝践阼,迁少府。”注引《魏略》曰: “少府寺与鸿胪对门。”大鸿胪掌管外交和园林,其寺肯定在宫外。《资治通鉴》卷八一 “晋武帝太康三年十二月”条载齐王攸之国,侍中王济、甄德反对,武帝怒,“出济为国子祭酒,德为大鸿胪”。胡三省注曰: “自侍中出为外朝官。”其说是。少府寺与鸿胪寺对门,是其寺在宫外的旁证。
《晋书》卷二四 《职官志》又载: “光禄勋,统武贲中郎将、羽林郎将、冗从仆射、羽林左监、五官左右中郎将、东园匠、太官、御府、守宫、黄门、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这条材料提供了重要信息,但不准确。今略做考证如下:
首先,武贲中郎将、羽林郎将、羽林左监、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都是光禄勋原有部署。《续汉书·百官志二》“光禄勋”条载: “职属光禄者,自五官将至羽林右监,凡七署。”“七署”包括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左监、羽林右监。两相对比,《晋志》无羽林右监,羽林中郎将作 “羽林郎将”。《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羽林监”条曰: “汉……宣帝令中郎将、骑都尉监羽林,谓之羽林中郎将。汉东京又置羽林左监、羽林右监,至魏世不改。晋罢羽林中郎将,又省一监,置一监而已。”今案《晋书》纪传,不见任“羽林中郎将”或 “羽林郎将”者,《晋书·舆服志》所载 “中朝大驾卤簿”亦无此职。疑《职官志》言晋有 “羽林郎将”不确,而《宋志》所言 “晋罢羽林中郎将”较可信。又魏晋 “羽林左监”见诸史传。如《三国志》卷九 《魏书·曹真传》注引《魏略》曰: “桓范……延康中,为羽林左监……明帝时为中领军、尚书。” 曹丕即魏王位,改年号为延康,同年称帝,又改年号为黄初。从上文语气看,桓范在曹丕称帝后应仍为羽林左监。《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太康六年……羽林左监北海王宫上疏。” 是西晋仍有左监。“羽林右监”仅一见。《晋书》卷七五 《荀崧传》: “父頵,羽林右监……泰始中,诏以崧代兄袭父爵。”《三国志》卷一〇《魏书·荀彧传》注引 《荀氏家传》曰: “頵字温伯,为羽林右监,早卒。” 此例似在魏末晋初。《晋书》卷四〇贾充传》载,“武帝践阼”初,帝舅王虔为 “羽林监”,不言左右。根据这些材料,晋初似仍有羽林左、右监,后废右监,仅置左监,或称羽林监。《晋志》无羽林右监和《宋志》 “晋……省一监”之说大致可信。这样一来,“七署”变成了五官、左、右、虎贲、羽林五署。及至泰始九年(273) 七月,又 “罢五官、左、右中郎将”,此后也的确不见有人任此三职。于是,五署只剩了虎贲、羽林二署。
其次,冗从仆射、东园匠、太官、御府、守宫、黄门、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东汉时皆属少府。据 《续汉书·百官志三》“少府”条本注,中黄门冗从仆射、御府令、黄门令、掖庭令、暴室丞皆用 “宦者”,太官令、守宫令本注不言 “宦者”,应由士人担任。“少府”条末本注又曰: “章、和以下,中官稍广,加尝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别作监,皆六百石,宦者为之,转为兼副,或省,故录本官。”是少府下属机构除 “本官”外,又逐渐增置了六百石的尝药、太官、御者、钩盾、尚方、考工、别作 “监”,也由 “宦者”担任。《后汉书》卷七 《桓帝纪》载永寿二年 (156) 六月,“初以小黄门为守宫令”。小黄门皆为宦者。这条记录意味着守宫令此后也改用宦者。同书卷八《灵帝纪》载熹平四年( 175) 十月,“改平准为中准,使宦者为令,列于内署。自是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平准令原属大司农,用士人,改为中准令后当属少府,也用宦者。所谓 “诸署悉以阉人为丞、令”,当指上述少府各机构原由士人担任的 “本官”都改用宦者了。灵帝死后,何进、袁绍谋诛宦官,打算 “选三署郎入守宦官庐”,并令虎贲中郎将袁术 “选温厚虎贲二百人,当入禁中,代持兵黄门陛守门户”。后来,宦官被诛,献帝即位,果然用郎官取代了宦官。《后汉书》卷九 《献帝纪》: “赐公卿以下至黄门侍郎家一人为郎,以补宦官所领诸署。”《续汉书·百官志三》“黄门侍郎条”注引 《献帝起居注》载此事曰: “诛黄门后……诸奄人官,悉以议郎、郎中称,秩如故。”既以郎官接替 “宦官所领诸署”,且仍 “以议郎、郎中称”,这些机构由少府转属光禄勋便是顺理成章的。
魏晋继承了上述变化,负责宫中事务的各机构仍属光禄勋。但 “三署郎入守宦官庐”的做法并未延续下来。《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载延康元年 (220) ,曹丕下令: “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所谓 “不得过诸署令”,意味着宦者仍可在宫中任职,且最高可至诸署之令。其中最重要的职位是黄门令。东汉黄门令掌皇帝所居之 “省”,魏晋当同。案《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附曹爽》载魏明帝临终召见司马懿时,有 “黄门令董箕”在场; 司马懿奏曹爽之罪,有 “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专共交关,看察至尊”一条; 张当还曾 “私以所择才人张、何等与爽”。《晋书》卷四《惠帝纪》载惠帝自邺城返洛阳,“仓卒上下无赍,侍中、黄门被囊中赍私钱三千,诏贷用”,又 “御中黄门布被”。后张方 “劫帝幸长安……左右中黄门鼓吹十二人步从”。同书卷五九《赵王伦传》载伦称帝不久兵败退位,“黄门将伦自华林东门出……还汶阳里第”。是魏晋皇帝身边仍有 “黄门”之官。《晋书》卷六〇《牵秀传》载成都王颖身边有 “黄门孟玖”,同书卷五四《陆机传》称之为 “宦人孟玖”。王国 “黄门”用宦者,皇帝宫中当同。《三国志》卷九 《魏书·夏侯尚传附夏侯玄》载中书令李丰谋诛司马师,“密语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铄等皆许以从命”。黄门监是宦者,永宁署令掌太后宫,肯定也是宦者,故事后朝廷给李丰定下的罪名有 “交关阉竖,授以奸计”一条。又《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注引《魏书》载司马师废齐王曹芳之事,称曹芳“耽淫内宠”,“日游后园”,“延小优郭怀、袁信等于建始、芙蓉殿前裸袒游戏,使与保林、女尚等为乱,亲将后宫瞻观”。清商令令狐景、清商丞庞熙谏之。曹芳怒,以弹弹之,“不避首目”。“景、熙等畏恐,不敢复止,更共谄媚”。清商署掌乐舞,多有女性,故曹芳“见九亲妇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清商令、丞掌管这样的机构,皇帝在“后园”游戏时又随从在旁,应当也是宦者。魏晋华林园、掖庭、暴室等令,史传未见其例,但所掌既为后园、嫔妃、宫女之事,其令、丞等官当亦为宦者。
东汉有三署郎“宿卫诸殿门”,又有虎贲郎、羽林郎“侍从”“陛戟”,构成“殿中”区域的宿卫力量。及至魏晋,三署郎不再宿卫殿门,中郎、郎中近乎散官,主要用作士人起家之选。故《宋书》卷三九《百官志上》曰“魏晋以来……无复三署郎”,但光禄勋仍掌殿门,“(尚书、御史)二台奏劾,则符光禄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身不得入殿省,光禄主殿门故也”。殿门须案“籍”出入。魏晋此事仍属光禄勋,可能由“门吏仆射”等具体掌管。虎贲、羽林则仍在“殿中”侍从、陛戟。如魏文帝时,大将张辽“屯雍丘,得疾。帝遣……太医视疾,虎贲问消息,道路相属”。明帝时,中山王衮“得疾病,诏遣太医视疾,殿中虎贲赍手诏、赐珍膳相属”。遣虎贲探问大臣病情,是因其在皇帝身边侍从。又如魏明帝时,太尉锺繇、司徒华歆年高有疾,“朝见皆使载舆车,虎贲舁上殿就坐”。令虎贲舁老臣上殿,当是因其在殿前陛戟。西晋殿中仍有虎贲宿卫。如武帝崩,外戚杨骏辅政,“居太极殿……以武贲百人自卫”。
东汉“中黄门冗从”宿卫“禁中”,由“冗从仆射”统领,皆用宦者。魏晋改用士人。《三国志》卷二五《魏书·辛毗传》有“冗从仆射毕轨”。此人乃曹魏名士,曾任并州刺史、司隶校尉等职。《晋书》卷四四《华表传附子廙》:“泰始初,迁冗从仆射。”此人乃西晋名士,历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中书监、尚书令等职。西晋宗室也常任此职。如《晋书》卷三七《彭城穆王权传》:“初袭封,拜冗从仆射。”《新蔡武哀王腾传》:“少拜冗从仆射,封东嬴公。”《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玄传》载李丰为拉拢黄门监苏铄、永宁署令乐敦、冗从仆射刘贤等参与推翻司马师的政变,对他们说:“卿诸人居内,多有不法,大将军严毅,累以为言,张当可以为诫。”铄等遂“许以从命”。冗从仆射既同黄门监、永宁署令一样“居内”,说明冗从仍掌“禁中”宿卫。《晋书》卷二《文帝纪》载高贵乡公讨司马昭事曰:“夜,使冗从仆射李昭等发甲于陵云台。”陵云台在北宫,属“禁中”区域。冗从仆射能夜至陵云台,当是因其在“禁中”宿直。
《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载虎贲中郎将、冗从仆射、羽林监,“江右领营兵,江左无复营兵”。这意味着曹魏、西晋之虎贲、羽林、冗从诸将皆有“营兵”,是殿中和禁中的宿卫力量。《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尉(殿)中武贲、持鈒冗从、羽林司马、常从,人数各有差。”殿中虎贲、羽林司马,应即虎贲中郎将、羽林监所领。持鈒冗从,《晋书》卷二六《食货志》作“持鈒冗从武贲”,又有“殿中冗从武贲”,应为冗从仆射所领。盖魏晋“冗从”划归光禄勋后也称“虎贲”,是名目繁多的各种“虎贲”中的一部分。“常从”亦见于史传。《三国志》卷一八《魏书·许褚传》:“时常从士徐他等谋为逆,以褚常侍左右,惮之不敢发。”是曹操身边宿卫军已有“常从士”。《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殿中诸将“谋废贾后”,其中有“常从督许超”。同书卷九八《王敦传》有“常从督冉曾、公乘雄”。知“常从督”亦为殿中宿卫官名,是统领常从士的将领。
(二) 曹魏新置的殿中宿卫军
除光禄勋所统虎贲、羽林、冗从、常从外,曹魏还增置了虎豹骑、武卫、领军、中坚、中垒、骁骑、游击等殿中宿卫军。
“虎豹骑”曾是曹操身边最亲近的宿卫兵。《三国志》卷九《魏书·曹仁传附曹纯》:“初以议郎参司空军事,督虎豹骑从围南皮。袁谭出战……纯麾下骑斩谭首。及北征三郡,纯部骑获单于蹋顿。”注引《魏书》曰:“纯所督虎豹骑,皆天下骁锐,或从百人将补之,太祖难其帅。纯以选为督,抚循甚得人心。及卒,有司白选代,太祖曰:‘纯之比,何可复得!吾独不中督邪?’遂不选。”按:曹操攻袁谭于南皮,是建安十年(205)正月事。自此至建安十五年(210),曹纯督虎豹骑。纯死后,曹操自督。其后,又有曹真、曹休曾统领虎豹骑。《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太祖壮其鸷勇,使将虎豹骑。讨灵丘贼,拔之,封灵寿亭侯。以偏将军将兵击刘备别将于下辩,破之,拜中坚将军。”《曹休传》:“常从征伐,使领虎豹骑宿卫。刘备遣将吴兰屯下辩,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为骑都尉,参洪军事。”案:曹洪征吴兰于下辩,在建安二十二年(217)末。曹真、曹休统领虎豹骑都在此前。此后虎豹骑便不见了踪影。如此亲近的宿卫力量不大可能被裁撤,改变名称并继续充当宿卫军的可能性较大。
武卫营最初也是曹操身边的宿卫军。《三国志》卷一八《魏书·许褚传》载:许褚是谯国谯人,曹操的同乡,“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其中多有“侠客”“剑客”。褚“以众归太祖……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褚后因战功累迁校尉、武卫中郎将,“武卫之号自此始也”。又迁中坚将军。魏文帝时,“迁武卫将军,都督中军宿卫禁兵”。武卫营在曹操时“常侍左右”,文帝即位后成为殿中宿卫军。营中将士得升迁者甚多。许褚迁至武卫将军,“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太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许褚从都尉到将军,长期担任武卫营统帅。“虎士”拜将军、都尉、校尉者可能也仍在武卫营中。曹丕称帝后,武卫营宿卫殿中,营中兵士似乎都成了“虎贲”。《三国志》卷一七《魏书·张郃传》:诸葛亮率蜀军攻陈仓,明帝命郃领兵拒之,并“分遣武卫虎贲使卫郃”。所谓“武卫虎贲”当指武卫营虎贲。《许褚传》又载:“褚兄定,亦以军功为振威将军,都督徼道虎贲。”徼道就是“徼巡之道”。许定肯定是和许褚一起归曹操的,应和其他“虎士”一样,也在武卫营中。所督“徼道虎贲”可能是武卫营中负责殿中徼巡的虎贲。许褚死于明帝时,曹爽兄弟继任其职。《三国志》卷九《魏书·曹真传附曹爽》:“明帝在东宫,甚亲爱之。及即位……转武卫将军。”曹芳即位,爽辅政,弟“训武卫将军”。曹训于正始十年(249)高平陵事变中被诛。其后有“安寿亭侯演”、荀顗先后任武卫将军,但武卫营的重要性显然有所下降。晋初仍有武卫营。《晋书》卷三《武帝纪》载泰始三年(267)三月,“罢武卫将军官”。武卫营建制当同时取消。此后,唯见赵王伦篡位时孙髦“为武卫将军,领太子詹事”。故《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称:“武卫将军……晋氏不常置。”
领军营,其将领初称“领军”,后改“中领军”。《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惇传附韩浩》:“沛国史涣与浩俱以忠勇显,浩至中护军,涣至中领军,皆掌禁兵。”注引《魏书》曰:“韩浩……迁护军。太祖欲讨柳城,领军史涣以为道远深入,非完计也,欲与浩共谏。浩曰:‘……吾与君为中军主,不宜沮众。’遂从破柳城。改其官为中护军,置长史、司马……史涣……转拜中领军。”曹操“讨柳城”在建安十二年(207)。时韩浩任护军,史涣任领军。此役之后,曹操改护军为中护军,改领军为中领军,仍由韩浩、史涣担任。其后,曹真、曹休又先后任中领军。据二人本传及《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218)九月,曹操率军“至长安”。曹真“从至长安,领中领军”。二十四年(219)三月,曹操“自长安出斜谷……至阳平”击刘备,曹真“为征蜀护军”,率众“破刘备别将高详于阳平”。五月,曹操“引军还长安”后,曹休拜“中领军”。“文帝即王位”,曹休又“为领军将军”。其后,该职有时领军”,有时称“中领军”。《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解释二者区别曰:“资重者为领军”,“资轻者为中领军”。
《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魏、晋江右,领、护各领营兵。江左以来,领军不复别置营。”是曹魏、西晋之中领军或领军皆有“营兵”。《晋书》卷五九《楚王玮传》载“武帝崩,入为卫将军,领北军中候”,奉惠帝诏废黜汝南王司马亮和太保卫瓘,“遂勒本军,复矫诏召三十六军”,“收亮、瓘,杀之”。卫将军是将军号,“虽有名号,而无职司”。故司马玮的“本军”应是北军中候之营兵。《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魏始置领军……晋武帝初省,使中军将军羊祜统二卫、前、后、左、右、骁骑七军营兵。即领军之任也。祜迁罢,复置北军中候。”《晋志》亦有此文,但“骁骑”误为“骁尉”,且无“祜迁罢,复置北军中候”一句。而《宋志》的记载也不准确。案《晋书》卷三四《羊祜传》:“迁中领军,悉统宿卫,入直殿中,执兵之要,事兼内外。武帝受禅,以佐命之勋,进号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卷三七《宗室义阳王望传》:“征拜卫将军,领中领军,典禁兵。寻加骠骑将军、开府。顷之,代何曾为司徒。”卷二〇《礼志中》有“太宰司马孚、太傅郑冲、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领中领军司马望……中军将军羊祜等奏”。据同书卷三《武帝纪》,司马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都在晋武帝即位后。由此可知,晋初并未“省”领军之职,而是并置中领军和中军将军,分统宿卫军。至泰始四年(268)二月,“罢中军将军,置北军中候官”;七年(271)十二月,“罢中领军,并北军中候”,遂将二者合而为一。故楚王玮所任北军中候已经取代了中领军,其“本军”当即领军之营兵。事后,惠帝称“楚王矫诏”,“遣谒者诏玮还营,执之于武贲署”。据此,领军营似在虎贲署。盖领军之营兵自进入皇宫后也被编入“虎贲”系列。《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上》:“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灾西閤楚王所止坊……其后楚王承窃发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灾其坊,又天意乎。”文中之“西閤”应指出入禁中的西上閤。“楚王所止坊”应即领军宿值之所,在其附近。
中坚、中垒二营都是曹魏殿中宿卫军。《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嘉平六年注引《魏书》载“群臣共为奏永宁宫”,其中有“中坚将军平原侯臣德、中垒将军昌武亭侯臣廙”,列于武卫将军和屯骑校尉之间。《晋书》卷一《武帝纪》载正始六年(245)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帝(司马懿)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是中坚、中垒二将军皆有营兵。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说:“领军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等三营。”《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也说:“魏始置领军,主五校、中垒、武卫三营。”后世史家皆沿此说。然而“五校”即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五校尉各有“营兵”,通称“五营校尉”,又简称“五营”。在此语境下,将五校与中垒、武卫合称“三营”便不合情理。《宋书·百官志下》称:领军将军“掌内军”,即宫中宿卫军。曹爽毁中垒、中坚营,将其并入领军营,表明中坚营此前和中垒营一样,也是领军所掌“内军”。笔者怀疑《晋》《宋》二《志》的这条记载可能都来自臧荣绪《晋书》,但脱了“中坚”二字,领军所主应是“五校”和中坚、中垒、武卫“三营”。司马氏消灭曹爽集团后,恢复了中坚、中垒二营,故嘉平六年(254)上奏永宁宫大臣名单中有此二职,甘露五年(260)司马炎也曾任中垒将军。但西晋一朝,只见孙弼、孙辅曾于赵王伦篡位时先后任中坚将军,晋末裴廓曾任“中垒将军”,愍帝时南阳王保曾荐张茂为中垒将军。由此看来,西晋的中坚、中垒二职,也和武卫将军一样,“不常置”。《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载:“骁骑将军、游击将军……魏置为中军。”《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载“骁骑将军……魏世置为内军,有营兵”、“游击……魏、晋逮于江左初,犹领营兵……后省”。曹魏骁骑、游击将军常在皇帝身边侍从,是亲近之职。《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载青龙元年(233)六月,鲜卑寇边,“遣骁骑将军秦朗将中军讨之”。注引《魏略》曰:“明帝即位,授以内官,为骁骑将军、给事中,每车驾出入,朗常随从。”同书卷五《武宣卞皇后传》载卞兰“为奉车都尉、游击将军,加散骑常侍”。注引《魏略》曰:“明帝时,兰见外有二难,而帝留意于宫室,常因侍从,数切谏。”西晋的骁骑将军和游击将军仍为中军将领。《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命中武贲,骁骑、游击各领之。”既领虎贲,当宿卫殿中。案“命中”之意为善骑射。《晋书》卷四〇《杨骏传附杨济》:“久典兵马,所从四百余人皆秦中壮士,射则命中。”卷七四《桓彝传》:“石秀……善骑射,发则命中。”《晋书》卷二六《食货志》所载户调式有“命中武贲武骑”一职。参考其上文之“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当作“命中武骑武贲”。同书卷二五《舆服志》所载“中朝大驾卤簿”有“骑队,五在左,五在右,队各五十匹,命中督二人分领左右”。是命中虎贲为骑兵,正合骁骑、游击之号。
(三) 西晋二卫所领殿中宿卫军
二卫是西晋新置且最重要的殿中宿卫军。关于其来源,中华书局校点本《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曰:“左、右卫将军,案文帝初置中卫及卫,武帝受命,分为左、右卫。”校勘记曰:“各本‘及’下无‘卫’字,宋本有。《通典》二八云:‘初有卫将军,魏末晋文王又置中卫将军。’《司马望传》于武帝即位前拜卫将军,《魏志庞德传》,庞会为中卫将军,足证文帝时有中卫及卫两将军。故从宋本。”然而将中卫及卫“分”为左右卫,文法不通。今按《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二卫将军掌宿卫营兵。二汉、魏不置。晋文帝为相国,相国府置中卫将军,武帝初,分中卫置左右卫将军。”此文明言“分中卫”置二卫,与卫将军无关。《通典》卷二八《职官十》:“初有卫将军。魏末晋文王又置中卫将军。武帝受禅,分中卫为左右卫将军。”亦与《宋志》同。校勘者似未留意这些信息。又《晋书》卷二《文帝纪》载咸熙二年(265)五月,“晋国置……卫将军官。”卷三七《司马孚传附司马望》:“征拜卫将军,领中领军,典禁兵。寻加骠骑将军、开府。顷之,代何曾为司徒。”《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甘露元年七月己卯,“卫将军胡遵薨”。咸熙元年(264)八月癸卯,“以卫将军司马望为骠骑将军”。根据这些记载,司马望“拜卫将军”在甘露元年(256)七月胡遵薨后,至咸熙元年八月“加骠骑将军”止。此时晋国尚无卫将军一职,故司马望所任卫将军是魏官而非晋官。据《晋书·文帝纪》,晋国卫将军置于咸熙二年五月,同年九月,“以魏司徒何曾为丞相,镇南将军王沉为御史大夫,中护军贾充为卫将军,议郎裴秀为尚书令”。《三国志》卷四《魏书·三少帝纪》载此事作“司徒何曾为晋丞相”。何曾既由“魏司徒”改任“晋丞相”,王沉、贾充、裴秀当亦由魏官改任晋官。故贾充应是由魏中护军改任晋卫将军。《晋书》卷三《武帝纪》载泰始元年(265)十二月,“卫将军贾充为车骑将军”。可见西晋的卫将军与车骑将军一样,也是将军号,与统领宿卫军的中卫将军不同。因此,宋本《晋志》“及”下“卫”字应为衍文,二卫的前身应是中卫。
关于二卫所领营兵,《晋志》有如下一段文字:
二卫始置前驱、由基、强弩为三部司马,各置督、史。左卫,熊渠武贲;右卫,佽飞武贲。二卫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贲,骁骑、游击各领之。又置武贲、羽林、上骑、异力四部,并命中为五督。其卫镇四军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将军、中郎、校尉、司马比骁骑。持椎斧武贲,分属二卫。尉(殿)中武贲、持鈒冗从、羽林司马、常从,人数各有差。
此文不见于《宋志》,保留了珍贵信息,但正如何兹全所说,“文句文理多不可解,恐系文字有脱误及错窜所至”。今按:“其卫镇四军如五校,各置千人”一句,与二卫无关,可暂剔出。“殿中虎贲、持鈒冗从、羽林司马”,如前述,可能是光禄勋所属虎贲中郎将、羽林监、冗从仆射之营兵,“常从”列于其后,当亦属光禄勋,也可剔出。其余内容可分为四部分:一为“三部司马”,二为直属二卫之“虎贲”,三为“五部督”,四为“殿中将军、中郎、校尉、司马”。
“三部司马”是西晋殿中最重要的宿卫兵。《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晋武帝时,殿内宿卫,号曰三部司马。”《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西晋“户调式”有“前驱、由基、强弩司马”。卷四〇《杨骏传》载武帝遗诏令骏辅政,“若止宿殿中,宜有翼卫,其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给骏”。此证二卫属下确有三部司马。八王之乱时,宫中政变频发,三部司马常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晋书》卷五九《赵王伦传》载伦废贾后之事曰“矫诏敕三部司马……众皆从之”,“遣翊军校尉、齐王冏将三部司马百人,排閤而入”;又载伦称帝之事曰“左卫王舆与前军司马雅等率甲士入殿,譬喻三部司马,示以威赏,皆莫敢违”;又载王舆反叛赵王伦事曰:“敕宫中兵各守卫诸门,三部司马为应于内……三部司马兵于宣化闼中斩孙弼以徇。”同卷《东海王越传》:“成都王颖攻长沙王乂,乂固守洛阳,殿中诸将及三部司马疲于战守,密与左卫将军朱默夜收乂别省。”《晋书·职官志》云三部司马“各置督、史”,意指二卫属下有司马督和司马史分统三部司马。同书卷二五《舆服志》载“中朝大驾卤簿”有“司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马史三人引仗”,卷五九《赵王伦传》则有“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右卫司马督路始”,皆其证。《晋书·职官志》“二卫始置”云云,透露出三部司马乃二卫最初所领之兵,其前身可能是中卫将军之营兵。
熊渠虎贲、佽飞虎贲、持椎斧虎贲亦直属二卫。“中朝大驾卤簿”:“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并熊渠、佽飞督领之”,“次耕根车,驾四,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佽飞督右”。和三部司马有“督、史”相似,熊渠、佽飞也有“督”。持椎斧虎贲,又见于《晋书》卷二六《食货志》,作“持椎斧武骑武贲”。史传中未见熊渠、佽飞、持椎斧虎贲的具体事例,宫廷政变中也不见它们的身影,可见其数量和重要性都不及三部司马。
上引《晋书·职官志》关于“五部督”的记载最为费解,但细细推敲,也能从中发现一些历史信息。“五部”指虎贲、羽林、上骑、异力、命中,每部都有“督”统领其众,称“五部督”。“二卫各五部督”,意味着二卫皆有五部。“其命中武贲,骁骑、游击各领之。又置武贲、羽林、上骑、异力四部,并命中为五督”,则表明五部之中,命中部比较特殊,既属二卫,又由骁骑、游击二将军分领,其余四部皆直属二卫。这种有失平衡的组织架构,可能是魏晋殿中宿卫制度变迁的结果。《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江左以来,领军不复别领营,总统二卫、骁骑、材官诸营。”卷七六《王廙传附王彪之》载彪之上议曰:东晋时,“宿卫之重,二卫任之,其次骁骑、左军各有所领”。是游击将军至东晋才失去营兵,而西晋一朝骁骑、游击二将军始终有营兵。故《晋书·职官志》曰:“及晋,以领、护、左右卫、骁骑、游击为六军。”虎贲、羽林、上骑、异力四部,既与命中合称“五部”,可能最初也和命中部一样有将军统领,后逐渐脱离将军而直属二卫。前述武卫、中坚、中垒等营或许与之有关。
“殿中将军、中郎、校尉、司马”,应理解为殿中将军、殿中中郎、殿中校尉、殿中司马。根据相关史料,此类官职还有殿中司马督和殿中都尉。
《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殿中将军,殿中司马督。晋武帝时,殿内宿卫,号曰三部司马,置此二官,分隶左右二卫。江右初,员十人。”其意似指殿中将军和殿中司马督也在二卫属下分统三部司马,但史传中未见其例。《晋书·职官志》也只说三部司马“各置督史”,没说由殿中将军和殿中司马督分领。《宋书·百官志》此条又载:“朝会宴饷,则将军戎服,直侍左右,夜开城诸门,则执白虎幡监之。”这方面的职掌确有实例。《晋书》卷五九《楚王玮传》载惠帝“遣殿中将军王宫赍驺虞幡麾众曰:‘楚王矫诏。’众皆释杖而走”。卷六八《纪瞻传》载群臣劝元帝即位,“帝犹不许,使殿中将军韩绩彻去御坐。瞻叱绩曰:‘帝坐上应星宿,敢有动者斩!’帝为之改容”。卷七三《庾亮传》载东晋成帝欲“高选将军、司马督”,庾亮以为“当高选侍臣”,曰:“主上自八九岁以及成人,入则在宫人之手,出则唯武官小人……侍臣虽非俊士,皆时之良也,知古今顾问,岂与殿中将军、司马督同年而语哉!”从这些例子看,殿中将军和殿中司马督都是皇帝身边的侍从武官,因而可随时差遣。
殿中中郎屡见史传,似乎也在皇帝身边,且对宫中事务有一定影响力。如《晋书》卷四〇《杨骏传》:“殿中中郎孟观、李肇,素不为骏所礼,阴搆骏将图社稷。”卷五九《赵王伦传》:“左卫司马督司马雅及常从督许超……与殿中中郎士猗等谋废贾后。”同卷《成都王颖传》:“左卫将军陈眕,殿中中郎逯苞、成辅及长沙故将上官巳等,奉大驾讨颖。”《通典》卷三六《职官一八》载《魏官品表》有“殿中中郎将”。疑“殿中中郎”乃“殿中中郎将”之省称。
殿中校尉、殿中都尉、殿中司马都见于“中朝大驾卤簿”。如:
殿中司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
又殿中司马一行,殿中都尉一行,殿中校尉一行。
连细楯,殿中司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为左右,各十二行。
又见诸史传。如《晋书》卷一《宣帝纪》载嘉平元年(249),司马懿发动政变,令曹爽兄弟“各以本官侯就第”,并“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谕爽”。卷六一《苟晞传》载怀帝密诏苟晞讨司马越,晞上表曰:“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诏,肝心若裂。”卷五《愍帝纪》载诏琅邪王司马睿勤王,称“遣殿中都尉刘蜀、苏马等具宣朕意”。卷四○《杨骏传》载晋武帝遗诏令骏辅政,“差左右卫三部司马各二十人,殿中都尉、司马十人给骏”。从这些记载看,它们的职责也与殿中将军等相似。
据《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二卫、骁骑、游击将军第四品,殿中将军、司马督第六品。《通典》卷三六《职官一八》载《魏官品表》:二卫、骁骑、游击亦第四品;第六品有“司马督”“督守殿内将军”,应即殿中将军和殿中司马督;第七品有“殿中中郎将校尉”,应指殿中中郎将和殿中校尉;第八品有“殿中都尉司马”,应指殿中都尉和殿中司马。《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荫客之制:“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鈒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由此可知,三部司马、羽林、虎贲都在九品之下。殿中将军至殿中司马等职在六至八品,地位低于二卫骁游,高于三部司马、羽林、虎贲。
(四) 魏晋的五校和四军
《续汉书·百官志二》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令、南宫卫士令、北宫卫士令、左右都候、南宫南屯司马、苍龙司马、玄武司马、北屯司马、北宫朱爵司马、东明司马、朔平司马,主要负责守卫宫门和徼巡宫中。《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所载卫尉职掌为“统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东西督冶掾。及渡江,省卫尉”。《宋书·百官志上》“卫尉”条:“掌宫门屯兵……晋江右掌冶铸,领冶令三十九,户五千三百五十……卫尉,江左不置。”曹魏、西晋的卫尉,既掌宫门屯兵、公车、卫士令及左右都候,当仍负责守卫宫门和徼巡宫中,其寺当仍在宫中。《晋书·职官志》所言“(太子)率更令,主宫殿门户及赏罚事,职如光禄勋、卫尉”,可作旁证。梁朝复置卫尉卿。《南史》卷五六《张弘策传》:“东昏余党……作乱,帅数百人,因运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门,至夜烧神兽门、总章观,入卫尉府。”是卫尉府在宫城南、北掖门内,殿门神虎门外。但从上引的记载看,曹魏、西晋时,卫尉逐渐失去了宫中宿卫之职,转以“掌冶铸”为主。取代卫尉宿卫宫中的则是五校和四军。
关于五校,《晋书》卷二四《职官志》载:“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等校尉,是为五校,并汉官也。魏晋逮于江左,犹领营兵,并置司马、功曹、主簿,后省。”汉代五校属北军,所领营兵驻扎皇宫之外。魏晋似不同。《晋书·职官志》《宋书·百官志》领军条都说领军“主五校”,《晋书·职官志》五校条也说“皆中领军统之”。《宋书·百官志》又称领军“掌内军”。则魏晋“五校”也是“内军”,当宿卫宫中。《三国志》卷二八《魏书·毌丘俭传》注引俭上表列举司马师十一条罪状,其中第八条是“征兵募士,毁坏宫内,列侯自卫”,第十条是“五营领兵,阙而不补,多载器杖,充聚本营”瑏瑠。二者所指实为一事,“五营领兵,阙而不补”便是“毁坏宫内”。可见“五营”在“宫内”。西晋灭吴后,又“置翊军校尉官”。《宋书》卷四○《百官志下》“太子翊军校尉”条:“翊军,晋武帝太康初置,始为台校尉……江左省。”南朝称宫城为“台城”。“台校尉”当宿卫宫中。
关于四军,《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曰:“左、右、前、后军将军,案魏明帝时有左军,则左军魏官也,至晋不改。武帝初又置前军、右军,泰始八年又置后军,是为四军。”《宋书·百官志》所载同。《晋书》卷二《武帝纪》无置前军、右军、后军将军事,却有如下记载:泰始二年(266)八月,“省右将军官”。五年(269)六月,“复置左、右将军官”。八年(272)四月,“置后将军,以备四军”。魏晋前、后、左、右将军与前、后、左、右军将军常常相混。八年四月所置后将军既属“四军”,应是后军将军。《太平御览》卷二三八引《晋起居注》曰:“太始八年,置后军将军,掌宿卫。”是为强证。此时四军既“备”,则五年六月复置的左、右将军应是左军、右军将军。晋初只有左军将军而无右军将军,故二年八月所省“右将军”应为“左将军”即左军将军之误。前军将军置于何时,不见记载,泰始八年四月四军既“备”,当然应在此前。《晋书》卷四〇《杨骏传》载武帝遗诏称“侍中、车骑将军、行太子太保,领前将军杨骏”。卷三一《武元杨皇后传》载泰始十年(274)崩,诏曰:“其使领前军将军骏等自克改葬之宜。”是杨骏所领前将军即前军将军,泰始年间已有。同书卷四四《华表传附子廙》:“泰始初,迁冗从仆射。少为武帝所礼,历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前军将军、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父疾笃辄还,仍遭丧。”廙父表卒于咸宁元年(275)八月,则廙任“前军将军”应在泰始中期。
《晋志》又曰:“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为镇卫军,其左右营校尉自如旧。”其意似指左军原有左、右营校尉分领其众,晋武帝增置前、右、后军,亦“如旧”设左、右营校尉。东晋初,前、右、后军失去营兵。《晋书》卷七六《王廙传附王彪之》载穆帝时彪之上议曰:“宿卫之重,二卫任之,其次骁骑、左军各有所领,无兵军校皆应罢废。四军皆罢,则左军之名不宜独立,宜改游击以对骁骑。”同书卷八《哀帝纪》载兴宁二年(364)二月,“改左军将军为游击将军,罢右军、前军、后军将军”。西晋游击将军领命中虎贲,左军将军自有营兵。东晋游击不领兵,已成“无兵军校”。哀帝改左军为游击,恐怕只是改名而已,此游击所领应仍为左军之兵。《晋书》卷九《简文帝纪》:“诏魏郡太守毛安之帅所领宿卫殿内。”同卷《孝武帝纪》:“妖贼卢悚晨入殿廷,游击将军毛安之等讨擒之。”其意似指游击将军宿卫殿中。但《晋书》卷八一《毛宝传附子安之》载此事曰:“简文……登阼,安之领兵从驾,使止宿宫中,寻拜游击将军……孝武即位,妖贼卢悚突入殿廷。安之闻难,率众直入云龙门,手自奋击。”此文较前文为详,应以此文为是。然则哀帝以后的游击将军和其前身左军将军一样,仍领兵止宿“宫中”,在云龙门外。可见魏晋左军之营兵最早出现,也最稳定,应是四军中的主力。据《宋书》卷四〇《百官志下》:晋初中军将军“统二卫、前、后、左、右、骁骑七军营兵,即领军之任也”。如前述,泰始四年二月,“罢中军将军,置北军中候官”,而此时左军将军已“省”,前、后、右军将军未置,中军将军不可能统四军。但若将取代中军将军的北军中候和后来并入北军中候的中领军考虑进去,这条记载便大致不错。由此可知,四军和五校一样,亦属领军所掌“内军”,当驻宫中。《文选》卷一六《闲居赋》注引陆机《洛阳记》曰:“五营校尉、前后左右将军府,皆在城中。”此处“前后左右将军”无疑指“前后左右军将军”,“城”当指宫城。
五营及翊军校尉、四军将军皆宿卫宫中,故常由侍中、散骑常侍、左右卫等近侍官员兼领。如《晋书》卷三八《扶风王骏传》:“为散骑常侍侍讲焉。寻迁步兵、屯骑校尉,常侍如故。”同卷《东安王繇传》:“以功拜右卫将军,领射声校尉。”同书卷五九《汝南王亮传》:“为侍中、抚军大将军,领后军将军,统冠军、步兵、射声、长水等营。”不过,五校、四军所领营兵又与二卫骁游等所领殿中兵不同。殿中兵称司马、羽林、虎贲,可同九品官员一样荫衣食客一人;五校、四军之兵则无此类称谓,亦不得荫衣食客,地位较低。《太平御览》卷二四二引王隐《晋书》:“太康中,伐吴还,欲以王濬为五官校尉而无缺,始置翊军校尉,班同长水、步兵,以梁、益所省兵为营。”文中“五官”显系“五营”之讹。《晋书》卷四二《王濬传》,濬灭吴时为平东将军、都督益梁诸军事,所统八万大军出自当地百姓“堪徭役供军”者。所谓“梁、益所省兵”,应是他在梁、益二州征发的兵。晋武帝允许他将其中一部分带进皇宫,组成翊军校尉营。翊军校尉是按五营校尉的规格建立的。翊军营兵既是普通士兵,五校、四军当同。《晋书》卷六七《温峤传》:东晋明帝时,峤曾建议屯田。其辞曰:“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军五校有兵者,及护军所统外军,可分遣二军出,并屯要处。缘江上下,皆有良田,开荒须一年之后即易。”魏晋五校、四军可出外屯田,也证明其士兵皆来自普通百姓。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卫镇四军如五校,各置千人。”每营千人,加上翊军营,便有万人左右。这些普通士兵所取代的应是原来由普通百姓充任的“卫士”。《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玄传》:“嘉平六年二月,当拜贵人,(李)丰等欲因御临轩,诸门有陛兵,诛大将军,以玄代之。”注引《魏书》载李丰语曰:“今拜贵人,诸营兵皆屯门,陛下临轩,因此便共迫胁,将群寮人兵,就诛大将军。”是每当宫中有大事,宫中营兵都要屯守诸门,以备非常。《晋书》卷三五《裴秀传附裴》:“杨骏将诛也,骏党左军将军刘豫陈兵在门,遇,问太傅所在。绐之曰:‘向于西掖门遇公乘素车,从二人西出矣。’……寻而诏代豫领左军将军,屯万春门。”万春门是“禁中”区域东侧的门,在宫中。左军将军刘豫“陈兵”之门当即万春门。裴时为国子祭酒兼右军将军,当亦宿卫宫中,故能在万春门与刘豫相遇,又代豫领左军之兵屯万春门。《晋书》卷五九《齐王冏传》:“元康中,拜散骑常侍,领左军将军、翊军校尉。”同卷《赵王伦传》载伦废黜贾后时,“遣翊军校尉齐王冏将三部司马百人,排閤而入……迎帝幸东堂”。齐王冏领左军将军、翊军校尉,手下当有左军和翊军营兵,却率三部司马迎惠帝至太极东堂。这应是由于左军和翊军营兵都是“宫中兵”,不能进入殿中。前引《晋书·赵王伦传》所载王舆入宫敕“宫中兵”各守卫诸门,所指当即五校、四军等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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