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康藏地区的津渡管控与社会治理

02-13 次遇见

　　摘要：津渡是古代交通的重要关口，事关军事防卫与地方交通，也是民间交往和商业贸易的重要保障。清朝康熙年间，川藏南路成为入藏官道，而津渡也成为国家控制的军事要塞。晚清民国时期，康藏地区的津渡起到了保卫边防、征收关税、保障交通等重要作用，同时，还具备有偿服务的经营性质，成为康藏地区人口、物资和文化的聚合点，并对地方市镇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清末康藏动乱之际，渡口又成为国家、土司和地方家族争夺的重要资源，渡口管理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一、引言

　　1929年，任乃强先生初次入康考察，沿途杂记，后陆续刊载于《边政月康》，在《西康视察报告》文末附有“改善雅砻渡船计划”。任乃强先生指出:“甘孜治南之雅砻江渡为入藏与西康第一总口，旧有皮船数支，渡济商旅，为孔色土司所设。赵钦使时，提归公管;民国四年，甘孜尹叶由志受孔色土司贿，盗买此渡并渡头税捐局于孔色家;民七绒坝岔之役，林葱被围，孔色家私通藏蕃，停支差马，拒渡官军，援队皆从白利取渡;事后汉官屏弱，亦未惩治，视察即此，切念关津税卡，关系国防与税权，岂宜委之土司。”上述记载呈现了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国家、土司和地方家族围绕甘孜渡口所展开的争夺，任乃强先生将津渡置于关系国防与税权的重要地位，强调了津渡在康藏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康藏地区位于藏彝走廊核心地带，自古以来就是民族迁移走廊，民族关系密切、民间交往频繁、商贸往来不断，其间，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等河流上渡口众多。自唐宋以来，大渡河沿岸就成为川西汉藏茶马贸易的重要场所，明代史籍中就有明王朝要求西藏法王经川藏南路进京朝贡的记载。而明清时期的地方史志也大都列有津渡一项，并详细记录辖境的重要桥梁和渡口，这也表明了津渡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性。过去有关川藏交通的研究大多关注道路沿线的塘汛设置、粮台的设置与管理，以及驿站管理和交通工具等，川藏交通中的乌拉及其制度也是研究的重点，而川藏南路的津渡研究却鲜有提及。本文将对清代康藏地区津渡的设置，及其管理等进行系统考察，并基于清末民初的渡口之争，探讨津渡在康藏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二、川藏交通与津渡设置

　　康熙年间，清政府开辟川藏南路入藏官道，并在川藏交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川藏南路由川康线和康藏线组成，川康线是指由四川成都经雅安，过沪定桥到达打箭炉(今康定)的交通路线;康藏线是从康定出发，经昌都到达拉萨的交通路线。康藏线在西康又分南北两道，南道自打箭炉西行经雅江中渡过雅砻江，西行至理塘、巴塘，过金沙江，再从江卡到察木多(今昌都);南道开凿于明末清初，后成为入藏官道，管理甚严。北道开辟年代不详，经张其勤考察，“闻由炉赴藏又有北道，亦曰商道，出关北行，由霍耳、竹窝、甘孜、德格、热丫前进。”晚清时期，由于地势平坦，便于交通，康北地区人流量大，商业贸易非常活跃，北道开始繁荣。据任乃强先生考察，“计查甘孜共有陕商8家，川商7家，西宁商1家，番商2家，喇嘛寺商7家，土司商2家，皆资本千两以上者。”至民国初年，汉藏商业贸易不断频繁，仅甘孜就有资本千两以上的汉藏商户20余家。位于甘孜县境西南的打金滩渡也成为康北人流和物资的集散地，而甘孜也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康北商业重镇。甘孜的兴起也提升了康藏北线的地位，经任乃强先生考察，“甘孜为关外北道之中心，自县治东逾罗锅梁子，经炉霍道浮到打箭炉，西渡雅砻江，经白利、林葱，绒坝岔入德格，经昌都入藏，为近世入藏往来孔道。”

　　自从川藏南路成为入藏官道后，途经康藏的沪定桥、雅江渡、牛古渡、竹巴笼渡等作为川藏交通的重要关口，而成为国家控制的军事要塞，并在地方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清代史籍记载，康藏交通中主要的津渡有:大渡河上的沪定桥，雅砻江上的雅江中渡、雅江下渡、打金滩渡(雅江上渡)等，金沙江上的竹巴笼渡、牛古渡、岗拖渡等。

　　沪定桥，沪定桥位于甘孜州沪定县安乐坝大渡河上。在清代以前大渡河上几乎没有桥梁，位于大渡河上游的沈村渡口、子牛渡口、烹坝渡口是沪定桥修建之前川西汉藏交流的重要通道。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御制沪定桥碑记》载:“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乃遣发师旅，三路出征。四十年卷师入，克之。土地千里，悉隶版图。锅庄木鸦万二千余户，接踵归附。西炉之道遂通。顾入炉必经沪水，而渡沪尚无桥梁。沪定桥的修建与西炉之役后清政府对康藏的经营密不可分。据文荣普先生考证，沪定桥建桥时间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初至四十五年四月初四(1706年5月15日)，历时一年多;先拟用船载铁索过河，但舟轻索重，未及对岸辄覆，久之不成;后经当地一喇嘛建议，“巨绳先系两岸，每绳上用数十短竹筒贯之”，用青竹篾编结成起重组，把竹筒或木筒穿在起重绳的两端，中间套上篾圈，筒和篾圈上都系上绳子，吊上铁索，然后用七、八十人在对岸用长绳把铁索拉过去，固定后解开绳子，再拉第二根铁索。全桥十三根铁索共有12164个扣环，重约21吨。加上其它地方的用铁，总计约40余吨;因沪定不冶铁，建桥修桥所用之铁全部从荣经搬运;沪定亦不产竹，建桥修桥之竹，是由马鞍山北麓的天全长河坝特辟的一片“皇林”提供。而康熙四十七年(1782年)所立的《御制沪定桥碑记》也对建沪定桥之前的川西汉藏交通做了描述，并说明了建桥缘由、选址建造过程和沪定桥建成后的管理，及其对川西汉藏交流的贡献等。自康熙四十四年沪定桥建成，沪定也成为川西入藏的第一总口，并一直延续至今。

　　雅江中渡，位于今雅江县河口镇城厢村。清末改土归流前，来往军政人员和商旅均在此渡雅砻江。“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副将岳钟琪率军西征，在雅砻江边设渡口，是为中渡。”嘉庆《四川通志》记载:“中渡河口，系通西藏要隘，清雍正四年(1762年)置外委员率兵镇守渡口。《卫藏通志》也指出:“中渡，即河口，过河为理塘界，所谓雅砻江也，设外委一员，专司渡船，冬春则列船为浮桥济行旅，蛮人以牛皮船渡。《理塘志略》记载:“重马中渡在塘东300里打箭炉出口大道，渡用木船皮船，木船官渡，皮船民渡。”清朝末年，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稳定康南局势，在中渡建河口县，后改为雅江县，并成为康藏地区因渡设县的重要市镇。

　　牛古渡口，位于巴安县治南金沙江畔，四巴安县即今天的巴塘县。《巴塘志略》记载:“牛古渡，渡船二只，路通三暗、巴野番，行旅稀少。”清末，牛古渡至竹巴笼渡之间可通水路，自牛古登舟行四十里至竹巴笼。

　　竹巴笼渡，位于巴安县治南金沙江畔。关于竹巴笼渡的记载较少，但从清初开始，竹巴笼渡就是川藏南路跨越金沙江必经的渡口。《卫藏通志》记载:“过牛古渡沿山行五十里渡金沙江至竹巴笼，有碉房、柴草、塘销，竹巴笼江即金沙江通蜀之马湖江也。”

　　打金滩渡，位于甘孜县境西南之雅砻江，应为嘉庆《四川通志》记载的雅砻江上渡。《定瞻厅志略》记载:“仁达沟自章谷来云下流入金沙江，亦以皮船渡，过客苦之，然先籍为天堑，入瞻必由之路，号为最险，今既隶版图则荡令修桥设汛守马。前次过皮船者，每人取洋钱一元，土司以此为利。今改为桥，既稳便而又省，拟每人收一角以作防汛公用。此处的金沙江应为雅砻江。据任乃强先生考察，“甘孜治南之雅砻江渡为入藏与西康第一总口，为孔色土司所设，旧有皮船数只，济渡商旅，称危磕索，每每酿事，赵钦使时，提归公管。”民国年间，打金滩渡有皮船十余支，而随着清末甘孜商贸兴起，打金滩渡人流较大，商业贸易繁荣。

　　岗拖渡，位于德格县内金沙江边，为通往西藏边睡的咽喉，过岗拖渡就到达西藏昌都。据宣统元年奏报:“德格之岗拖地方，乃系通察木多之大道，有金沙江大河横流其间，蛮民往来向用皮船过渡，其船盛小，每载只渡二、三人;现在大军转运粮械，过渡艰难，非改木船不可，拟先造过渡半头船一张，装载货物牛马等项，并造划子一张，以便轻载往来，其船务令坚稳牢实，以期永久。乾隆十年(1745年)，清廷为加强对西藏的控制，在岗拖设渡口，委任官员管理;新中国成立后，岗拖渡口除负责全部进藏物资摆渡，还配备了能摆渡载重汽车的大型木船。由于康北地区以草原为主，道路平坦，晚清时期康北大道成为川藏交通的主路，岗拖渡口也随之兴起。

　　雅砻江下渡，位于巴塘东南的雅砻江上，主要连通云南与川西的交通。《卫藏通志》记载:“下渡亦用牛皮船渡，通会监营之木里土司，及云南中甸地方。《理塘志略》指出:“下渡在塘东南，渡用皮船，路通会监营木里土司，及云南中甸热藏大桥。”据清代济南等考察，“雅砻江上中下三渡皆有防汛把守，水宽约箭许，设平底船一只应差，来往行人皆由皮船过渡。”而仁和等也指出，“船逢三渡难论价，自炉出口，由上中二渡过理塘至下渡，水涨时俱用皮船，索价甚昂。”嘉庆《四川通志》记载:“应请于上中下三处渡口各设渡船一支，冬春各归本渡，夏秋则三渡船支总于中渡一处以便兵民利济，所有修造经费雇募水手并嗣后按年小修大修统交骤盐道。”可见，在雅砻江三渡口中雅江中渡居各渡口之首，是川藏南路的咽喉。因此，夏秋水涨之季，渡船皆归于中渡，以确保川藏南路的畅通。

　　渡口按其设置和管理可分为:官渡、义渡和私渡三种。官渡是指由官方设置、管理和维护的渡口，义渡是由地方绅士、乡贤等为服务乡里而出资设置，具有公益性质，而私渡一般指在未设官渡的地方，民间出于营利之目的，自备渡船载人过河，并向渡人收取费用的渡口，多由个人或地方家族控制。渡口按其摆渡时间可分为:常年渡口和季节性渡口。常年渡口一年四季均可开渡，季节性渡口一般在每年10月至次年5月平水期开渡，即冬、春季节，而有些渡口则每年10月成桥，来春3月拆桥渡船，渡船时间一般为涨水期，即每年的4月至9月。川藏交通中重要的桥梁和渡口均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大都由官方设置，并派兵把守。沪定桥是川藏南路的第一关口，雅江中渡、牛古渡和竹巴笼渡是康南大道上的重要渡口，打金滩渡和岗拖渡是康北大道重要渡口，雅砻江下渡则是通往云南的重要通道。以上津渡的设置在川藏交通中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央王朝在藏区的不断深入，康藏地区成为清王朝治理西藏，维护藏区稳定的前沿阵地。康藏津渡的设立确保了川藏交通，推动藏区与内地间人口流动、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同时渡口作为重要的军事要塞，也是清政府在康藏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对桥梁和渡口的控制意味着对人口、物资、商贸等的管控。因此，津渡管理也是地方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

　　三、津渡的控制与管理

　　(一)津渡的管控

　　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言:“关津税卡关系国防与税权。”川藏通道上津渡的设置和管理就显得十分重要。据史料记载，康南的重要桥梁和渡口为官军所控制，而康北的打金滩渡、岗拖渡等先是地方土司控制，后赵尔丰改革收归管理。各渡口在康藏地区主要起到社会治理，保卫边防，征收关税，保障交通等作用，同时也具有提供有偿渡河服务的经营性质。

　　设立塘汛，驻守官兵，管控河西番人是川藏南路沿线津渡的重要职责。沪定桥从修建之初就十分重视管理和修缮。《御制沪定桥碑记》记载:“仍申命设兵戍守。夫事无大小，期于利民;功无难易，贵于经久。今既肇建兹举，稗去危而即安，继自今岁时缮修，协力维护，皆官斯土者之责也。尚冀永保勿坏，以为斯民贻无穷之利，是为记。”《清实录》记载，“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工部议复:四川巡抚能泰疏言，沪河安乐地方建铁索桥告成，请移化林营沈村防守千总一员、兵一百名镇守，应如所请。”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改(化林)营为协，升杜汝馄为副将，辖中军守备一营，驻化林。分辖把总三员，驻防沪定桥、打箭炉、泥头三处，各配兵五十名。可见，沪定桥修建之后就成为军事防卫的战略要地。雅江中渡是川藏南路最为重要的渡口，自清初官方设渡之始就驻军守卫。“雍正元年，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将分驻岚州之化林协守备移驻中渡，建立土城，拔把总一员，兵二百名，随往分防。”《西藏志》记载:“雅江中渡(驻)德靖营，有船。”《西藏纪要》记载:“雍正13年，留外委1员兵数名，监视渡口，官设渡船4支，水手10名，土人之渡河用牛皮船;冬春水落之时，以船架浮桥，夏秋船渡。”自清代之初，渡口驻军是康藏关防的重要形式，并承担着管控西番的重要职责。“清朝在雅砻江三渡设置关卡，凡有藏内唐古特番人前来达赖喇嘛处行走者，务令西藏嘎隆给发图书路引，至渡口防汛验明方许过渡，凡贸易番人至渡口防汛之处，即令该防汛官将人数查明，一面具报打箭炉收税监督，并该管副将一面挨塘拔兵以护送为名押解打箭炉，伊等贸易事毕，该监督查明原来人数给予路引，令渡口汛官验明放行。”清初雅砻江各渡口主要起到管控河西番人的作用，路引成为河西番人过渡的重要凭证，而雅砻江成为川西汉藏的边界，清王朝凭借对康藏重要渡口的管控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治理。此外，金沙江上的竹巴笼渡设竹巴笼塘，原设土马兵10名，抽拔43名，现安6名。

　　维护交通、收取关税、经营渡口。“关税原分为内地通过税和边境税两种，前者指一切运输利用道路、河流、桥梁时上纳之税实具有规费之性质;后者则专指货物输出输入及过境所纳之税，即现代所谓关税是也。”卢定桥是川西进入康藏的必经之路，人流量大，商贸频繁。《打箭炉厅志》记载，“沪定桥每年三月初一开桥，十月初一封桥，改用船渡。每日开桥时间从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桥上设税官一个，税丁二人，过桥收实物税或过桥费。”此外，康藏交通中各大渡口也查收关税、收取渡河费。《川藏游踪汇编》记载，“雅江三渡皆有防汛把守，设平底船1支应差，往来行人，皆由皮船过渡，船逢三渡难论价，水涨时俱用皮船，索价甚昂;雅江中渡，设河口汛，设外委员一员，有街一条，小有市面，牛羊有税;对岸有行营，驻扎西哨，保护行旅，且稽查由边私入关人等，非各路军粮府路票不得私越过河。”宣统元年(1909年)，赵尔丰设立《盐井征收盐税章程》，第十三条明确规定:“局所设在河东，其巡查河西盐驮，必用皮船渡过，设皮船水手二名，每名每月支口食银三两六钱，唯皮船太小，有事难载多人，将来拟造木船一、二支。”第十四条规定:“制造皮船每月开支工料银四两。”“宣统元年，制定马、牛、羊税，章程十三条，明确了征收条款，并拟于巴塘设立收支报销局一所。”晚清时期，渡口不但起到管控商旅、提供有偿渡河服务，同时也承当收纳关税的作用，并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

　　(二)桥梁与渡船的维护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沪定桥的修建在川西汉藏交往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沪定桥的保护和修缮就成为地方官府重要职责。晚清民国时期，地方政府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确保沪定桥的畅通。《打箭炉志略》记载:“沪定桥在炉东一百二十里，康熙四十五年旨建，设渡船二支，巡检专司之水盛过桥，退则由以渡河中有石土，人视以为水则亦如湤滪如象如马也。桥三年修紧及双桥墩，双堤洋圈，工程渡船修造例由建昌道委天全州辩理报销。”沪定桥铁链由生铁制成，极易锈蚀断裂，故采取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的办法。小修仅换铁链一部，大修每每拆桥另锻，有专工司之。宣统三年代理边务大臣傅嵩炼，拟改建钢桥，预算经费25000两，业经咨准川督赵尔丰在筹定成炉路工经费银20万两内开支，因鼎革而罢。民国以来规定小修费3000元，大修费5000元。积年所费，已属不货。”殷之浩、王大淦指出，民国年间沪定桥的维修由天全担任督工之责，完成后由汉源担任验收，沪定县负责保养，平时之修理，均由三县会同办理。民国《沪定县图志》记载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拟改建铁索桥(沪定桥)的物料和花费:

　　拟铸扣桥身铁柱东西码头各四根，每根长一丈三尺，入土一丈，出土三尺。每根拟重一千六百斤，两岸共八根，合重一万二千八百斤。拟铸系扣扶栏大索铁柱两岸共四根，每根长一丈三尺，入土一丈，出土三尺，各重二千斤。上面扶栏铁柱两岸共四根，每根长一丈三尺，入土一丈，出土三尺，各重二千斤，合计大柱八根一万六千斤。镶汁贯串东岸临水一面码头石墩生铁一万斤。以上共用生铁三万八千八百斤，查荥经黄泥铺一带每百斤价钱二千八百文计，镶铸时或有敷水以铁四万斤，二千八百文计，合计共钱一千一百二十千文，共合银一千六百六十一两。

　　以上花费不计工费，铸造铁柱及熔汁贯修码头工匠先以沙泥造炉甑及模子计工费四百两;码头先用石灰渍先雇工砍柴，搬运石料烧造，以上二项计工费银四百两;购运电线桥身计三十一丈，总计电线二千一百二十两，机械工匠学习出关及搬运机器到沪薪水工费计银三百两。从以上记载可见清末重修沪定桥工程之巨，花费之重，也不难想象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修建沪定桥之艰辛和困难。也说明了清代以来，沪定桥在川西交通中的重要地位。《重修沪定桥碑记》也指出:“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共党由江西突围‘西窜’，循远宁，走沪定。会官军大集，遂毁桥以拒……。事定，文辉请中枢发帑藏督殇地方有司鸿工修复之。自是年八月经始，凡费时九阅月，费币三万三千二百余元而峻……，斯桥也，平夷坚致，无亏无倾，于以促川康行旅之交往，工商百物之流通，而促成政里民生之繁昌畅遂，遮其足以称全国人士之殷望乎!”

　　渡船是最为重要的渡河工具，也是跨越江河的重要保障。据《西康之实况》记载:“康藏各河流可通船之处有牛皮船、竹木伐等物，船为平底式及截底式两种，船身狭窄，长可一丈至二丈，头锐尾阔，柁为桡式;牛皮船以生牛皮为之，柁无柁行桡;木筏为竹缆及藤缠杉木而成，竹篾以径口可二三寸之南竹十余联缀，排编之，长阔如木筏。”可见，晚清民国时期康藏各处渡口渡船有木船、牛皮船、木筏、竹筏等。其中以木船和牛皮船为主，木船官渡，牛皮船民渡。《理塘志略》记载，“重马中渡，木船官渡，皮船民渡。”巨习据张其勤等考察，“雅江中渡，有木质官渡船数艘，土人则驾皮舟。”木质官船较大，相对安全，能容纳人员较多;牛皮船一次只能渡3到5人，安全性能较差，常有船覆人亡事故发生。《定瞻厅志略》记载:“定瞻厅渡口，皮船济渡，可容3、4人，一人荡桨，此次大兵进瞻，淹死数十人。”任乃强先生也在《雅砻江渡船改造计划》中指出:“番民不知舟揖，以牛皮船济渡，只容4人，一人打桨，有时中心偏侧，全船覆没，时逢夏涨，每每漂没淹毙;边地队商，动辄数百驮，过渡一次须二、三日，其不便利甚于绳桥。”可见，无论是行军作战还是商贸行旅，渡船质量成为渡口最为重要的保障。随着晚清民国时期商贸的繁荣，牛皮渡船显然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也不利于军事调动。因此，清末赵尔丰改革之后，将渡口收归管理，设立站程，派兵守卫，建造木船，以利交通。

　　此外，渡船的维修也是确保川藏交通的重要内容。《章谷屯志略》记载:“瓮古尔垄渡、太平渡渡船各一支，照南路中渡之例，每只两年修补一次，三年拆修一次。”为确保渡船安全，各渡口制定了严格的渡船管理制度，雅江中渡、瓮古尔垄渡、太平渡的木船均采取两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

　　四、清末民初的渡口之争

　　清末地方战乱危及康藏社会秩序，国家控制不断衰弱，而康藏地区的商贸兴盛，人口流动频繁。因此，渡口就成为地方势力争夺的重要资源。控制渡口就有利可图，渡口的关税和服务费是各方势力窥窃的核心。据宣统二年(1910年)登科地方抽收茶厘片奏报记载，“汉蛮商人由打箭炉贩买川茶运往西宁边地售卖，经过此河(金沙江)，即由登科之竹旦直卡渡口及石渠夕午渡口两处过渡，该处头人、喇嘛私收过渡厘金，已历多年;嗣因春科土司故绝，藏中派一堪布驻春科专收厘金，又添收一分;该茶商人等肯称，过渡厘金，土司管辖之时，上纳年久，近又被喇嘛横征强取，兹改设汉官，免去喇嘛一分，商人深为感激，请将从前所抽者，仍照旧上纳归官，况每茶一驮，计值银20两，今只纳银4分，纳此微厘，实出情愿等情，即疡邓科委员照收，如有险难，由驻防营勇保护。”在清末年间的战乱之中，地方汉官、藏军、土司、头人和喇嘛等均参与了渡口的争夺，而在渡口收取过渡厘金是其主要目的。然而，渡口的聚合性才是其被争夺的根源。自清代之初，康藏渡口大多都设有塘汛，驻兵把守。因此，大多渡口成为当地的军政中心，而人口的聚集自然会推动市场的发展，市场的兴起也拉动区域性的商业贸易和人口流动。康藏大量市镇的兴起也与渡口的设置和管理密不可分，如甘孜、雅江、德格、巴塘等都位于康藏重要渡口附近。同时，市镇的发展也促使国家投人对渡口的管理和建设，在服务地方社会的同时也增加税收。然而，随着晚清帝国的衰微，渡口的收益就成为地方势力窥窃的重要资源。控制渡口实际上就控制了当地的市场，也就控制了地方社会。因此，国家通过对渡口的管控来维护地方秩序，而津渡也就处于国家和地方势力的拉锯之中。

　　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为稳定康南局势，加强了对各渡口的控制和管理，并制定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定瞻厅志略》记载:“仁达沟自章谷来云下流入金沙江，亦以皮船渡，过客苦之，然先籍为天堑，入瞻必由之路，前次过皮船者，每人取洋钱一元，土司以此为利。此次大兵进瞻，淹死数十人，即为官渡，而须索特甚，今改为桥，既稳便而又省，拟每人收一角以作防汛公用。”清宣统二年(1910年)登科地方抽收茶厘片奏报还建议:“修造木船，以利行旅，而便商运，所有造船费用和水手口食，串票等费，即在所收茶厘项下开支;每年征银计1000两上下，拔做边务常年经费。”宣统三年(1911年)，傅篙休向工商部核销修造渡船花费指出，案查边地抽收茶厘，登科之竹旦直卡渡口及石渠夕午阳渡口，两处木船已造就，所有工料银两在茶厘项下开支，计共用市平银三百八十四两六钱四分一厘五毫，均系实支实销。宣统三年(1911年)，《得荣保正村长遵守章程》明确规定:“沿江溜索务宜随时留心稽查，不准私渡兵勇以及无业游民，如系因公差派，即有路票，公文验明后，始准放行，倘敢私渡，定唯该保正、村长是究，不稍宽恕。”此外，赵尔丰还在雅江中渡建河口县，为保障交通，“从雅安招募水手20人和大批木工，在中渡建大木船一艘，木船长6丈，宽8尺，前篙后橹3桡桨，桡仓2间，货仓3间，能载五、六十人，载货五、六十驮(每驮重75公斤)，或载骡马二、三十匹。并规定水手每日必须在东岸等待，为往来军政人员及商客摆渡，不得远行，如远行，必须雇请人员代替。木船用二、三年则须另造新船，造船所需资金由政府供给。木船有船长1人，船工听其指挥;赵尔丰为安置20户水手，使其世代相传，设立渡田，世代承袭，且政府每月还给水手发口粮两斗(约32.5公斤)，藏洋20元。”到1910年，由比利时华法公司在渡口修建雅江钢索桥，长110米。冈赵尔丰的改革将渡口管理和桥梁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并采取招募水手、建造木船、设立渡田等有效措施。可见，川藏交通、渡口、桥梁的管控在康藏社会治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民国初年，赵尔丰改革失败，雅江大桥被毁，渡口又成为争夺的核心，渡口管理也开始懈怠，水手谋取私利，事故不断频发。据任乃强先生考察，“甘孜治南之雅砻江渡为入藏与西康第一总口，为孔色土司所设，济渡商旅，称危磕索，每每酿事;赵钦使时提归公管，凡过商货10驮，收藏洋1元，全年收2000余元，拟造木船，尚未进行而死;民国四年(1915年)，甘孜尹叶由志受孔色土司贿，盗卖此渡并渡头税捐局于孔色家，明价才藏银2000元，恰值一岁收入耳;现孔色家委数西根涅巴管，年取净税400元，余千元船户与涅巴分之，官差过渡不上税，仍予奖金;民七绒坝岔之役，孔色家私通藏番，停支差马，拒渡官军，援队皆从白利取渡，事后汉官屠弱，亦未惩治。”民国时期，地方土司并没有退出对渡口的争夺，而是采取贿赂官员等隐性手段来重新掌控渡口，通过控制税权来获取巨大收益。在民七康藏纠纷中，孔色土司封锁渡口，拒渡川军，危机边防。至1929年任乃强考察之时，渡口仍被孔色家族所控制。西康建省后，地方政府也注重对津渡的建设和管理。1939年西康省政府训令指出;“雅江县居康区南路要卫，又为往来行人必经;民元时建有钢桥，三年陈步三之乱，桥毁;以后遂造木船一支，以资济渡，使用两年，又须再造;当旧船已坏，新船未成之时，则用皮船，江水稍涨不便行船，或上午木船未动，下午木船已停时，亦须皮船，至渡河人少而又急于济渡时，亦须皮船;因木船较大，每次开渡，亦需水手20人总动员，故每日开渡四、五次而已;至于商人，平日因急于过渡，除照章上税外，常给水手以酒钱，于是过渡者，皆必给多数酒钱而成例规;建桥非六七十万不可，仍用木船济渡，查二十五年修造此船，实费3000余元，此次造仍当如是，而每月水手20名工资亦不在小，旧船危险较大;二十五年四月间，一次溺毙24人，昨日德格商二人皮船济渡，竟与水手当真贡布俱溺不救……。”无论是官商行旅，还是民间交往，渡口成为川藏交通的重要保障。因此，为确保安全，训令还要求交通局在渡口水流平缓指出设置溜索，以此牵引渡船，保障行人安全济渡。

　　清初，康藏渡口的设置和管理是中央王朝对藏区治理的重要手段，渡口的驻兵、塘汛的设置、渡船的维修，以及税收、关防等成为国家在地方社会的象征，同时也是服务地方社会，维护社会治安等职能的表达。然而，康藏的动乱不断冲击国家权威，危及地方秩序。清末民国时期康藏重要渡口处于国家、土司和地方家族的拉锯之中，渡口之争背后是地方势力对国家权威的挑战。清末赵尔丰改革失败，官军丧失渡口的控制权，地方土司侵占渡口，不但获取私利，更是危机边防和税权。因此，任乃强先生才主动献策，作《改善雅砻渡船计划》，要求重新将渡口收归公管，加强渡口的建设和管理，维护边防和税权，以此来服务地方社会。

　　结语

　　津渡设置与川藏交通的发展密不可分，津渡的管控与康藏局势紧密相连。清代初期，清廷用兵西藏，开辟了四川南路入藏通道。为保证道路畅通，在川西各大河流上建立了雅江中渡、牛古渡、竹巴笼渡等重要渡口，并在渡口设立塘汛，派驻官兵，渡口成为国家控制地方社会的重要筹码。津渡在康藏地区主要起到维护交通、防卫西番、管控商旅、收取税款等重要作用，同时还具备提供有偿渡河服务的经营性质，而渡口管理也成为国家在康藏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晚清时期，甘孜兴起，商贸兴盛，藏军、土司、头人、喇嘛等地方势力均参与康北各渡口的利益争夺。清末，赵尔丰改革，收回渡口的控制权，并加强津渡建设，以此来控制地方社会。清末民国时期的渡口之争既反映了国家与地方的上下关系，以及地方社会内部的互动，也体现了津渡在康藏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

　　津渡的建设客观上也推动了地方市场和集镇的发展。沪定的兴起与沪定桥有密切关系，河口县(雅江县)也是在雅江中渡基础上设立，而甘孜的兴起也与甘孜治南之雅砻江渡口的设立，以及康北道路的打通密不可分。渡口是川藏交通路线上人口、物资和文化的聚合点，渡口的建设和管理关系康藏局势，对今天康藏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市镇建设仍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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