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实业思想再认识

02-13 次遇见

　　摘要：孙中山的实业思想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890—1895年，初步具有了通过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改良主义思想；1912—1913年，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比较集中地思考了通过发展实业建设中国的问题，其实业思想体系逐步清晰和形成；1917—1922年，通过撰写、出版《实业计划》，其实业思想体系臻于成熟。它主要包括：实业救国的思想，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思想，实现工业化的思想，经济开放主义的思想。与他的革命学说一样，他的实业思想除极少数明显失误之处外，大体可归为三类：一类是可以立即实现的（如设立工厂、公司、实业团体等）；一类是在一段时期内经过努力后可能实现的（如借款，开矿，修建部分铁路、公路、码头等）；一类是将来可能实现的，但需要较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典型如修建10万英里铁路和100万英里公路设想等。对《实业计划》中的这一类宏大设想，孙中山一再强调，这只是“大方针”“大政策”，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变更，真正实现也尚需时日。这表明，他的态度是谦虚、客观的，切不可以说大话、空话视之。他的实业理想之所以无法实现，一是受制于恶劣的政治环境，二是政府财政匮乏，三是对外资、外债期待过高。观察孙中山的实业思想，一个鲜明特点是，视野开阔，构思宏大。他是站在世界高度、以国际化视野来思考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规划，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因此，研究者应以一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大历史观，以一百年为一个坐标系，突破近现代与当代的界限，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交错中进行体味。譬如，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所作出的关于铁路、公路及海港建设的宏大设想或超前性规划，后来在新中国竟一一应验或接近实现，使人不得不在钦佩之余有更多的深思。

　　长期以来，孙中山（1866—1925）的形象被定位为一个爱国者和革命家、政治家。其实，孙中山既是一个革命家，也是一个经济战略家；既是“破坏者”，也是“建设者”。作为中国早期工业化和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他的实业思想与其政治思想一样，同样是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如果以一种“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大历史观，以一百年为一个坐标系，突破近现代与当代的界限，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时空交错中进行体味的话，可以发现，他的实业思想，是当今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宝贵思想资源。

　　一 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形成过程及主要内容

　　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1890—1895年，初步具有了通过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改良主义思想；（2）1912—1913年，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比较集中地思考了通过发展实业（尤其是铁路交通）建设中国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实业主张，其实业思想体系逐步清晰和形成；（3）1917—1922年，通过撰写、出版《实业计划》，其实业思想体系臻于成熟，对如何发展中国实业、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有了自己系统和完整的思考。

　　1895年以前，与多数同时代人一样，青年孙中山的思想基本没有脱出改良主义的窠臼，主要是期望通过发展经济使中国臻于富强，他所提出的思想主张，大致限于“富强之术”。在1890年的《致郑藻如书》中，他曾提及，“（自己）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这说明，他当时已经在关注经济与实业问题，希望通过“兴蚕桑之利，除鸦片之害”，做一些实事，“从此推而广之，直可风行天下，利百世”。在次年的《农功》一文中，他对如何发展农业有了更细致、更具体的论述，并初步涉及了如何处理农业与商业二者之间的关系，提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备具，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仅三年之后，在著名的《上李鸿章书》中，他对舍本逐末、追求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提出批评，认为只有通过振兴实业、发展经济才能救中国，“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由此，形成了孙中山“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著名经济发展纲领。但是，历史并没有假以孙中山通过改良来发展实业、振兴中华的机会。上书李鸿章（1823—1901）的失败，使孙中山很快丢掉了对清政府地方实力派的幻想，毅然走上了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把实业建设的理想延至革命胜利之后去实现。

　　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重燃实业救国的理想。在他看来，中华民国成立后，民主主义、民权主义的目的已达，“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这一时期（1912年4月至1913年3月），是孙中山谈“实业”、谈“建设”最多的时期，尤其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更是以推动中国的实业建设为己任。就在辞职当天，他就明言：“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这就是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他号召全国同胞“同心同德，力图建设，以谋富强”。这里的建设，虽涵义甚广，但主要指实业建设，即国家的经济发展。孙中山有关实业建设的思路，在这一时期变得更加清晰和明确，其中便包括以十年为期、建十万英里铁路的宏伟设想。他认为，中国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振兴实业，“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计划交通，当先以铁道为重要”，“故余特以图民国铁道之计划建设为己任”。然而，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的发生和随之而来的“二次革命”，使孙中山的实业建设计划再次遇挫，不得不将活动重心再度转向“革命”。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在有利的国际条件下，孙中山再度重新系统考虑国家建设问题，遂有《实业计划》的研究与著述，他的实业思想亦随之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一整套使中国达于富强之境的全盘实业建设规划。孙中山《实业计划》具体包括六大内容：（1）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三大世界级港口；（2）修筑10万英里长的六大铁路系统；（3）修筑100万英里长的公路网；（4）整治长江、淮河、黄河等内河水系；（4）通过大规模移民开发边疆；（5）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6）发展轻重工业和现代农业，规划衣、食、住、行等涉及民生的各项实业。显然，这是一个旨在全面发展中国经济，实现工业化，从而振兴中华的宏伟的现代化建设纲领，既是实业救国思想的结晶，也是实业思想的全面总结。至此，孙中山的实业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由四个层面组成：

　　其一，实业救国的思想。它与一般的经济学说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并非就实业而谈实业，就经济而谈经济，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即办实业是为了救国，兴实业是为了振兴中华。爱国与救国是贯穿孙中山实业思想的一条红线，是他实业思想的底色和基石；离开了这条红线，便无法理解孙中山，也无法理解他独具特色的实业主张。他自始至终都将发展实业视为“振兴中华之本”和救国的根本之道，认为实业是“人类发达之基”，乃“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极端贫困的国度，“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他高度评价实业在国家建设中的基石作用：“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重要之政策。”在写给宋教仁的信中强调，国家治理“必先从根本下手，发展物力，使民生充裕，国势不摇，而政治乃能活动”。

　　其二，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思想。在发展实业的方式上，孙中山认为，“不用机器必不能发达”，只有引进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近代机器大工业，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实业救国才能获得成功。孙中山早年领导革命之初，便主张“学习欧美之所长”，即通过学习欧美的先进科学技术来迎头追赶西方。辛亥革命后，他更加看重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在实业救国中的巨大作用，认为机器与民生有莫大之关系，“机器巧则百艺兴”，“必须用机器以辅助中国巨大之人工，以发达中国无限之富源也”。又谓：“欲图中国实业之发展者，所当注重之问题，即资本与人才而已”，“何为资本？世人多以为金钱即资本也。此实大谬不然。夫资本者，乃助人力以生产之机器也。今日所谓实业者，实机器毕生之事业而已”。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提出，“机器可以灌输文明，可以强国，我中国如不速起研究机器，我四万万同胞俱不能生存”。

　　其三，实现工业化的思想。使中国尽快实现工业化是孙中山发展实业的根本目标。他在《实业计划》“自序”中指出：“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故于中国两种革命必须同时并举，即废手工采机器，又统一而国有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正是通过《实业计划》的制定，孙中山不仅描绘了中国工业化的蓝图，而且提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具体路径与方法。在实施方案中，孙中山将发展重点定位在交通与运输，尤其是铁路、道路、港口建设，以此作为发展中国经济的突破口：“予之计划，首先注重于铁路、道路之建筑，运河、水道之修治，商港、市街之建设，盖此皆实业之利器，非先有此种交通、运输、屯集之利器，则虽全其（具）发展实业之要素，而亦无由发展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把交通运输的基础建设搞好，实业的各项要素才能调动、整合起来，从而发挥产业的整体效应。据此，他提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铁路是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苟无铁道，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之可图？”

　　其四，经济开放主义的思想。除强烈的救国意识外，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实行经济的开放主义。他认为，要从根本上振兴中国实业，就必须破除闭关主义，实行开放主义，尽可能地利用外资、外才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中国人向富于排外性质，与今之世界甚不相宜。……以前事事不能进步，均由排外自大之故。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随着商品的全球化流通，经济开放主义已成为一种世界潮流，“现世界各国通商，吾人正宜迎此潮流，行开放门户政策，以振兴工商业”。他还指出，“方今世界交通，一国有大计划，若合数国之力以经营之，则事之成功甚易，以一国独当之，则成功极难”；而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的办法，“在中国虽为创见，而在他国已司空见惯矣。且利用此项办法者，无处不奏伟大之成效也。中国如能利用此项办法，其成功自必伟大”。可见，孙中山的经济开放主义思想又是基于他对早期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预判，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超前的历史眼光。

　　二 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历史评价

　　孙中山的实业思想及其恢宏的《实业计划》究竟只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理想和根本无法付诸实施的计划，还是一种有着内在依据、具备历史合理性的工业化方案？历来有所争议。

　　早在民国初年，当孙中山到各地发表演讲、倡导实业建设时，他的大胆的经济建设设想便受到很多人的质疑。据《孙文学说》“自序”中言，当时，甚至包括一部分孙中山身边的人对他的建设思想和实业抱负也持怀疑态度，认为理想太高，不切合实际，“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这对孙中山规划的通过大规模实业建设，“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在以后的研究中，也有一些论者认为，孙中山经济建设的思想和发展实业的规划，很多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和“幻想”，不存在实现的可能。

　　其实，对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历史评价，简单地视之为“空想”“幻想”“孙大炮”，认为其脱离实际，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实施，无疑是片面的；而一味溢美，认为不存在理想主义色彩和历史局限性，也是片面和不科学的。正如章开沅教授所强调的，“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既有正面因素，也有负面因素。我们应该正确对待这两重因素，不可只讲一面，回避另一面，而且还应该努力讲够讲透”。这就需要将孙中山的实业思想和主张回归到历史原点，分析其产生的历史根由，甄别其合理性与局限性，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和长远眼光，在更加宏阔的视野内，对之进行中肯、客观、科学的评价，从而汲取其思想的精髓。为此，似可以从三个视角来考察和评价：

　　（一）并非空想的四个依据

　　实业救国是孙中山长期秉持的理想，这一理想在民国建立后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和得以实现的社会空间，这是孙中山实业建设的信心之源。辛亥革命本质上是一次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革命后所建立的政权和制度，是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为振兴工商实业、大幅提高生产力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条件。例如，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特设实业部，以张謇为总长，令各省设立实业司，以发展农、工、商、矿各业，作为“富国裕民之计”，并为此制定和颁行了一系列保护工商业发展的章程、则例，如商业注册章程、商业银行暂行条例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无疑均有利于促进工商实业的发展。孙中山正是利用政权更易、民国成立这一难得的时代条件，适时提出了自己的实业主张，将重心迅速转移到建设上来，大力推动实业建设，“兄弟奔走革命二十年，从事破坏，然亦时时研究建设。今以后，亦惟与国人共谋建设”。显然，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环境变迁看，他的实业建设主张并非没有根据。此其一。

　　孙中山之所以在1917年左右开始写作庞大的《实业计划》，是因为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近结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他急于要抓住这一机遇，有所作为。正如他在《实业计划》“自序”中所言：“欧战甫完之夕，作者始从事于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成此六种计划。盖欲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他又进一步写道：“将来各国欲恢复其战前经济之原状，尤非发展中国之富源,以补救各国之穷困不可也。然则中国富源之发展，已成为今日世界人类之至大问题，不独为中国之利害而已也。惟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与其被动发展，不如主动规划发展，这就是孙中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而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对华经济侵略确有所放松，客观上为民国初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12—1920年间，国内工业产品销路扩大，企业利润丰厚，新的工厂不断开设。这九年间，全国工业生产按总产值计，平均年增长率为16.5％；按净产值计，平均年增长率为13.4％。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往往被史学家们称之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对“黄金时期”的预期，正是孙中山制定庞大《实业计划》的客观依据。此其二。

　　虽然孙中山并非专门的经济学家，但其革命生涯中曾长期关注经济建设学说，加之常年游历欧美，所见者广，治学态度谨严，因此，其说亦应基本可信。他的实业主张和《实业计划》，有许多是经过了周密调查和思考以及参酌其他专家的观点后提出的，并非空口所言。例如，他曾举证，在《实业计划》中“余所计划之北方大港，将出现于青河、滦河之间者，在余之意见，以为港口必须设于东面，乃一经工程师实行测量之后，则港口应在西方”。至今上海孙中山故居仍保存着当年孙中山撰写《实业计划》时使用过的大量地理、水文、地质、物产、铁路建设、港口建设方面的图书资料，大部分都是西方国家出版的，其中孙中山对有关《运输学》《海洋与内河运输》《中国地理》《测量学全书》（日文）《铁道的建设与修理》《铁路运输》《铁道机构》《铁路管理》《国有铁路的管理》《美国的铁路运输》《英国铁路》《加拿大铁路的建筑》《中国的铁道事业》等著述显然多有钻研，并认真研究了《中国北方水系调查、治理规划及费用匡算：第三报告》《芜湖以下长江流域的地质》《上海港调查报告》《关于杭州湾与钱塘江口的水文报告》《黄浦的深水泊位》《黄浦江水道测量报告》《上海港调查报告》《总工程师季度报告》《中国铁路状况》《关于沪宁线和沪杭甬线毁损报告》等一系列较近期的英文报告。日本学者武上真理子通过仔细研究后发现，孙中山不仅阅读过许多工程学方面的书籍，而且高度关注中外工程师就港口和铁道建设所发表的意见，如他在制订“东方大港”方案时，就参考过上海浚浦总局海德生等撰写的《上海港口将来进步之报告》，认为“可以断言，孙中山在制订‘东方大港’方案时，不仅从浚浦局提出的各种计划得到启发，还有意识地以浚浦局的报告作为其方案的客观依据”，“由此也可知，孙中山虽然完全不懂工程学，但其观点、思想与活跃于‘太平洋时代’的工程师们绝非没有关系”。这也说明，孙中山的许多实业建设思想和计划都是有科学依据的。后世研究《实业计划》的学者，也往往惊讶于孙中山当年一些设想的准确性与科学性。例如，有关武汉的城市建设，孙中山所提出的一些建议就是十分具体和科学的。尤其《实业计划》中所提到的武汉长江、汉口交叉处龙王庙地段水患整治方案，与1998年长江大水之后的整治方案基本一致。再如，所提出的建设多座长江大桥和江底隧道以联络三镇交通的预见，将武汉定位为“略如纽约、伦敦之大”的国际大都市等，均符合今天武汉城市建设的规划和目标。此其三。

　　如果以一种严谨和科学的态度来看孙中山的实业思想，可以说，与他的革命学说一样，除极少数明显失误之处外，大体可归为三类：一类是可以立即实现的（如设立工厂、公司、实业团体等）；一类是在一段时期内经过努力后可能实现的（如借款，开矿，修建部分铁路、公路、码头等）；一类是将来可能实现的，但需要较长（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时间，典型如修建10万英里铁路和100万英里公路设想，就绝非短时可以完成，却并非不可以实现。对《实业计划》中这一类宏大的设想，孙中山自己看得很清楚，一再强调这只是“大方针”“大政策”，还有待将来进一步细化和变更，其真正实现也尚需时日。“此书为实业计划之大方针，为国家经济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实施之细密计划，必当再经一度专门名家之调查，科学实验之审定，乃可从事。故所举之计划，当有种种之变更改良，读者幸毋以此书为一成不易之论，庶乎可。”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态度是谦虚、客观的，切不可以说大话、空话视之。此其四。

　　（二）政治与实业：无法实现的真实原因

　　孙中山宏大的实业理想无法实现，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但多半是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尤以政治环境的恶劣为主。

　　1.恶劣的政治环境。经济与政治不可截然分开，振兴实业、发展经济都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来保证，但民国初年的政治生态却极其恶劣。北洋军阀执政时期，政权迭变，军阀混战，经济萧条，民不聊生，有人揭露当时的真实情况是：“政争兵乱，无年无之，举清末奖励实业政策之成绩尽破坏之，而无以为继。各省军人官吏不特不能提倡保护其省内之实业，且加之以剥削摧残，兵匪劫掠，官吏敲诈，几于相习成风。”在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下，根本无法展开大规模的实业建设，大大小小的军阀对孙中山的实业建设计划也没多少兴趣，这使得孙中山感到无比苦闷与无助，难以有所作为。1919年，孙中山对当时的军阀政治失望之极，尖锐地批评道：“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位，实因为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地底的陈土是什么，便是前清遗毒的官僚。”“现在国内的政治，比较满清的政治，没有两样，依兄弟看来，满清政治，犹稍愈于今日。”孙中山看得很清楚，在这样腐败的政治条件下，再好的实业主张都是无法付诸实施的，“又有人说，兴办实业，救多数人生计的困厄。奈官吏非特不能提倡奖励，且对于较大之公司或开矿事业等，必先得多数贿金，才许给照开办。辛亥以后，多数华侨，热心回国经营实业，因官吏索贿过重，致中途灰心。从这点看，从实业上改造起，也是没有希望的”。

　　2.政府财政的匮乏。从事大规模的实业建设，尤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但当时无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财政状况都是捉襟见肘，困难异常，根本无法提供必要的资金和设备投入。北洋军阀政府成立初期，因财政极为困窘，袁世凯为巩固其统治，维持政权的运转，于1913年4月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善后大借款使帝国主义列强不仅获得超过4877万英镑的巨额利润，还获得在数十年内中国盐税收入保管权，从而控制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牵头成立了“新国际银行团”，统一包揽对华贷款，要求中国抵押的税款从关税、盐税、烟酒税、印花税扩展到田赋租课，使中国财政受到更严苛的控制和支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与晚清政府一样，北洋军阀政府的财政控制力是非常弱小的，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关税几乎全部用来支付外债的本息和赔款，仅留有20％左右的收入可用作行政和其他开支，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从其有限的收入中提取资金用于重大的发展投资，完全不具备推动中国经济走上现代经济增长道路的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实业计划得不到国家任何象样的财政支持，也就可想而知了。

　　3.对外资、外债的过高期待。自己的实业计划不可能得到北京政府和地方军阀的资金支持，孙中山对此是心知肚明的。他所期望的，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庞大的资金、过剩的设备、先进的技术来开发中国的富源，借助外力发展中国的经济。“今者宜乘欧战告终之机，利用其战时工业之规模，以发展我中国之实业，诚如反掌之易也。”“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将来各国欲恢复其战前经济之原状，尤非发展中国之富源，以补救各国之穷困不可也。”应当说，孙中山以开放的态度考虑到利用外资、外债和外才来发展中国的实业，是很有眼光和气魄的。但他有两点估计不足：（1）对战后各国的经济状况、资金走向估计不足。他认为，根据1918年的估算，交战国每天的军费开支约为2.4亿美元，其中一半即1.2亿美元被直接用于战争。战后各国用于恢复生产的资金大约每天6000万美元，剩下的6000万美元将成为剩余的资金。这笔富余的资金急需投向海外以盈利，这就给中国带来了机会。他还认为，战后军队复员将会刺激生产，使产品猛增，急需寻找消费市场，而实际未参战且经济又不发达的中国恰好成为各国产品最大的销售市场。如此，“凡诸战争机器，一一可变成平和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此种开辟利源之办法，如不令官吏从中舞弊，则中外利益均沾”。在这里，孙中山对战争给欧洲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损失估计严重不足。事实上，他计算的军费余额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原来的民用企业生产的，战争结束后，这些民用企业将重新恢复生产，制造民用产品，以满足国内的需求。这样，欧洲不仅没有富余的资金和设备投放到包括中国在内的海外市场，而且本身还需要美国的资金援助。由此，便不可能有大量的资金和产品涌向中国。（2）对列强所借外债附加的严苛条件和利息要求也估计不足。列强来中国并非要帮助中国建设，而是要最大程度地赚取利润和控制中国的财政命脉。在主权不保的情况下，在借外债的过程中，中国根本无法维护自身的利益，使外债很难发挥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如“善后大借款”等的苛刻附加条件）。没有民族的独立，就没有独立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直到晚年，孙中山才对这一点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三）放宽眼界：百年后的验证

　　孙中山实业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是视野开阔，构思宏大。他是站在世界的高度、以国际化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规划，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因此，研究者也需放宽眼界，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跨度中，甚至以一百年为期，才能真正体会他的视野所及和思想精妙。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所作出的三个惊人设想或超前性规划，后来竟一一应验或接近实现，不能不令人钦佩。

　　设想之一：建设10万英里铁路。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将修建中央及东南、东北、西北、青藏铁路系统，共计24条干线，67条支线，总里程约10万英里。尽管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尤其要在十年之内修建10万英里铁路，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就中国对铁路的实际需求而言，放宽到一百多年之后，又并非不能实现。1949年以后，新中国突飞猛进的铁路建设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新中国的铁路网建设，基本上是按照孙中山所描绘的蓝图实施的。其中最难修筑的青藏铁路，于2006年7月1日全线通车，实现了孙中山高原铁路直通拉萨的梦想。截至2018年底，中国大陆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3.1万公里以上，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其中高铁运营里程超过2.9万公里，占全世界三分之二，居世界第一。换言之，中国大陆铁路运营总里程约为8.19万英里，已接近孙中山当年设想的10万英里铁路了。

　　设想之二：建设100万英里公路（碎石路）。这一设想如今早已超额实现。2017年底，中国内地公路总里程达到477.3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达到13.65万公里，里程规模居世界第一。折合成英里计算，公路总里程为298.34万英里，为孙中山当年设想的近3倍之多。

　　设想之三：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三个世界级大港。如今，中国大陆的天津港、上海港、广州港基本是按照孙中山当年的设想建成，并均达到了世界级大港的水平。其中，最大的上海港位于长江三角洲前缘，扼长江入海口，是中国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重要口岸。在2018年度世界十大集装箱港口排名榜中，中国占了七席，依次是：上海、新加坡、宁波舟山、深圳、广州、釜山、中国香港、青岛、天津、迪拜。

　　此外，孙中山对黄河、长江、淮河水利治理的规划，对长江三峡建坝发电的设想等，都一一得以实现。由此观之，不能不为孙中山百年前的远见卓识所折服，更不敢轻言他的宏大实业计划只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反之，应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全面、理性、准确地评估其实业思想和计划，从而感知其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惊人的历史预见性。

　　三 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当代价值

　　历史具有内在的传承性，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正在从事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与孙中山当年推动的早期工业化建设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思想具有弥足珍贵的当代价值，值得加以总结和借鉴。

　　（一）从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经济建设之路

　　孙中山虽长期流亡海外，但对中国的国情并不隔膜，深谙在中国从事实业建设，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建设理念和方法。“他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时时事事都是从实际出发。他不仅密切关注现实，还关注历史，更关注未来。他没有把西方现代化看作完美无缺的样板，更没有机械地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而是在总结既往百年世界历史的基础上，对西方的先进文明有所选择‘因袭’，更有所斟酌‘规橅’，从而才完成新的‘创获’。”而这一切，对于探讨现代化建设中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无不具有历史启迪意义。

　　首先，针对近代中国积弱积贫、基础设施极其落后的现状，孙中山明确提出发展中国的实业既要“万端齐发”，系统推进，国民经济各部门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又必须分清轻重缓急，有重点、有次序地发展经济。第一，以发展交通运输业为先导；第二，以发展矿业、钢铁冶炼、机械制造、造船、建材等重工业和农业为重点；第三，以发展粮食加工、纺织、日用、印刷等轻工业为辅助。并非要循西方近代工业发展的老路，从手工业到轻工业，再到重工业逐步推进。这对于今天在经济建设中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中国的经济建设，最终形成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不断提升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其次，公私两路推进，计划与市场经济并用。在推进实业建设的方式上，孙中山主张要根据实业的不同部类，由国家和私人分别经营，两条腿走路：“中国实业之开发，应分两路进行：（一）个人企业、（二）国家经营是也。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当由国家经营管理”的实业范围，包括“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利、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点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以及“银行、铁道、航路之属”，“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可以私人经营的范围，则包括涉及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资料生产行业。总体而言，孙中山强调国营企业与私人企业应兼顾，防止过度国营或过度私营的弊病，但其关注的重点却在于由国家经营的主导性、基础性产业，诸如交通、水利、矿业等等，借此保障基本的国计民生及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孙中山也主张“经济以计划为必要”，“当今科学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所以然者，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工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民生主义所实施的应是“计划性的自由经济”。显然，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应同时用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将计划经济的优势与市场经济优势相结合，逐步过渡到以有序的市场经济为主导。其中，关键是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既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具有高度经济指导和运作能力的政府，同时又要搞好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民间社会建设，充分发挥商会、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形成政府和民间社会在经济发展中的强大合力。

　　（二）实行经济“开放主义”，走开放发展之路

　　孙中山实业思想的一大特征是，主张实行经济“开放主义”，以广阔的世界眼光，力求在全球性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利用世界之所长来发展中国的经济，而不是故步自封，关起门来搞建设。他的经济“开放主义”是全面、彻底的开放主义，除强调引进外资、外才外，也重视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与方法，他说：“凡是我们中国应兴事业，我们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我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我们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并举日本的发展为例，说明全面开放的重要性：“（日本）四十年以前，亦是一个最小、最穷、最弱之国，自明治维新以后，四十年间，俨然称为列强。……他是用何种方法，始能如此，亦只是用开放主义。我中华民国土地比日本大二十倍，人民比日本亦多二十倍，要照日本办法，亦采用开放主义，不到三五年后，兄弟可决定，比日本富强十倍。”他的实业思想中所体现的开放心态和大胆学习西方的态度，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的今天，尤其需要继承和效法。

　　坚持开放发展，一是要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二是要像孙中山所倡导的那样，不仅充分利用外资、外才，还要继续主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产品，通过科技创新，迅速缩小与西方的差距。“中国如一后至之人，可依西方已辟之路径而行之，此所以吾等从大西洋西向而行，皆预知其彼岸为美洲新大陆而非印度矣。经济界之趋势，亦如是也。”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应以创新精神走出一条在开放环境中的自主发展之路。

　　（三）注重区域经济联动、辐射效应，走协调发展之路

　　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具有较为系统、宏伟的区域经济发展思想，所思考的不是一个点或一条线的经济建设，而是立体的、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对今天所提倡的协调发展观具有启示意义。他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修建三大港口和众多铁路线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大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中的节点和连线，他的着眼点聚焦在梯度推进的整体性区域经济建设，也有人称之为“区域辐射经济思想”。例如，他规划中的位于直隶湾（即今之渤海湾）的北方大港，其经济辐射的区域远不止渤海湾一域，而是辐射至津、京、冀，乃至大半个西北、东北区域，“中国该部地方，必需如是海港，自不待论。盖直隶、山西、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奉天之一半、陕甘两省之泰半，约一万万之人口，皆未尝有此种海港。蒙古、新疆与夫煤铁至富之山西，亦将全恃直隶海岸，为其出海通衢。若乎沿海、沿江各地稠聚人民，必需移实蒙古、天山一带从事垦殖者，此港实为最近门户，且以由此行旅为最廉矣”。从孙中山的描述来看，实相当于如今之“环渤海湾”经济区所发挥的经济辐射功能，或可看作是“环渤海湾”经济区之历史雏形。与此相似，以上海港或杭州湾为选址的东方大港，可视作今天“长三角”经济区的历史雏形，辐射整个中国东中部经济区域。而以广州港为选址的南方大港，则可视作“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雏形，辐射区域包括中国整个南部地区。也有研究者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待这三大港口构成的区域辐射经济圈，认为它实际上联系着更为广阔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以公路、河道和铁路为人流、信息流、能流、物流之主要载体，形成全中国统一的经济市场，乃至沟通到欧、亚、非洲等更大地域”。又如，孙中山对武汉区域经济位置的定位，便是从“吾人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来考虑的；对北方大港的经济地理位置定位，则设想使之通过铁路网“与西伯利亚铁路联络”，成为“欧亚路线之确实终点”，“而两大陆于以连为一气”；对广州南方大港的定位，“既为中国南方内河水运之中轴，又为海洋交通之枢纽也”。

　　孙中山也注意到了长江流域的整体性开发，充分认识到长江在交通上的价值、在水力发电上的价值、在水产和灌溉方面的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当时就提出了长江的开发利用，要与保护整治并行，先整治，再开发，边整治，边开发。为此，他在《实业计划中》制定了全面整治长江的方案，根据长江各段的不同情况，对入海口如何整治，下游、中游、上游如何整治，均列有详细的整治计划。为配合长江水道的整治，他还制定了“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方案，主要是整治沿长江两岸的北运河、淮河、江南水路系统，鄱阳（水路）系统，汉水、洞庭系统等，希望通过对这些水道的治理，不仅能使长江沿岸水路交通四通八达，而且可改变南北各地旱涝不均问题，提供大量的水力发电资源，促进众多沿岸城市的发展。孙中山的长江开发计划，与今天“长江经济带”建设计划不谋而合，体现了他所具有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思想。

　　中国地大物博，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不平衡性非常突出，因此，区域联动，协调发展，以点带面，系统、有序、梯次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只有走好区域联动、协调发展之路，才能形成全国一盘棋效应，从而真正实现孙中山当年的宏伟实业理想。

　　（四）重视经济建设与民生建设同步发展，走共享发展之路

　　孙中山的实业思想从属其更广泛的民生主义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以民生为本，是贯穿于孙中山实业思想的另一条主线，也是其实业主张的思想根基。

　　孙中山认为，发展实业的根本目的是要解决民生问题，要以“养民”为本位。他强调指出：“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为了达到养民的目的，政府就必须发展与民生相关的各种实业，为老百姓提供衣、食、住、行的基本生活保证，“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为了保障民生，还要考虑分配公平问题，“经济进步，机器发明，而生产之力为之大增。得有土地及资本之优势者，悉成暴富；而无土地及资本之人，则转因之谋食日艰。由是富者愈富，贫者益贫，则贫富之阶级日分，而民生之问题起矣”。为解决随经济发展可能引发的贫富不均问题，就必须做到生产与分配并重，“求富”与“均富”并进，防止出现严重的财富分配不均，“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是要同时注重的。……我们所注重的分配方法，目标不是在赚钱，是要供给大家公众来使用。”

　　孙中山对民生问题的提醒和所开出的处方值得重视。时至今日，尽管中国经济有了极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孙中山当年所抨击的“富者愈富，贫者益贫”的社会分化问题还并未完全解决。为此，需要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中汲取智慧，重视经济发展中的民生问题和分配问题，走共享发展之路。

　　总之，孙中山实业思想与当今正在从事的现代化建设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关联性和内在相通性。他的许多宏大实业规划和未竟理想能够在今天实现，并非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显然可以从孙中山思想中汲取许多有用的思想资源，从而在历史的延续性和时代的创新性中努力“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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