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至 18世纪东亚世界的“象记”：博物学知识比较史研究的一个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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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通过明清笔记文献中的“象房”“驯象”与“浴象”、 韩人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象记”和日人“象之旅”等有关象的文献，展示在山川相连、一衣带水的一个历史和文化上彼此认同的共同空间里，曾经有过怎样的象文化叙述，在东亚地区有过怎样的大象空间转运史，以及如何借助象文化来阐述民族意象，形成以象文化和动物文化为主题的东亚三国博物学知识的传播与影响史。

　　象是地球陆地现存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当年在非洲和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可以见到大象，如今只有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陆、印度、锡兰和东南亚，才能看到其踪影了。从动物文化角度切入象研究的主要有安京《中华象史概说》（载《寻根》2004年第1期）和查茂盈《中国象文化研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两篇。前者的写法在研究论文与通俗文章之间，虽然很多注释不够准确，但却有不少新材料开掘，叙述线索还是比较明晰的。后者探讨了大象、自然、人类的相互关系，阐述了自然环境变化及人类活动对大象濒危的影响，指出在人象相处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创造了种种与象有关的文化形态，作者称之为中国象文化。尽管是学位论文，但从论述的严密和注释规范的要求来衡量，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海外研究主要有英国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1938—）所著《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一书，被誉为西方学者撰写中国环境史的奠基之作。该书分为模式、特例、观念三大部分，包括地理标识和时间标记、人类与大象间的3000年搏斗、森林滥伐概览、森林滥伐的地区与树种、战争与短期效益的关联、水与水利系统维持的代价、从物阜到民丰的嘉兴的故事、汉人在贵州苗族家园的៿殖、遵化人长寿之谜、大自然的启示、科学与万物生灵、帝国信条与个人观点等12章。另一本论及象文化的著作是英国学者唐纳德 · F·拉赫所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2卷第1册，该书第3章“亚洲动物绘画”的第一节专门讨论“象”。

　　习惯使用“东亚”一词的中日韩三国的汉籍中有过不少关于象的记录，葛兆光指出，在蒙古世界帝国逐渐退出东亚的14世纪下半叶之后，中国的明清王朝、日本的足利和德川时代，以及朝鲜的李朝时代，整个东海和南海，可以称之为“东部亚洲海域”，由于繁荣的海上贸易，已经形成了一个完足的历史世界。本文重点关注14世纪下半叶“东亚”这一历史世界中汉文古籍中有关象的若干记述。除了中国传统古籍，如正史和明清笔记外，还有韩人朴趾源的《象记》和日人大庭脩的《象之旅》中所记述的“象记”。本文以此几种域内外记象文献为重点，讨论东亚世界中有关记象知识的互动，进而讨论形成以象文化和动物文化为主题的东亚三国博物学知识与书籍的传播与影响史。

　　一、 明清笔记文献中的“象房”“驯象”与“浴象”

　　明清笔记中多有关象之记述，较早有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年）丙辰科进士黄衷的《海语》，书中写道：“象嗜稼，凡引类于田，必次亩而食，不乱蹂也。未旬即数顷尽矣。岛夷以孤豚缚笼中悬诸深树，孤豚被缚喔喔不绝声，象闻而怖，乃引类而遁，不敢近稼矣！夫体巨而力强者，物莫象若。佛书言菩萨之力譬如龙，象是匹龙也。”较为详细的记述见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五十一“兽之二”中的集解：“象出交、广、云南及西域诸国，野象多至成群。番人皆畜以服重，酋长则饬而乘之。有灰、白二色，形体拥肿，面目丑陋。大者身长丈余，高称之，大六尺许。肉倍数牛，目才若豕。四足如柱，无指而有爪甲。行则先移左足，卧则以臂著地。其头不能俯，其颈不能回，其耳下軃，其鼻大如臂，下垂至地。鼻端甚深，可以开合。中有小肉爪，能拾针芥。食物饮水，皆以鼻卷入口，一身之力皆在于鼻，故伤之则死耳。后有穴，薄如鼓皮，刺之亦死。口内有食齿，两吻出两牙夹鼻。雄者长六七尺，雌者才尺余耳。交牝则在水中，以胸相贴，与诸兽不同……其性能久识。嗜刍、豆、甘蔗与酒，而畏烟火、狮子、巴蛇。南人杀野象，多设机阱以陷之，或埋象鞋于路，以贯其足。捕生象则易雌象为媒而诱获之，饲而狎之，久则渐解人言，使象奴牧之，制之以钩，左右前后罔不如命也。”然后写了象牙、象肉、象胆、象睛、象皮、象骨的各种药用。直至晚清，承载新闻的《申报》上仍有关于印度、越南、泰国，以及英国动物园的记象文字，最长达千余字的记象文献有《阅香港报载缅甸白象书后》和700余字的《象说》，极力赞扬大象为“灵异”或“灵性之兽”：“安禄山、李自成业已僭号登位，当时自命为博学之儒能文之士，均已俯伏称臣，独此数象，反皆流涕，而不肯立班，非灵而何去。”聪明的大象“大朝庆则令其驼瓶站班，大祭祀则令驼瓶驾辇。无事则每日黎明诣午门，九叩首跪拜如仪”。

　　元、明、清三朝定都北京，象作为礼仪之兽也进入都城。象住在高大的“象房”，据元人所著《析津志 · 物产》称：元时“象房在海子桥金水河北一带。房甚高敞。丁酉年元日进大象，一见，其行似缓，实步阔而疾撺，马乃能追之。高于市屋檐，群象之尤者。庚子年，象房废。今养在芹城北处，有暖泉”。

　　据《客座赘语》载，明初“象房”也设在南京的通济门外，通济门是明代南京13座京城城门之一，位于南京市秦淮区，坐北朝南，中国古代防御性建筑的杰出代表，世界城墙史上独一无二的杰作，其形制和规模在中国绝无仅有。永乐时建都北京，《日下旧闻考》称，明时象房在宣武门内城根西，为明弘治八年（1495年）修建。明代的紫禁城曾经饲养着一群大象，主要用于礼仪活动。

　　利玛窦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一书中也提及北京皇家的象房，称：大象只在北京大量饲养，供玩赏和仪仗使用，它们均来自外国，除北京外，其他地方是没有的。这个说法其实不确。至少当年吴三桂在湖南还有一支象军的。清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卷二记载吴三桂在湖南，其中不乏赞扬象代表着雄伟、胜利和力量，也代表着温顺、虔诚和节制的记述：

　　有象军焉。有四十五只，曾一用之，故长沙人多曾见之。象各有一奴守之，与奴最有情。奴死，人为之制棺讫，象必来亲殓，以鼻卷奴尸置棺中而盖之。不下钉，人先于旷野中掘地为坎，告象以其处，则以鼻卷棺而来，自置坎，复为掩土，徘徊留恋，垂涕而去。一二日后必复来，去土开棺，谛视其尸，重为掩盖。嗣后或一日来，或三五日一来，必待其尸腐烂，人形脱尽而后已。凡象于奴皆然也。有一奴牧象，私与一妇戏，偕入草屋中，象见之怒，以鼻扃其门，奴恐，逾垣而出，象以鼻卷奴掷之，颠扑而下，复以牙触奴糜烂而死。象忽自杀其奴，乃从来未有之事。官司拘象而问之，象忽奔逸而去。人皆披靡，以为其逃也。少焉，卷一妇人来，置之官前，而自跪其官，以鼻触妇人使言，妇人战悸失音。久之始吐其实，官义之，贷其罪，别选奴以牧之。余谓此象可以为刑官，可以为律师。世人目乱男女之伦者曰禽兽，象独非兽耶？胡可以之而詈人也，叹息者久之。

　　明朝定都北京后，建有非常规整的象房，并有驯象、用象、浴象的制度。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风俗”记载“六月六日”为最详细者：

　　京师象只皆用其日洗于郭外之水滨。一年未此一度。因相交感，牝仰牡俯，一切如人，嬲于波浪中，毕事精液浮出，腥秽因之涨腻，居人他处远汲，必旬日而始澄澈。又憎人见之，遇者必触死乃已。间有黠者预升茂树浓阴之中，俯首密窥，始得其情状如此。又象性最警，入朝迟误，则以上命赐杖，必伏而受箠如数，起又谢恩。象平日所受禄秩，俱视武弁有等差，遇有罪贬降，即退立所贬之位，不复敢居故班。排列定序，出入缀行，较人无少异，真物中之至灵者。穆宗初登极，天下恩贡陛见，朝仪久不讲，诸士子欲瞻天表，必越次入大僚之位，上玉色不怡，朝退欲行谴责，赖华亭公婉解之而止。时谓明经威仪，曾群象之不若。象初至京，传闻先于射所演习，故谓之演象所。而锦衣卫自有驯象所，专管象奴及象只。特命锦衣指挥一员提督之，凡大朝会役象甚多，及驾辇驮宝皆用之，若常朝则止用六只耳。遇有疾病不能入朝，则倩下班暂代，象奴牵之彼房，传语求替，则次早方出。又能以鼻作觱栗铜鼓诸声，入观者持钱畀象奴，如教献技，又必斜睨奴受钱满数，而后昂鼻俯首，鸣鸣出声，其在象房间亦狂逸，至于撤屋倒树，人畜遇之俱糜烂。当其将病，耳中先有油出，名曰山性，发则预以巨缭糜禁之。亦多畏寒而死者，管象房缇帅申报兵部，上疏得旨，始命再验发光禄寺，距其毙已旬余。秽塞通衢，过者避道，且天庖何尝需此残脔。京师弥文，大抵皆然。

　　象房里的大象各有不同的姓名，清代甚至还各有名位，品级、食禄亦有等差。如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二十六：“乾隆间象房喂养贡象三十余只。因谕令暂行停贡。向来各国贡象皆有名字。咸丰三年（按：1853年），南掌（今老挝）贡四象，曰陶罕董、陶罕控、陶罕换、陶罕慕。缅甸亦于该年贡象五只，一曰唃斗，一曰蟒墨，一曰戛那走，一曰那纪麻，一曰看麻。又象房有象倒毙，太医院官验视，有无象黄。世知牛黄，未闻象有黄也。”

　　外来贡象多为驯象。古罗马时代普林尼及以后的欧洲旅行者都已经注意到斯里兰卡象是最容易训练的象种。17世纪末，或称斯里兰卡象是常被捕捉的品种，因为此地的大象以擅长“下伏”闻名，可以恭顺地将脖子置于两腿之间。可见评价大象的标准并非其体型或毛色，而是具体表现能力。清代曾为外轮海员的谢清高，在其记有南洋、西南洋各地物产，颇为详尽的《海录》一书中，记有“丁咖啰国”（今马来西亚丁加奴）的驯象：“各国王俱喜养象，闻山中有野象，王家则令人砍大木于十里外，周围栅环之。旬日渐移而前，如此者数，栅益狭。象不得食，俟其羸弱，再放驯象与斗，伏则随驯象出，自听象奴驱遣。”至于明廷在朝堂外的护卫和仪仗中的驯象，则以明人谢肇淛（1567—1624年）的《五杂组》中的记述为生动：

　　今朝廷午门立仗乘舆卤簿皆用象，不独取以壮观，以其性亦驯警，不类他兽也。象以先后为序，皆有位号，食几品料，每朝则立午门之左右，驾未出时纵游龁草，及钟鸣鞭响则肃然翼立，俟百官入毕则以鼻相交而立，无一人敢越而进，朝毕则复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则象奴牵诣他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后他象肯行，不然，终不往也。有过或伤人，则宣敕杖之，二象以鼻绞其足踣地，杖毕始起谢恩，一如人意。或贬秩，则立杖，必居所贬之位，不敢仍常立，甚可怪也。六月则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仰面浮合如人焉。盖自三代之时已有之，晋、唐业教之舞及驾乘舆矣。此物质既粗笨，形亦不典，而灵异乃尔，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大象天资聪明且容易被驯化，驯象一般通过禁食和喂养的方式。清人赵翼《檐曝杂记》卷三中记有民间驯象的实况：

　　璞函（人名）随经略至猛拱（今云南），每晨起，途中多有粪堆如小冢，土人云野象粪也。其象不受人驱策，故谓之野象。必诱而驯之，始供役。诱之之法：掘地坑，布席而土覆之若平地，数百人锣鼓铳炮驱象过而陷之。象体重而坑深陡，不能出也。则饿之数日，然后问之，“肯给役否？”象点头，则劚其坑前地，迤斜上，使步而出。一点头，则终身受人役不复变，盖象性最信也。负重有力，一象能驮千斤炮一位，故缅人出兵，随路有炮也。象不点头，则不使出，饿数日再问之，亦有饿死而终不点头者。

　　汪启淑的《水曹清睱录》卷六“象有灵性”也有记述“象房在宣武门西城墙”。

　　象初至京，伴送象奴交于象房总管，先行演习。象有名位，品级、食禄亦有等差。遇大朝会则用象，多驮宝瓶、监门、驾辇之类；若只常朝，仅需六只。该班皆有一定，如该班象有病不能应差，则自解烦他象充当。象奴贫窘，向乞借粮，预为说明，则草束粮减去亦食，否则不肯受欺，颇有灵性。有人欲观象者，给象奴钱，象奴引入，俾吹觱栗，则伸鼻长吟；俾打铜鼓，即卷鼻击地，冬冬宛如鼓声。若山性发，则耳中出油，象奴遽以巨绳系之，并掣老象防守。每年六月初伏，官校用鼓吹、旗帜迎赴御河洗浴，然并不见水中交媾也。  

　　象奴或称为驯象师，世代相袭，因此掌握了不为外人所知的一些驯象技术。象奴与大象之间还有很好的互动：“在京师至象房观之，象奴得钱放入，令象击鼓，象以鼻撞石板作鼓声；令象掌号，象以鼻扬起作吹喇叭状，令其跪拜等事，皆遵其教不违。每象皆食三四品俸，象奴欲刻扣之，须与言明，否则象必致怒，而奴必受伤矣。”受过训练的大象似人而有感情，更有意思的是受过驯的大象也能遵守朝廷的礼仪，甚至成了明朝官僚机构的一部分。从顺治元年（1644年）开始，即设置驯象所东、西二司，以驯养“皇帝卤簿”（仪仗）使用的仪象。活泼泼的大象，在举行皇帝登基、皇帝大婚等重大仪式时，会以“卤簿”形象出现在紫禁城内显要位置。朝会的驾辇、驮宝都需要用象，平时朝会一般用六头象，早朝开始时象都会站立在午门左右，朝钟、鸣鞭之后，需肃然而立，待百官入朝后，左右两边站立的象便以鼻相交将道路封住，无人能擅自入朝，朝会完毕，两边的象又将鼻子分开，上朝后的文武官员便可鱼贯而出。驯象不仅显示了宠幸，也是军事力量的彰显，更是权力的象征。

　　明清时期每年六月六日的洗象，是京城的一大景观。一般是安排在夏至后三个庚日，为头伏的第一天，即入伏，进入三伏（初伏、中伏、末伏）天气，这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期。三伏天洗象在元代就已有之，但尚未形成习俗。元朝建立后，东南亚的泰国、缅甸、越南等附属国的使臣，每年都来大都进贡大象。元朝在京城设立驯象所，建有象房，从云南和缅甸召来驯象师，每到酷暑炎夏，就在大都城附近的积水潭中洗象，引来百姓围观。元朝大臣宋褧有一首《过海子观浴象》诗云：“四蹄如柱鼻垂云，踏碎春泥乱水纹。”至明代万历年间，洗象已逐渐演变为岁时民俗。皇宫中例于三伏日为畜养之象洗浴，届时遣官以鼓乐引导，监浴。积水潭河两岸往往观者万众，其情形多于诗人的描述。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 · 春场》记有宣武门河看洗象的诗歌：“三伏日洗象，锦衣卫官以旗鼓迎象出顺承门，浴响闸。象次第入于河也，则苍山之颓也，额耳昂回，鼻舒纠吸嘘出水面，矫矫有蛟龙之势。象奴挽索据脊。时时出没其髻。观时两岸各万众，面首如鳞次贝编焉。然浴之不能须臾，象奴辄调御令起，云浴久则相雌雄，相雌雄则狂。”同书又记载了明徐渭《宣武门河看洗象》、王继阜《六月九日宣武门外看洗象》、张国敉《宣武门看洗象，次王元直韵》等。

　　清承明制，仍将洗象作为民俗传承下来。每年六月六日，有规模浩大的洗象日活动。洗象日如同过节，京师百姓万人围观。自宣武门往西沿线，车马喧嚣，道路壅塞。上斜街一带是观洗象最佳处。每逢洗象，周边酒肆终日座无虚席。各类店铺人头攒动，生意火爆。清人潘荣陛在《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銮仪卫驯象所，于三伏日，仪官具履服，设仪仗鼓吹，导象出宣武门西牐水滨浴之。城下结彩棚，设仪官公廨监浴，都人于两岸观望，环聚如堵。”戴璐《藤阴杂记》卷七载清人朱竹垞移居诗：“后园虚阁压城壕，溅瀑跳珠牐闸口牢。正好凭栏看洗象，玉河新水一时高。”并称：“洗象诗，名家几张歌行辞赋，无美不备。独［王］渔洋竹枝一绝云：玉水轻阴夹绿槐，香车筍轿锦成堆。千钱更赁楼窗坐，都为河边洗象来。”清代稍晚关于京师洗象记述见之《申报》中的《令节洗象》，称：“六月六日为天贶节……是日早八点钟后，象奴牵驯象四只出宣武门，至护城河中任象水中往来游戏。移时复牵入城，讵一象在水中骋时，忽往北岸一跃岸上，适有轿车数辆，骡被象惊，东西乱奔，一时看象男女躲避不及，甚至有颠仆失物者。幸车夫各将骡头勒住，未致伤人云。”虽然1882年《申报》所记这一事件最后化险为夷，但也似乎宣告了清代北京洗象习俗即将走向终结。

　　清代画家丁观鹏的《乾隆皇帝洗象图》（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设色艳丽，气氛和谐，图中碧水弯弯，绿树、怪石、惠草其中，一头大象温顺地站立在树荫之下，玉女、金童、天王、僧侣等一干人等正在为大象洗浴。乾隆皇帝则扮作普贤菩萨模样端坐，目不转睛地瞧着自己的坐骑大象，大象也非常惬意地与乾隆对视，似在与主人交流情感。此图反映了一个节令民俗——伏日洗象。《乾隆皇帝洗象图》画幅左下款署：“乾隆十五年（按：1750年）六月，臣丁观鹏恭绘。”下钤“臣丁观鹏”白文方印、“恭画”朱文方印。画幅右上钤乾隆皇帝朱文椭圆印“乾隆御览之宝”。丁观鹏，北京人，艺术活动展开于康熙末期至乾隆中期，工道释、人物，尤擅仙佛、神像，也善画山水。雍正四年（1726年）进入宫廷为画院处行走，是雍正、乾隆朝画院高手，与唐岱、郎世宁、张宗苍、金廷标齐名。造诣深湛，得乾隆帝赏识。

　　明清各类典籍中关于象房、洗象、驯象以及象的品性等，均有诸多记述。据雕龙中日古籍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四库全书》统计，其中讨论“贡象”的有120多条，讨论“白象”的多达600条以上。汉文文献中，因为“象”与吉祥之“祥”字谐音，因此也被民间作为瑞兽。而中国传统中神象的造型多为白象，以白象驮宝瓶（平）为“太平有象”；以象驮插戟（吉）宝瓶为“太平吉祥”；以童骑（吉）象为“吉祥”；以象驮如意，或象鼻卷如意为“吉祥如意”。从留存的大量文本来看，“太平有象”这一说法由来已久，笔者以雕龙中日古籍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四库全书》为据，其中“太平有象”共出现了193次，宋代20次，金代2次，元代20次，明代增至55次，而清代则高达96次。明清两代文献中出现频率渐高，成为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期待，亦足见明清两代有较强的大象情结。

　　殊方异兽一直是明清皇家权威的象征，伏日洗象，继承了民间伏日洗浴的习俗，也是大清天朝威震四方之强大国力的一种展示。明清京城里的象房以及专门的驯象所，使大象的“观看权”被皇帝贵戚以及少数文人画师所垄断，有意思的是，明清每年6月的洗象节却为普通民众亲眼目睹大象的真容提供了机会。晚清，在上海四马路一品香西餐馆，还有泰国运来的大象所进行的表演，称：“暹罗国新到大象一只，身高一丈有余，能懂人言。随来安南国披发人为象奴，晚上鼻卷同睡，或有看客另买瓜蔬与食或与洋钱，其象鼻能分大小，磕头跪谢亦分大跪谢、小跪谢之别，可称第一灵兽也。诸君欲旷眼界，祈请观看，每位一百文，男女好看。倘贵宅宝眷要看，另设在大菜房间，每位二百文。男客一概外观，谨此布闻。”由此，城市市民也有了观看大象的机会。

　　明清故宫御花园中有跪象造型，其装束与记载中的皇帝“法驾卤簿”中的宝象相似，通过这一对跪象立于御花园北门内的设定，也能理解其蕴含的“接驾”礼仪寓意。“跪象”之发音“象”与“祥”、“跪”与“贵”、“负”与“富”都有谐音之效，因而御花园的跪象又可以解读为“富贵吉祥”。御花园跪象的吉祥寓意，亦是明清王朝时代紫禁城中皇帝们企盼国泰民安、江山稳固长久的心理反映。如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载了京城“象房”管理不善，之后又发生了都人观太平之象，结果导致大象伤人之事：

　　象房有象时，每岁六月六日牵往宣武门外河内浴之，观者如堵。后因象疯伤人，遂不豢养。光绪十年以前尚及见之。象房在宣武门内城跟［根］迤西，归銮仪卫管理。有入观者，能以鼻作觱篥铜鼓声。观者持钱畀象奴，如教献技，又必斜睨象奴受钱满数，而后仰鼻俯首，鸣鸣出声。将病，耳中出油，谓之山性发。象寿最长，道光间有老象，牙有铜箍，谓是唐朝故物，乃安史之辈携来者。后因象奴等克扣太甚，相继倒毙。故咸丰以后十余年象房无象。同治末年、光绪初年，越南国贡象二次，共六七只，极其肥壮。都人观者喜有太平之征，欣欣载道。自东长安门伤人之后，全行拘禁，不复应差，三二年间饥饿殆尽矣。

　　贡象也象征了国家的盛衰。自咸丰朝之后，国运衰弱，滇南地区时常发生动乱，社会不稳定，加之泰国、缅甸、柬埔寨等东南亚各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沦为殖民地，朝贡体系解体，贡象传统逐渐式微。象房等更因管理不善，1882年《申报》有一大象的记载：

　　夜闯出象房栅栏门，遍踏左近曲巷，幸时当昏夜街市无人，尚无大害，惟各巷口有灯火处，象即望火而来，门户之猝被蹂躏者，不可胜数。有守更者夫妇同宿，忽闻喧嚷声，知为象来，仓猝奔避，遗一幼子于土炕上，象至以鼻卷子相与游戏，片时而去。及夫妇回视其子，竟无损伤。昧爽，一老妪蹀躞路旁，与象相值，象奴在后遥望妪来，喊令东去，妪不解所谓，仍向西行，被象践踏而死。象奴二十余人，各执长矛往来追逐，至以矛刺其身，并眇其一目，至八九点钟始将象圈入象房。

　　之后光绪十年（1884年）再次出现了大象突然发疯、毁物伤人事件。于是清政府取消了洗象之举，洗象民俗也因此最终成了一种历史记忆。

　　二、 《热河日记》中的《象记》

　　14—19世纪朝鲜王朝《燕行录》中有不少关于京城象房和大象的记载。如15世纪朝鲜人用汉文撰写的有关中国的见闻录《漂海录》中就记载：1488年四月二十日“撞钟于午门之右讫，三虹门洞开，门各有二大象守之，其形甚奇伟”。明清曾经逗留北京的朝鲜燕行使多有观察大象的机会，如1656年十月三日麟坪大君李㴭的《燕途纪行》称：“午门外东西排立十二象，其六具鞍，其六无鞍。其形巍巍，长过二丈，脚似大柱，耳如洪鱼，色是灰而无毛。头项直不能俯仰如猪项。然左右运用，专以长鼻，其捷如手。至于水草之喫，搔痒之事，惟鼻是用。体大目小，口生双牙，雄有雌无。雏则孕十二月而产云。东西象侧，各安二銮舆，风吹黄旛，銮铃和鸣。”朝鲜赴京燕行人员的记象文献，尤以朴趾源《热河日记》中的“象记”为翔实和精彩。

　　1780年6月，为了祝贺乾隆皇帝的70大寿，朝鲜著名学者朴趾源（1737—1805年）与其堂兄朴明源跟随祝贺清朝乾隆寿辰的使节团，越过鸭绿江来到北京、热河等地，又于同年10月末回到汉阳。在中国生活的五个月里，他历经30余站，两千多里路的行程。回到朝鲜后，他将鸭绿江经辽宁到北京到热河的见闻撰写成《热河日记》。全书用通畅优美的汉字写成，以日记、随笔、政论等多种体裁，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与各界人士的交流，描绘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风貌。朴趾源《热河日记》卷四“山庄杂记”有长篇“象记”：

　　将为怪特谲诡、恢奇巨伟之观。先之宜【宣】武门内观于象房可也。余于皇城见象十六，而皆铁锁系足，未见其行动。今见两象于热河行宫西，一身蠕动，行如风雨。余尝晓行东海上，见波上马立者无数，皆穹然如屋。弗知是鱼是兽，欲俟日出畅见之，日方浴海，而波上马立者已匿海中矣。今见象于十步之外，而犹作东海想。其为物也，牛身驴尾，驼膝虎蹄。浅毛灰色，仁形悲声。耳若垂云，眼如初月。两牙之大二围，其长丈余。鼻长于牙，屈伸如蠖，卷曲如蛴。其端如蚕尾，挟物如镊，卷而纳之口。或有认鼻为喙者，复觅象鼻所在，盖不意其鼻之至斯也。或有谓象五脚者，或谓象目如鼠，盖情穷于象鼻之间，就其通体之最少者，有此比拟之不伦。盖象眼甚细，如奸人献媚，其眼先笑，然其仁性在眼。

　　康熙时，南海子有二恶虎，久二不能驯。帝怒，命驱虎纳之象房。象大恐，一挥其鼻而两虎立毙。象非有意杀虎也，恶生臭而挥鼻误触也。噫！世间事物之微，仅若毫末，莫非称天。天何尝一一命之哉？以形体谓之天，以性情谓之乾，以主宰谓之帝，以妙用谓之神。号名多方，称谓太亵，而乃以理气为炉，播赋为造物，是视廷为巧工，而椎凿斧斤不少间歇也。故《易》曰：“天造草昧。”草昧者，其色皂而其形也霾，譬如将晓未晓之世，人物莫辨。吾未知天天于皂霾之中，所造者果何物耶？面家磨麦，细大精粗，杂然撒地。夫磨之功转而已，初何尝有意于精粗哉？然而说者曰“角者不与之齿，有若为造物缺然者”，此妄 也。敢问：“齿与之者，谁也？”人将曰：“天与之。”复问曰：“天之所以与齿者，将以何为？”人将曰：“天使之啮物也。”复问：“使之啮物，何也？”人将曰：“此天理也。禽兽之无手，必令嘴喙俯而至地，以求食也。故鹤胫既高，则不得不颈长。然犹虑其或不至地，则又长其嘴矣。苟令鸡脚效鹤，则饿死庭间。”余大笑曰：“子之所言理者，乃牛马鸡犬耳。天与之齿者，必令俯而啮物也。今夫象也，树无用之牙，将欲俯地，牙已先距。所谓啮物者，不其自妨乎？”或曰：“赖有鼻耳。”余曰：“与其牙长而赖鼻，无宁去牙而短鼻。”于是乎说者不能坚守初说，稍屈所学。是情量所及，惟在乎马牛鸡犬，而不及于龙凤龟麟也。象遇虎则鼻击而毙之，其鼻也天下无敌也；遇鼠则鼻无地，仰天而立。经谓鼠严于虎，则非向所谓理也。夫象犹目见，而其理之不可知者如此，则又况天下之物，万倍于象者乎？故圣人作《易》，取象而著之者，所以穷万物之变也欤。

　　朴趾源在《象记》中称“象眼甚细，如奸人献媚，其眼先笑，然其仁性在眼”，并叙述了自己在不同空间所见到的“怪特谲诡、恢奇巨伟之观”。首先是在宣武门内象房所见16头大象“皆铁锁系足，未见其行动”。但在热河行宫西所见两头大象“一身蠕动，行如风雨”，简直类似自己在东海上所见“波上马立者无数”，不知是鱼是兽，但想待日出后再见此一景色，结果“日方浴海，而波上马立者已匿海中矣”。十步之外所见奔驰中的大象，让他想起了东海所见的胜景。由此他还以为大象的长牙无用，还专门使用“天下无敌”之鼻子，“遇虎则鼻击而毙之”发了一大通《周易》“取象而著之者，所以穷万物之变”的感叹。  

　　《热河日记》卷五“黄图纪略”另有“象房”一条，称：

　　象房在宣武门内西城北墙下，有象八十余头。凡大朝会。午门立仗及乘舆卤簿皆用象，受几品禄。朝会时，百官如午门毕，则象乃交鼻而立，无敢妄出入者。象或病不能立仗，则强牵他象以代之，莫能屈也。象奴以病象诣示之，然后乃肯替行。象有罪，则宣敕扙之（触物伤人之类），伏受杖如人。杖毕，起，叩头谢。贬秩则退居所贬之伍。余畀象奴一扇一丸，令象呈伎。象奴少之，加征一扇，余以时无所携，当追给，第先使效伎，则象奴往喻象，象目笑之，若落然不可者。使从者增畀象奴钱，象睥睨久，象奴数钱纳囊中，然后象乃肯，不令效诸伎，叩头双跪，又掀鼻出啸，如管箫声，又填填作鼓颦响。大约象之巧艺，在鼻与牙。曾见画象，象皆双牙直指，若将触物者，谓其脖垂而牙指。今视象，不然耳。牙皆下垂若植杖，忽向前若握刀，忽互先交若乂字,不一其用。唐明皇时有舞象，观史，心常疑之。今果见善喻人意者，莫象若也。崇祯末，流寇破京城，过象房，群象皆垂泪不食云。盖形则蠢而性则慧，眼则诈而容作为德。或云象孕子五岁而产，或云孕十有二载乃产。每岁三伏日，锦衣卫官校列旗杖卤簿金鼓，迎象出宣武门外壕中洗濯，观者常数万。

　　驯象展示了统治者的控制力。朴趾源在上文中既介绍了象房、驯象，也讲述了“浴象”。此类描述虽真真假假，或有拟人化的表述，但明显有借此讽喻清朝高压下的中国顺民的模样。他特别写了自己与象之管理者象奴打交道的经历，称自己给“象奴一扇一丸，令象呈伎。象奴少之，加征一扇，余以时无所携，当追给，第先使效伎。则象奴往喻象，象目笑之，若落然不可者。使从者增畀象奴钱，象睥睨久，象奴数钱纳囊中，然后象乃肯”，于是大象讨好地叩头双跪，又掀鼻又发出啸声，如同管箫声，作鼓颦响。这一段描述令人想起崇祯九年（1636年）出使北京的金堉曾经多次被看守朝阳门的太监和守卫东长安门的火者敲诈的经历，这里或有讽刺清廷官员上下贪恋钱财，监守自盗，有一种为清廷如何整饬吏治的忧虑。正如葛兆光所言：“中国”对于朝鲜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异国”，“大清”对于朝鲜文人，也非仅仅是看看西洋镜的旅游胜地。对这些燕行使来讲，“中国”既是一个曾经是文明来源的天朝上国，又是一个已经“华夷变态”，充满“膻腥胡臭”的地方。朴趾源在京处处搜索清朝的各种逸闻轶事，以“象记”的形式，记录下自己近距离对中国留下的“好奇”和“鄙夷”的观察。

　　三、 日本文献中的“象之旅”

　　世界范围内的象之旅，几乎从公元前就开始了。公元前326至前324年，亚历山大在印度征战，击败了波拉斯（Porus），将若干头印度战象带回巴比伦。公元前3世纪，伊比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二世（Pyrrhus II）入侵意大利，以战象为武器，使罗马人感到震惊和恐慌，迅速赢得了胜利。但四年后丹塔图斯（Curius Dentatus）则率领罗马军队在那不勒斯附近打败皮洛士，缴获了四头大象运回罗马。24年之后的公元前251年，罗马执政官卢修斯 · 凯基利乌斯（Lucius Caecilius）在巴勒莫大败迦太基人，将100多头非洲象带回到罗马。1511年，葡萄牙人在马六甲捕获了七头大象，1514年将其中之一赠予利奥十世。大象在欧洲经历了漫长的旅程，1550年左右或有来到奥地利者；1642年来到比利时根特，1765年英格兰出现大象，1770年在马德里、1774年在都灵，都曾迎来象之旅。一头名为汉斯肯（Hansken）的名象纵游欧洲，引起无数人的好奇，它曾于1627年出现在巴黎和鲁昂，1628年出现在根特，1630年出现在罗马，1631年出现在土伦，1633年出现在荷兰。1675年，东印度公司从爪哇（今印度尼西亚）一带将一头仅五英尺高的印度象带回伦敦，被形容为“奇特且奇妙”（Strange & Wonderful），此象到达伦敦后即以巨额5000英镑被拍卖，之后它的新主人带着它在伦敦以及周边地区四处巡游，从观看者那里收取费用。这是英国商人首次投资大象。1793至1806年间，英国另一位商人先后购买了五头大象，并组成马戏团率领大象在英国进行巡演。作为“国事动物”，象之旅程同样充满了艰险，旅途中的大象会有很高的死亡率，如1630年在古拉特邦捕获130头大象，在运往沙贾汉宫殿旅途中，死了60头。

　　在亚洲地区同样如此，贡象是象之旅的主要形式，明清两朝亦有不少贡象记载。《清史稿》中的记载很少，但从上述清代的各类“象记”可见，有清一代，直至光绪朝，周边地区贡象不少，但《清史稿》的记载缺漏甚多。笔者仅以《明史》为例，发现周边地区的贡象记录颇多，也许明太祖对贡象有特别的兴趣，因此明朝仅仅在洪武年间，所记就多达11次。洪武四年（1371年）就开始有贡象记录，最初是今越南中部和北部安南“遣使贡象”，洪武十年（1377年）再次贡象。洪武十五年（1383年）位于今云南中部的景东贡献两头驯象。洪武十七年（1384年）云南元江也纷纷响应，派土官上朝贡象。洪武二十年（1387年），可能得知中国的大皇帝朱元璋是大象的爱好者，真腊（今柬埔寨）遣使贡象59头，为了显示更大的诚意，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再度贡象28头，还贡献象奴34人。真腊前后贡象87头，是为历史上同一皇帝统治时期贡象最多的记录。同年，即洪武二十一年，安南贡象，暹罗（今泰国）贡象多达30头。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车里（今云南景洪）遣人贡象；同年，缅甸掸邦东部的八百媳妇土官也遣使贡象。相比明太祖，永乐大帝时期的贡象记录相对减少，不过贡象不仅来自周边少数民族，如今云南景谷一带的威远在永乐三年，首先贡象，也有周边藩属国家，如永乐四年越南西南部的占城请求明成祖出兵援助抗击安南，特别贡献白象一头。永乐六年（1408年）一向与中原不通使的老挝也遣使贡象。永乐十四年（1416年），近斯里兰卡的不剌哇贡象。这是目前所知，位于东南亚较远国家的贡象记录。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年）明政府在云南境内的东徜设置了长官司，同年东徜贡象。同年，锡兰山（今斯里兰卡）通过海道运来驯象。往后，明朝的贡象记录越来越少，景泰七年（1456年）云南陇川有贡象。成化五年（1469年）位于今云南镇康县北的湾甸有贡象。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暹罗遣使贡献了一头珍贵的白象，可惜却死于途中。万历十三年（1585年），云南的车里内部发生分裂，大车里投靠缅甸，小车里依附中国，又献驯象。至天启七年（1627年）车里与缅人战，明廷正自顾不暇，车里遂亡。万历四十年（1612年）老挝贡象，请求明朝再颁印。明朝的最后一次贡象记录见之崇祯十六年（1643年），暹罗除了贡象外，还贡献象牙。

　　根据高岛春雄的《动物舶来物语》记载，庆永十五年（1408年）就有大象初次舶来日本，由驶抵若狭国的南蛮船载入。1408年6月22日，抵达若狭国的南蛮船给当时的将军足利义持黑象一头，山马一只，孔雀两对，鹦鹉两对。以后足利义持赴朝鲜求《大藏经》，将黑象赠给了朝鲜，这是第一次向朝鲜出口象。1574年7月，明船向博多（现为日本福冈市的一个行政区域）赠送了象和虎。1575年明船又将一头象和虎、孔雀一起赠送给大友义镇。1602年德川家康收下了来自交趾的一头象、虎和孔雀。

　　日本学者大庭脩在所著《江户时代日中秘话》第七章中的“象之旅”中，对18世纪第六次舶来象，即享保年间的象之旅有非常翔实的记述：

　　享保十三年（1728年）6月13日，日本长崎入港的郑大成的船载入雌雄两头大象。因为日本没有大象，甚至中国本土也没有大象，因此，此事在日本非常轰动。事情可以追溯到享保十一年（1726年），东京船船头吴子明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输象要求，大概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吉宗“希望载来白象”，“据吴子明言，因白象较为罕见，所以准备载来灰象”，吉宗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象的饲料是什么？既然小象体积约如五头牛之合，那么大象是否如十头牛之合？将钩子嵌入象体驱赶象，其皮破处能否在当天愈合？载来之象若系久为人驯养，是否能离开已习惯的饲养者？如有必要，是否可令驯象者一同前来？象的住舍是怎样的，可否在暹罗期间弄清并于载来之际绘成图画？用日本船载象很难作远海航行，因此是否可以在陆地牵行等等”。

　　6月13日郑大成装载大象的船入港，一同前来的有广南籍驯象人，19日象船抵达岸边，人们用木材搭起跳板连接陆地，两头大象下船并被安置在唐人屋敷的空屋中，“特送江户的报告”中有颇为详细的观察记录：“公象七岁，身长一丈，高五尺五寸，周长一丈一尺三寸。腿长二尺二寸，粗一尺五寸，四周无肉，如剥皮杉树。目一寸五分，耳一尺三寸，如蝙蝠之羽，又似蝶。口隐于鼻下，不常见。牙一尺四寸，甚粗，根部周长一尺六寸。鼻子三尺五寸，根部周长一尺六寸，端部周长六寸。有二孔，边际有三物似爪，可自由开合。先以鼻吸水，再入口中，身痒时，以鼻卷木搔之，又可以鼻洗身。尾长二尺七、八寸，如日本之牛尾，根部粗。毛淡黑而浓密，皮肤如野猪，啼声似牛。”“五岁母象，身长八尺，尺寸同公象。但大象则有长十四、五间或十二、三间者（一间相当于六尺，约1.8米）。一日食草三荷。大豆七、八升，饮水七升，然喜好之物芭蕉叶、馒头、鼠蚁等。”驯象者有男女两人，“男驯象者一人，四十五、六岁，与常见唐人不同，为披发官人，下着红纱，上著萌黄练绫。手持二尺带绳鹰钩，可随意驱赶象。女驯象者一人，三十二岁，装束同上，二人同骑象，自本船向役所”。

　　大庭脩考证男女驯象者均为越南人，即45岁的谭数和35岁的漂绵，随船而来的翻译是漳州人李阳明和广东人陈阿印。“特送江户的报告”还记述称象“素喜爱儿童”“生性正直，能辨真伪。此次舶来途中，驯者在船中许愿，抵日本后可饮酒，不意抵岸后驯者忘却，故【象】坚不上岸，驯者疑之，方忆起饮酒之事，即饮之，饮毕顺利上岸。象可怀胎十二年，寿命六七百年，在天竺有无量寿之称。据唐人云，象甚听驯者调遣，当面向检使时，可弯曲前膝，令其睡觉时，即成横姿。驱象可用鹰钩，驱之又血渗出，然至于夜间即愈合。道中行走速度甚快，在长崎广马场令其奔跑，较马尾快，遇人不惧，人纵有粗暴之举，亦神态安然，故可持燃放火炮之具乘象”。

　　遗憾的是，9月11日母象因为舌生肿物而死亡。享保十四年（1729年），另一头公象开始从长崎到江户的长途旅行，象经过的地方沿途准备好竹叶、青叶、蒿草，“无馅馒头”等饲料食物，以及清水。途中寄宿于常见的马厩，为了不致引起骚乱，还摘去了沿途店铺前的“异形招牌”，在象停留期间，寺院做法事也暂时停止“鸣响器物”等。象抵达京都后进入位于御所东侧、北邻立命馆大学广孝路小圆的净华院专门为象建造的厩舍，稍做停留，然后拜见中御门上皇和灵元天皇（1654—1732年）。由于入宫拜见天皇者需要有一定的身份，无官无位者不能谒见天皇和上皇，于是先行授予这头象“四位广南白象”（官位品级），这一点与中国象房中的规矩相仿。4月28日象被带进宫廷拜谒天皇，随后又前往上皇之宫。象先行跪足之礼，然后将拿出的数斗酒一饮而尽，百余个馒头和蜜桔一扫而光，吃桔子时似乎是用鼻子剥去皮后吞咽的，又将三四尺长的新竹踏烂，用鼻子卷起搔痒驱蝇。服部雪斋等绘制的由24幅珍奇动植物组成的《写生物类品图》（写本图谱），其中有一幅就是从越南运至长崎的公象（母象已经死亡），题为《享保十四年广南国象贡》，图文写道：“牡象七岁，头长二尺七寸，鼻长三尺三寸，背高五尺七寸，胴围一丈，长七尺四寸，尾长三尺三寸。”此书所载与之前的“特送江户的报告”中的观察记录，不完全相同。

　　天皇和上皇观象后心情欢喜，宰相、公卿等也喜不自禁，当即作歌赋诗，表达欢快的心情，歌词虽然算不上优美，公卿们对象牙和象鼻的印象似乎特别深刻，今出川纳言的诗歌堪称代表：“魁梧异兽献皇州，行步移丘超马牛。尾燧曾将吴陈却，称身又使魏丹浮。尖牙左右看似怒，长鼻舒卷成自由。生性从来能跪拜，一钩在手任指呼。”这首诗在新刊于享保己酉年（1729年）的京兆书肆二酉斋藏版的诗文汇编《咏象诗》一书中的篇首。

　　《咏象诗》正编18篇，续编20篇。正编后附有奥田士享的《驯象记》，称当时“市井庶民或绘其状，或塑其像，卖鬻传玩，不可胜记，或者因此致富”。说明当时日本已经有人为了谋利，或绘象图，或制作泥象雕塑出售。1729年夏6月，还另外有一本《象志》面世，作为享保第十四龙集出版。此被认为是象之大观。开篇载有驯象图和象舶来经过的说明。接着描绘象的形体、象胆、象鼻爪、象交合生子、象肉、象牙、象皮以及象畏老鼠、畏火，象恶犬声、象好饮酒等习性。最后记本朝在落花飞舞之下骑乘着白象的普贤菩萨，洋洋洒洒成象之大观。大概由于该书销路见好，于是又有一本《象之贡》问世，作者系京师中村平五。最初标题下有“为使儿童理解此书，采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撰写”的文字。1741年象被移居到了四谷中野村，源助为其建造了象舍，供往来行人观赏。可惜1742年大象拔起了象舍房柱，用以系缚其腿的木桩尽根拔起，又用鼻子将一棵戛树拔出地面，致使水渠渠堤坍塌。半年后，象病死，时年21岁。根据高岛春雄《动物舶来物语》载，大象死后皮献给了幕府，头骨和二根象牙及鼻皮为源助所得，以后奈良古梅园造墨用胶，又领走了象皮。大庭脩说得很清楚：饲养珍奇动物，特别是异国动物，是古代王者皇帝奢侈生活的表现，同时也是专制君主权力的象征。像殷王墓以象和驯象者为陪葬，汉代皇帝在长安园林上林苑饲养虎，即为其例证。在这方面日本的吉宗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为现代市民修建动物园，实际上正是将珍兽从专制君主和贵族的垄断中解放出来的标志。

　　18世纪这一“象之旅”，见之日本文献的叙述，已经失去了早先东亚诸国围绕中国展开的朝贡贸易的影子。从围绕这一象之旅在日本所形成的一系列文献，如《享保十四年广南国象贡》《咏象诗》《驯象记》《象志》《象之贡》，足见日本人似乎更在乎从博物学的角度来探索象作为一种文化动物所展示的价值。

　　结语

　　无论从中国北部，还是在罗马，大象都曾发挥了国家动物的功能。恺撒大帝和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第一任皇帝希拉克留（Heraclius，575—641）都曾用大象的旅行来庆祝军事胜利。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也拥有皇家大象，与印度相连的伊斯兰迦色尼王朝（962—1186年），曾统治过中亚南部、伊朗高原东部、阿富汗、印度河流域等地，也将大批大象作为国家动物使用。在研究动物史的过程中，不但要有全球视野和国家视野，还要有区域视野。区域动物史研究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束缚，据此可以发现新的议题，尤其是动物文化问题。

　　东亚在空间上山川相连、一衣带水，类似欧洲国家，有一个在历史和文化上彼此认同的共同空间和彼此关联的历史世界。在这一历史视野中的汉字文化圈内，有着多种文化互动，如使节往来、商业贸易、移民居留、宗教信仰、留学互访、战争交涉等。但有关动物文化，特别是大象这一奇兽的交流，在这一历史世界内的讨论却非常罕见。从15世纪初以来600年间，中、日、韩、越南四国，加上19世纪的荷兰和美国围绕日本的“象之旅”，竟然有30多项。1408年南蛮船初次舶来象赠予日本将军足利义持，义持却因为向朝鲜求《大藏经》，则将此象赠给朝鲜，是为第一次向朝鲜出口象。时隔百年之后的1574年，由中国船向日本统治者赠象，1602年越南赠象，1728年中国船载来雌雄两头象，1813年荷兰船载来象被៾，1863年美国商船西塔恩号驶抵横滨，船上所载之象在江户又几成众人的观赏之物，之后又被运往大阪供人观赏。半个多世纪日本学者和韩国学者留下的有关象记和象之旅的“象文献”，成为东亚“丝路”交流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文化热点。据当时著名的《驯象记》作者奥田士亨记载，日本民间有庶民描绘大象的形貌，或雕塑其像，在市场鬻卖传玩，不可胜记，并因此致富。

　　讨论奇境异物的博物志专书，在中国有着悠远的传统。三国时期吴地陆机就编纂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西晋张华的《博物志》更是分类探究动植物的由来。5世纪时所谓的本草学（博物学）通过朝鲜流传至日本。明朝随着航海技术的发达，东亚之间的通商贸易日渐频繁，李时珍将药物按照虫、鳞、介、禽、兽等16部类目划分的《本草纲目》，1596年首次在南京刊刻，1606年则由日本学者林罗山（1583—1657年）携入献给德川家康，并将其中若干部分加以训点，编成五卷《多识篇》。明朝王圻、王思义所辑百科全书式的文献《三才图绘》和被誉为康熙百科全书的《古今图书集成》，也在吉宗在位期间（1716—1745年）传入日本，《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博物汇编”（包括禽虫典）颇引起日人的兴趣。1663年荷兰商馆馆长印第克（Indijek）带来了荷兰扬斯顿（Jonston）的《动物图谱》，该书收录有大幅铜版插图252幅，深受幕府欢迎，后被平贺源内（1732—1779年）的主君松平赖恭（1711—1771年）译为《红毛禽兽鱼介虫谱》，松平还编绘了《众禽画帖》二册（野鸟、水禽）、《众鳞图》四册（鱼类）等。18世纪倡始“兰学”的青木昆阳（1698—1769年）编成了《和兰禽兽虫鱼图和解》等。博物学家平贺源内在搜集1 300余种物品的基础上，完成六卷本的《物类品骘》，取名“品骘”，即西文“classifcation”（分类），其中对禽兽草木等奇品异种，征引典籍进行考订。曾占春（1753—1834年）在1809年完成《占春斋鱼品》，记载鳞鱼80种，无鳞鱼52种，异鱼26种；1814年还撰写了四卷《禽识》，辑录一百二三十种水禽、原禽、林禽、山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朝鲜，也出现过类似的博物学专书，如朝鲜王朝后期文臣丁若铨（1758—1816年）1815年完成了《兹山鱼谱》一书，全书以汉字书写，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藏有手抄本。在对黑山岛近海的水产生物进行调查、采集的同时，将鱼类、贝类、藻类及海禽、虫兽等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将水产动植物划分成155个种类，对各个种类的名称、分布、形态、习性及利用价值等作了明确记录，遂成《兹山鱼谱》一书。他在序言中称“兹山海中鱼族极繁而知名者鲜，博物者所宜察也。余乃博访于岛人，意欲成谱，而人各异言，莫可适从”。于是他大量考证了中韩两国的古文献，同时加入大量的按语和引注，过半内容为李时珍《本草纲目》“不闻其名”“或旧无其名”“或无所考者”的海洋生物品种。全书共3卷，共计55类226种，将海洋生物划分成四大类，每大类下又分出若干小类，每小类包括若干物种，在分类方法上吸收了中国传统海洋生物的“部类”划分法，如“鳞”“介”“禽”“兽”“草”“菜”等，其中卷一为有鳞类，卷二为无鳞类，卷三为杂类，杂类下再分四类，有“海虫”“海禽”“海兽”“海草”等，其中记录的鲨鱼有18种，虽不尽科学，却首次对鲨鱼做了如此精细的分类，被誉为“韩国最早的鱼类学书”，反映了时人对海洋渔业资源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的意识，是研究朝鲜半岛水产资源的宝贵资料。徐有榘(1764—1845年)晚年所编的朝鲜规模最大的实用百科辞典《林园经济志》中有“佃渔志”，分海鱼和江鱼，参考《兹山鱼谱》，也以“鳞类”“无鳞类”“介类”进行 划分。

　　东亚世界的“象记”和“象之旅”文献，系广义上博物学札记的一部分，据此可以管窥东亚不同国家的知识人截然不同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事实上围绕动物文化的交流，中国、日本和朝鲜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充分揭示的文化交流网络，这一以书籍为中心形成的文化网络从明初一直持续到晚清，自明末清初起还加入欧西的因素，成为东亚博物学知识的一个新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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