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吸收先进社团的机制、路径与经验——以“利群书社”的发展沿革为例
02-13 次遇见摘要：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面临着发展党员和实现党领导相关活动建制化的迫切需求,将先进社团成员发展为党员是实现党组织队伍壮大和建立起广泛的基层党组织的重要环节,因此,吸收先进社团是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重要党建路径。以利群书社为例,中国共产党在吸收其成员为党员的过程呈现出显著的由思想教育到组织扩散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先通过思想教育促使利群书社成员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后又经过组织扩散,将来自利群书社的党员派往各地,在学生、工人、农民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动工人运动,建立起基层党组织,实现了党领导相关活动的建制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一个新旧思想交替、思想活跃的“觉醒年代”。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思潮纷纷在华传播，具有各种理想的知识分子在不同思潮的影响下，为救国救民寻求出路，借鉴古代文人结社的方式以组织社团的形式，成为了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入世选择。这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1921-1927）尤其突出。
根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成立的社团有三四百之多。但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无政府主义社团在全国仅有90多个的数量，当中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团却为数不多，规模较大的有北京、上海两地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长沙的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和武汉的利群书社。这些先进社团为党成立之初提供了的骨干力量支持，为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考察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历史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先进社团为基础而兴，而后又吸收先进社团成员而壮。当中以利群书社颇具独特性。相较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社团是党早期组织建立的基础而言，利群书社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才被逐步发展到党组织中来的新社团，党组织发挥的作用是利群书社成员入党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早期党组织在发展先进社团成员上效果较为显著的又非利群书社莫属。从1921年10月中共地方委员会成立到次年6月武汉地区的党员已经有20名，新增的武汉共产党员12人中有9人来自利群书社。
利群书社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是早期共产党员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时，湖北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也与利群书社成员的加入分不开。对利群书社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方式和路径进行考察发现，利群书社成员的思想转变与早期共产党员对其进行的思想教育有关，当利群书社成员加入到党组织以后，很快作为共产党员被派遣到各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建党组织、加强与工农群众的联系，实现了党领导相关活动的建制化。
目前，学术界在五四进步社团和中共组织创建的关系研究方面成果丰硕，早期的党史著作也非常突出五四进步社团与党的创建之间的关系。但是，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五四进步社团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推动作用上，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在五四进步社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却忽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如何发展进步社团成员加入党组织这一方面的研究。
同时，利群书社作为五四进步社团的一个独特代表，近些年也颇受到关注。目前，对于利群书社的研究主要集中两方面，一方面众多学者关注到利群书社从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过程，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突出了利群书社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利群书社转变成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很多学者将其看作是恽代英等人未与共产国际、上海、北京取得联系的情况下独立探索建党的实践，从而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利群书社成员思想转变过程以及最后是如何建立起具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共存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发展过程，其中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对其施加的影响、利群书社成员的自主选择、利群书社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等因素，因此，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藉此，本文立足对“利群书社”的考镜源流与史料勘辨，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吸收先进社团的路径、方式与经验深入考察，力图揭示共产党创立初期基层党组织落地生根、发展壮大的原因。
一、利群书社的源流与发展
利群书社是五四时期湖北地区的一个积极研究和传播新思潮、探索社会改造的进步社团，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7年10月在武昌私立中华大学成立的互助社，这是利群书社的前身。第二阶段是1919年受工读互助主义影响下在城市建立的新生活基地——利群书社。第三阶段是1921年7月在利群书社基础上在湖北黄冈浚新小学成立的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存社，是利群书社的最后阶段。
互助社是1917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结社的热潮下，武昌私立中华大学的青年学生受无政府主义影响建立的社团，他们“尝试以‘小团体’为单位培养‘新人’，进行了现实的社会改造实践”。互助社名称取自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中的“互助”二字，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为宗旨，试图“建立一个团结、培养一代善良公民的社会团体”。社员每日都要开会，“每次开会首静坐，数息百次，继续前会记录，每人报告一日经过”，最后还要诵读《互励文》。互助社因其以“自助助人”为宗旨，不仅欢迎其他人来参观互助社的活动，吸引他们加入互助社以壮大队伍，还“本着不拘名义、不拘办法的精神”帮助其他人来成立社团，先后组织起了“辅仁社”“黄社”“仁社”“为我社”和“健学会”等进步社团，这些社团以同学、同乡为联系，在武汉三镇的学校中间加强了进步青年之间的联系。
此外，互助社还在中华大学设立了书报售卖部，发起了《光华日报》和《新声》半月刊来从事新思潮的研究，帮助“所有互助社乃至别的会社的社员都有些趋向于新文化旗帜下面”，从事文化事业的经历也为互助社向利群书社的转变打下了基础。
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互助社成员逐渐认识到互助社作为一个修身团体的局限性，在1920年受到工读互助主义思想的影响后，他们以互助社为基础，吸收了其他进步社团成员，作为“各个小会社的结晶体”，组织了经销各种报刊书籍的利群书社，将其作为通过一部分的财产共有，在城市中实验新生活的基地。之所以将实验新生活的基地定为书店，一方面因为当时他们大多还是学生，尚未有足够的经济来源，开书店相对而言需要的资金较少；另一方面，书社成员恽代英与杂志社交往较多，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刊物《新青年》也托他在湖北地区代售，这就解决了开办书店的书源之困。
利群书社初创期间，书社成员共同生活、共同学习，相互之间交流心得，互相帮助。它虽是一个由工读互助主义思想影响下建立的社团，但因其出售介绍新文化、新思潮尤其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创办《互助》《武汉星期评论》《我们的》等介绍新文化的刊物，吸引了很多进步青年前来读书、买书、交流，因此客观上成为了湖北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同时，利群书社通过销售书籍，与北京、上海的书店、报社以及长沙的文化书社建立了联系机制，从而吸引了很多日后成为中共早期党员的社会贤达加入到了利群书社，如律师施洋义务成为利群书社的法律顾问，《大汉报》记者肖楚女也成为利群书社的一员。
为了在1920年实现“共同生活”的目标，利群书社还创办了利群毛巾厂以解决社员家属的生活问题，创办小学来实现平民教育。但是，利群书社这样一个小团体始终力量薄弱，在开办了一年零四个月之后便因书社在战火中被烧毁而无力重新创办。此时，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利群书社成员逐渐认识到新村主义和工读互助团的路走不通，开始从无政府主义者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筹建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共存社。在1921年7月15日-21日，恽代英、林育南等进步青年在黄冈浚新小学召开共存社创建大会，确定了共存社的宗旨，即 “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求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共存社成立后不久，中共一大召开。利群书社中的恽代英和林育南随即率先被发展为党员，随着成员纷纷加入党组织，共存社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宣告解散。史实证明，在促进“利群书社”向共存社转变以及发展利群书社成员入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早期共产党组织对利群书社的思想教育
因为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的有关活动一直是地下状态，无法公开吸收和发展党员，党员数量增长缓慢。早期党组织虽然面临着发展党员的迫切需求，但仍本着宁缺毋滥的宗旨发展党员，中共一大曾提出“为了把好的可靠的同志吸收进来，决定接收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的要求。
可见，发展党员的迫切需求和严格要求，促使早期党组织将发展党员的目标放在当时的先进社团上。盖因当时先进社团成员知识水平较高，又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能够容易地接受并认同马克思主义思想，符合党员发展的高标准。因此，早期党组织制定出对先进社团进行思想教育的机制：通过大众传播和人际交流两种方式，先影响核心成员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再通过早期党组织和核心成员双重发力，使整个社团成员接受马克思主义。
（一）科学把握社会背景，制定思想教育机制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正值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相互博弈、相互竞争。对于彼时中国面临的危局，不同阶级、阶层的知识分子以传统“士大夫”的使命感围绕着中国未来之前途“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也处于这样一个众声喧哗的文化场域之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基于自身发展需要，也将宣传工作放到了党建的首要位置。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大多以文字传媒的方式进行，这就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范围局限到有阅读能力的知识分子中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创办了《劳动界》、《共产党》等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刊物，并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是，由于大多数工人阶级和农民仍是文盲，在他们中间“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主义的传统精神”。因此，在当时马克思主义一时难以对工人阶级和农民产生太大的影响。虽然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将工人阶级作为工作的重心，发展工人党员速度却很缓慢。从一大到二大期间，党员数量增长了近140人，其中属于工人阶级的仅有21人，主要增加的还是知识分子，在这种急需扩大组织的情况下，知识分子成为了一个被重点关注的宣传客体。
知识分子虽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但是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五四时期各种思想流派盛行，实用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诸多早期共产党员也深受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等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经过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并与其中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论战之后，逐渐摆脱非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因此，共产党在创立之初便根据自身的思想转变特征，更进一步将发展党员的目标聚焦在主张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社会主义思潮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些主张因其与马克思主义在理念与逻辑上具有更大的相似性，通过思想教育将他们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相较于其他流派更为容易。
作为一个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进步社团，利群书社甫一开始就是早期共产党人重点关注的对象，并较早开始对其施加影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汉俊以及共产国际的马迈耶夫和鲍立维都曾来到武昌试图与利群书社建立联系，临时中央也要求武汉地区共产党早期组织去“吸收恽代英以及他领导的利群书店的分子”，包惠僧、刘伯垂、陈潭秋等人直接接触过恽代英、廖焕星、陆沉和林育南等人，但都以失败告终。根据包惠僧的回忆，他认为此时的利群书社成员“热衷搞新村运动，办书店，注意个人进修，一个一个都象清教徒似的不容易使人接近。”
尽管早期共产党人发展利群书社成员为党员的努力未达预期，但是他们并未放弃对利群书社的关注与帮扶，而是根据利群书社的特点，制定出思想教育的策略，通过大众传播和人际交流的方式先影响社团核心成员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再通过早期党组织和社团核心成员双重发力，使马克思主义在整个社团中得以有效传播。
（二）运用大众传播与人际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扩大马克思主义影响力
对利群书社进行思想教育的第一步就是通过创办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方式，促使利群书社成员开始接触并了解马克思主义。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创办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报刊，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因利群书社的载体是一个书店，经销各类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书籍，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报刊书籍较为容易地进入其中，如《新青年》《劳动界》《共产党》《星期评论》等刊物，以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报刊书籍不仅介绍了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的生平、经历，加深了利群书社成员对马克思主义者的了解，还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以及阶级斗争等学说介绍到国内。
李大钊等人将马克思主义引进国内后，马克思主义随即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也引来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对和攻击。于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经历了“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与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论战的三次论战后，逐渐认识到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谬误，厘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利群书社成员在报刊书籍的影响下，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如此，早期党组织还与利群书社共同创办期刊杂志，进一步促进了利群书社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譬如《武汉星期评论》最初是由恽代英、黄负生、刘子通等人创办，在创办过程中，武汉地区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董必武、陈潭秋也经常在上面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利群书社内部的传播。
需要甄别的是，“利群书社”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是将其作为一种时髦、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宣传，并非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传播。
共产党早期组织在通过书刊报纸向利群书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借助于早期党员与利群书社成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向书社成员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主张，并与他们开展讨论、交流，使其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共产党早期党员中的李大钊、陈独秀、刘仁静、董必武等人都与“利群书社”成员之间有着私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1920年“利群书社”成立后不久，其成员恽代英在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建立起联系，李大钊还吸收恽代英到其正在筹建的少年中国学会中。
陈独秀也很早就关注到了利群书社，在1920年2月他受邀来武昌文华大学演讲时会晤了恽代英，并在该年秋，将《阶级争斗》一书委托给恽代英翻译，还对利群书社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提出了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的刘仁静也与书社成员有着密切的交往，对利群书社内部的乡村改造思想和不愿意通过暴力革命和流血牺牲的手段改造中国的想法进行了批评，认为“大破坏才有大建设”，虽然“现在决不是流血的时代”,但是“中国的社会革命也必出于流血一途”。
此外，董必武、陈潭秋和包惠僧还经常在利群书社内部召开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给会员做读书报告，介绍马克思主义书籍，书社成员也经常去参加研究会的活动，有的还加入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参与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由无政府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三）采取以社团核心成员带动全体成员转变的步骤，建立共产主义性质团体
“利群书社”是一个文化传播的载体，同时也是一个社团，它将出身于不同背景和主张不同的青年人积聚在一起，通过群体生活、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最终在群体内部形成一个较为统一的思想。因而，共产党早期基层组织在对“利群书社”进行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制定出一个重要的机制，即通过大众传播和人际交流的方式，先对书社核心成员产生影响，“这些成员又继续作为火种继续传播他们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最终在利群书社内部达成一致，促成社团整体思想的转变。恽代英、林育南作为利群书社的核心成员，由他们最先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又积极在利群书社内部传播马克思主义，促使书社其他成员在思想上发生了由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最终建立起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团体——“共存社”。
恽代英早期信奉无政府主义，他虽然很早就已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因不赞同以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未能较早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在1920年10月给胡业裕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流血事业”的态度：“我信我并非绝不参加流血事业，总只认他是最后手段，亦只认他是利害参半的手段。”。经历了陈独秀、刘仁静等人对他的批评，恽代英逐渐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性，在翻译完《阶级争斗》后，他对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最终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林育南则是在前往北京医学专科学校后，经常与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近距离接触到北京正在发生的“社会主义论战”后，逐渐厘清了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并与刘仁静时常讨论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1921年4月，林育南给恽代英写信说他赞成用阶级斗争解决社会问题，同年6月在批评《未来之梦》时说“我们的理想是仿佛对的，但审查社会清醒和我们的力量，恐怕终久是个‘理想’，终久是个‘梦’呵！”
在恽代英和林育南思想发生转变之后，他们开始影响和带动其他成员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由恽代英翻译并对其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阶级争斗》一书，也对利群书社内部产生了重要影响，李书渠回忆到：“我们从此书的内容开始明确，要改造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制度。”尤为突出的是，虽然马克思主义在利群书社内部的传播路径是从核心成员到其他成员，但是由于利群书社成员之间联系紧密，他们之间相互讨论和学习马克思主义，也在进一步加强恽代英、林育南等核心成员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理解。此外，已经是共产党员的黄负生、作为武汉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人的李书渠也都对马克思主义在利群书社的传播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影响下，利群书社成员完成了从无政府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开启了独自建党的实践，即创办了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共存社。在共存社成立后，早期党组织随即着手下一步工作——吸收利群书社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
三、以利群书社为中心，中国共产党进行组织扩散
共存社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便宣告成立，武汉地区共产党早期组织也随之转变为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此后，不少利群书社成员在完成思想转变的基础上，于不同时期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截至1922年6月，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中有20名党员，其中属于利群书社成员的有9人，他们为林育南、李书渠、李求实、刘光国、陆沉、林育英、刘昌群、施洋、许白昊。可以说，利群书社成员构成了当时武汉地委的中坚力量。党组织将利群书社成员发展为党员之后，制定出组织扩散的策略，派遣这些新发展的党员在学生、工人和农民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建立基层党组织，实现党组织在全国范围的扩散。
（一）加速“共存社”解散，制定组织扩散策略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着发展党员的迫切需求，经过思想教育已经完成了从无政府主义组织到马克思主义组织转变的共存社，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重点发展的对象。他们加速吸收了利群书社成员入党，促使“共存社”解体。在1921年10月，上海委员会的陈独秀发展恽代英入党，武汉地委的包惠僧介绍李书渠入党，陈潭秋在1921年回乡秘密发展党员时介绍正在黄冈教书的胡亮寅、肖人鹄入党，林育南则是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前往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各民族团体大会后在归国途中由共同参会的共产党员介绍入党。林育南回到武汉之后，建议其他成员加入共产党，并解散“共存社”，这一决定得到了其他成员认可。在“共存社”解散之后，书社大多数成员纷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共产党员的恽代英和林育南在1922年间分别介绍林育英、肖楚女和陆沉三人入党，武汉地委介绍唐际盛、刘昌群、李求实、施洋、刘昌绪和柳野青入党，廖焕星则是由长沙支部的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入党。
党组织将利群书社成员发展为党员后，随即要求他们在不同地区向学生、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壮大队伍。利群书社成员之间联系紧密，在利群书社解体之后，他们中大多数仍旧以武汉三镇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利群书社知识分子党员在发展壮大队伍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首先，他们是知识分子，多从事于教育工作，可以利用其教育者的身份，在学生群体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学生之间的同乡、同宗联系，扩大马克思主义在基层地区的传播，从而使“中共组织可以花较低的成本高效地开展工作，使基层的组织规模和发展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
其次，中国共产党要发动工人运动，在工人阶级中间发展党员就必须借助于知识分子的宣传，中共早期党员施存统就十分强调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发动工人和士兵的重要性，他认为学生是社会革命的关键，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能够做宣传者的，大概只有学生。无产阶级是要学生去宣传的。士兵尤其是要学生去宣传的。学生可说是这两者底关键。”而且，这些知识分子多来自于农村地区，以他们为圆心可以向外辐射自己的同学、同乡、亲人，能够通过“聚合本地的力量以支持他们的要求”，从而扩大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阶级的影响。因此，党组织制定出组织扩散的策略，以利群书社成员为中心，通过他们在各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组织，促进党组织在全国范围的扩散。
（二）扩大党的宣传阵地，通过群团组织壮大队伍
利群书社成员成为党员之后，他们利用知识分子的身份，一方面通过创办报刊杂志扩大党的宣传阵地，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一组织为党培养、输送新生力量和工作骨干。
利群书社党员通过创办书刊报纸扩大党的宣传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者论辩，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利群书社党员中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上贡献比较大的是恽代英和肖楚女。恽代英在学生时期就通过发表文章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潮，在加入共产党之后，他坚持在各种刊物上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理论。尤其在1923年，恽代英担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时期，他以《中国青年》为阵地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在《中国青年》上，恽代英向青年学生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革命中出现的问题，引导他们走向革命道路，郭沫若回忆恽代英创办的《中国青年》时说到：“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的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
另一位以笔为刀，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揭露反动派黑暗政治的是肖楚女。1923年，肖楚女在恽代英介绍下担任《新蜀报》主笔，他在报纸上抨击旧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还经常给《向导》《中国青年》撰稿，文笔犀利，战斗性很强。在1925年戴季陶主义出笼后，肖楚女还写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显微镜下之醒狮派》等文章，批驳戴季陶主义和国家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和污蔑。大批的先进青年就是通过《中国青年》《新蜀报》等刊物，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苏俄的革命情况，逐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的。
通过群团组织，在群体之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为党培养、输送新生力量和工作骨干。在武汉三镇最有影响力的群团组织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利群书社很多成员也是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中成长起来的，并进一步在各地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利群书社成员刘昌群任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领导团员“调查工人运动情况，发动青年组织‘非基督教同盟’，妇女读书会等群众团体，并指挥团员发动青年举行了颇有声势的‘五一’纪念活动”。陆沉在1922年4月到1923年4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北临时区执委会候补委员，而后又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安源地方执行委会委员长。唐际盛在“二七惨案”发生后，遵照党组织的布置回到家乡，从事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他在乡村改进社中吸收了吴光海、王电生、吴光谟等骨干为共产党员，并于次年先后建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合店特别支部、中共三合店党支部，翻开了在黄陂建立中共组织的第一页。恽代英和肖楚女也在四川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与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发动工农群众，开展革命斗争
利群书社成员加入共产党的时期集中在党的一大到二大召开之间，这一时期他们面临着在工人阶级中间发展党员的迫切需求。中共一大后，由于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文化水平都不高，党能够发展的工人党员有限且速度缓慢，因而吸收的主要是知识分子。
在受到共产国际对中共党员成分不合理的批评之后，加之一大到二大期间爆发的工人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工人，在中共二大上，中共中央做出了发展工人党员的特别规定。规定要求减少发展工人党员的报审环节，陈独秀也提出要多发展工人党员，“务求居全数一半以上”。由此，利群书社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之后被派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开展工作，他们将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作为中心任务，深入工厂，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发动工人运动、组织工会以及在工人中间发展党员。林育南、林育英、许白昊、李书渠、陆沉等人都在发动工人运动中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林育南在1922年初入党之后，被党组织派往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的领导工作。在工作期间，林育南前往粤汉铁路工人中间开展工人运动，经常去工人家中访问，并与施洋、李书渠等人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在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提高工人觉悟，并在第一次领导工人罢工中取得胜利。随后，林育南又组织起人力车夫工人罢工、汉阳铁厂工人罢工斗争等几次罢工，并将工人运动过程中涌现出的优秀工人发展为党员。林育英也在入党之后，依靠其工人身份，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化名为李福生，在大冶铁矿、汉阳铁厂等地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建立党组织，并在1922年3月12日介绍仇国升、刘敢生、林家庆3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建立大冶钢铁厂党小组。而后，林育英先后在华记湖北水泥厂、富华煤矿和富源煤矿的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并吸收大批进步工人入党，在这些厂矿中设立党组，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大冶地区（今黄石市）第一个党支部。许白昊与林育南、包惠僧等人把工人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汉口人力车夫工会，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工人组织逐步壮大。而后，许白昊还被派到汉阳铁厂，帮助开展工运工作。他深入铁厂与工人一起劳动，与工人谈心交朋友，并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工运积极分子。在武汉地区爆发的工人运动中，都能够看到利群书社成员的身影，陆沉参与了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唐际盛被派往徐家棚从事工人运动，李书渠领导了汉口英美铁厂罢工斗争。
在工人阶级中间发展党员的同时，党也没有忽视在农村地区的工作。1921年，肖人鹄和胡亮寅从中华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小学任教，同年冬天，二人由回乡发展党员的陈潭秋介绍入党，并与陈潭秋共同建立起八斗湾和陈策楼两个党小组。这两个党小组不仅是黄冈地区最早的党小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成立的最早的基层组织之一。成立党小组之后，肖人鹄和胡亮寅积极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在农民中间发展党员。他们以农民能够听懂的话语进行演讲、唱文明戏，由此在农民中间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在农民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而后，二人以陈策楼和八斗湾为中心，在但店、总路咀、金龙寺、孙家咀等地建立起党组织，发展了大量的农村党员，扩大了党在基层农村的影响。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是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壮大组织力量，实现党领导相关活动的建制化。在这个过程中，进步社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他们构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织力量，并通过他们与工农群众建立起革命联盟，实现了革命从知识分子向工农群众的转移。
进步社团兴起于五四时期，多以学校为中心出现在城市，尤其是北京、上海、天津、武昌、汉口等大城市，它们是这些城市以及城市周围地区进步青年的集聚。当中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城市能够创办起新式学校，吸收周围地区的优秀人才，形成人才积聚的中心；另一方面，因当时中国城市属于资本、信息与交通的枢纽，在经济、文化与先进观念等相对发达，各种新思潮能够对城市产生较大影响。因此，共产党在创立时期面对发展党员的迫切要求时，积聚了进步青年的社团自然而然成为其发展的目标。
需要说明的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社团数量有限，这些社团多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因此，早期共产党人要想壮大组织力量，必须对非马克思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社团和空想社会主义社团施加影响，通过思想教育的方式促使进步社团转向马克思主义社团，并进一步将其发展为党员。
党组织在将进步社团成员发展为党员后，他们的身份发展了变化，即由社团成员变为组织成员，共产党强大的组织性使其活动的效率大大提高。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学习苏俄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形式，强调民主集中制等原则。在一个组织化较强的政党里，来自社团的党员按照党的要求，分散于各地开展党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尤其是前往农村、工厂以及其他革命进展缓慢的省份，通过动员了底层群众的力量，促进了“农民从‘自在’到‘自为’的阶级意识的确立以及革命行动的产生”，与工农群众建立起革命联盟，这一坚实的阶级基础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保障。
中国共产党通过思想教育和组织扩散对进步社团双重发力，将其吸收到党组织中来，不仅在组织层面增加了党员数量，壮大了党的队伍，也在思想层面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思想和组织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思想教育推动了组织的建立、发展和壮大，两者相辅相成。
中国共产党在创立时期吸收先进社团的策略，有效地提升了党员数量和质量，促进了党领导相关活动的建制化，同时也在发展党员方面丰富了经验。早期党员都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而入党的，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较为深刻，信仰也比较坚定。但是在后来的党建道路中，却未始终坚持并完善从思想教育到组织扩散的路径，因而出现大革命时期大量党员质量不高与土地革命时期的“唯成分论”问题，导致中国革命曾遭受了巨大的挫折，之后的古田会议和瓦窑堡会议最终确定了从思想建党的方针，才真正地完善并提升了党建工作的质量。不言而喻，思想建党和组织建党的有机结合，不仅使党员数量和质量相统一，而且保证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使之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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