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祭祀青海湖研究

02-13 次遇见

　　摘要：自唐以降，官方祭祀青海湖即已开始。延至民国，青海马家军阀借祭海与蒙藏部落会盟以实现自己在蒙藏地区的统治权势，而中央政府则借国家祭祀之名，将其执政全国的讯息渗透到民族地区，进而加强对青海省政府的钳制。双方围绕祭海会盟展开一系列明争暗斗，权势的此消彼长在此表现得分外明显。祭海会盟虽是仪式，但其政治含义重大，通过祭祀，增强了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维护了西北边疆稳定，在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支援抗战上意义深远。

　　关键词：民国 青海湖祭祀 国家认同 支援抗战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和咸水湖，史称“西海”，周边民族对该湖的崇拜祭祀(以下简称“祭海”)由来已久。但官方介入始自唐代，历宋、元、明，各朝赐封青海湖，并采取遥祭方式祭海。清雍正三年（1725），清廷敕赐青海湖封号“灵显青海之神”，建立石碑，将封号用满、汉、蒙古三体刻石，以垂永久，并派官员到海边致祭，是为近祭青海湖仪式的开始。近祭仪式时断时续，一直延续到1949年。

　　关于祭海的研究，目前学界重点关注祭海仪式的起源以及祭海意义从传统向近代的转换，对民国时期祭海的次数、仪节与清朝祭海的差异，以及祭海仪式背后国家与地方的权力角逐、国家认同和抗战动员等考量不足。事实上，民国时期青海地区政治局势相较以往更加复杂，各种势力相互交错，纷纷企图借祭海会盟彰显自身实力。此外，因祭海会盟增强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巩固了边疆，支援了抗战。因是之故，全方位考察祭海会盟是解读民国时期青海社会乃至中央与西北地方互动的一个有效视角。

　　一、祭海主体复杂：政权更迭与局势纷乱的表征

　　相较既往，民国时期的祭海不仅规模大，且祭海主体更迭频繁。中华民国建立伊始，中央和地方政权尚未稳固，祭海大典未能如期举行，引起环湖地区蒙藏民众的不安和恐慌。1913年8月，青海办事长官廉兴前往察汉城主持祭海会盟，并呈请“西宁镇马麒为陪祭官”，“联络蒙回头目，暗示羁縻”。借此次祭海，廉兴宣布了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的消息，并以蒙古诸王公的名义致电中央，表示“共和成立，五族一家，联合各族，同敦亲睦”。会盟后还派代表前往兰州，向甘肃都督张炳华表示承认共和政体。

　　1914年10月，廉兴再次祭海，马麒陪祀，除会盟宴会、赠送礼品，着重“谨扬我大总统抚慰优待之盛德”，并劝令蒙藏民族“剪去发辫，以昭大同”，“若辈皆欢欣鼓舞，大生感情”。廉氏的再次祭海，是袁世凯上台后及时宣抚蒙藏地区的重要策略之一，对于“中国迅速恢复秩序，国基稍固，并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中国领土完整”有重要意义。

　　马麒素以“开拓青海，恢复西藏为己任”，中央政权的更迭，以及他的地方性身份和藏语语言能力，加之其控制的地方军势力的日渐壮大，独揽青海大权并将祭海仪式掌控在自己手中成为马氏政治生活中的要事。早在陪廉兴祭海之前，马麒已对蒙藏王公极尽拉拢之能事，“具备缎匹、茯茶、羊只等各色礼物，分别馈赠”，“恩威兼施，尽抚海南、北及黄河上游各镇旗部落而安之”。马麒还在政治上攀附甘肃都督张炳华，并深得张赏识。凭着军事实力的增强和政治关系的牢靠，马麒不断联合蒙藏王公和地方实力派捏词控告廉兴。1915年，廉兴离开青海，马麒随即被袁世凯任命为甘边宁海镇守使。

　　为进一步寻求青海蒙藏地区的政治同盟，彰显和巩固自身权势，马麒多次主祭或陪祭祭海会盟。1917年9月，马麒主持祭海会盟，事后专电北京蒙藏院，表示青海“现状甚为安谧”，环湖各族对“国家盛德，无不悦服”。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刘郁芬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国民军势力逐步进入甘宁青地区，马麒权势受到挤压。1927年9月，刘郁芬派甘肃省教育厅厅长马鹤天会同马麒至海神庙致祭。据马鹤天记载：“十六年秋，北伐告成，省政府新组，更应利用此机，宣布施政方针，同时宣传三民主义。”可见，刘郁芬欲借祭海伸展冯系集团权势于蒙藏地区。

　　1929年，青海建省，冯系集团的孙连仲就任主席，马麒只谋得建设厅长一职。9月，孙连仲派民政厅长王玉堂至海滨致祭，声称“现在改设新省，百端待理之际，一切礼物等项及宣传费用，较之往昔，自应增加，以示优待”，并拨银洋1500元，抚绥羁縻之意明显。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系势力逐渐东撤，马麒乘势而为，投靠蒋介石，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主席，从此正式开启了马麒、马麟和马步芳独立统治青海的时代。同年秋，马麒再次主持祭海，在海神庙前悬挂青天白日旗一对，以示效忠国民党。

　　1931年，马麒逝世，其弟马麟就任青海省主席。斯时日本逐步侵占东三省，又进窥内蒙古，且派遣大批间谍、浪人深入西北腹地，煽动宁夏、青海回族军阀独立，诱唆蒙藏王公闹事；加之西藏地方军队在英国策动下进攻川边及青海玉树地区，川、藏、青三方围绕玉树归属问题剑拔弩张，西北局势骤然紧张。鉴于此，国民政府为控制马家军阀，抚慰蒙藏王公千百户，唤起少数民族抗战的力量，在1932年9月派蒙藏委员会总务处处长陈敬修到青监视并主持祭海仪式，以扩大国民政府的政治影响。马麟、马步芳陪祭，邵力子、邓宝珊均派代表参加。陈敬修带特制黄马褂37件，林森、汪精卫照片各40张，分发蒙藏首领，并带江西上等瓷器，备赠青海王公。陈氏祭海，是南京国民政府首次正式派代表祭海，发放林、汪照片则以符号的形式意图塑造国民政府在青海的统治权威。

　　此后，祭海由国民政府和青海省政府交替进行，但青海省政府的祭祀，必须呈报中央批准。1933年9月，青海省府派教育厅长杨希尧主祭，西宁县长丁元杰陪祭，携大批蒙汉文标语传单等前往散发，并盼中央派员参加。1934年5月，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宋子文祭海，马步芳陪祭。9月，青海省府在察汉城海神庙祭祀青海湖，各方代表参加者约百人。1935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邵元冲祭海，青海省府秘书长冯国瑞陪祭。同年9月，蒙藏委员会呈准行政院，派马麟祭海。1936年后，马步芳常代马麟行使省主席职权，该年8月，马步芳派省府科长韩树森代表自己祭海，湟源县长朱树德助祭。1938年3月，马步芳正式就任青海省政府主席，8月即前往祭海并会盟。此次有蒙藏王公千百户2000多人参加，马步芳向他们宣示中央抗战大计及施政情形，并训勉各族民众精诚团结，一致抗战，争取最后胜利。1939年8月，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代表蒋介石祭海，此为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祭海，参加者有蒙藏王公千百户代表及民众4000余人，由朱氏主祭，马步芳陪祭，赵允义和佛学大师喜饶嘉措等襄祭。

　　1940年9月，马步芳亲往海滨祭海。1943年8月，马步芳特派秘书长陈显荣与青海省府党政要员20余人前往祭海会盟，蒙藏王公千百户及民众参加者近千人。1946年秋，青海省政府派田粮处副处长马得福、中央派驻青海左翼盟协赞专员王泽戎主持祭海。1947年10月，马步芳主持祭海，蒙藏王公千百户及民众约三四千人参加。1948年9月，马步芳委派刚察千户华宝藏祭海。

　　总之，民国时期的祭海会盟不仅规模大，且祭祀主体复杂，而由谁来主祭则是权势博弈的结果，正如时人陈赓雅所说“仪式简单，但含有政治意义焉”，究其造因则是国家不安、政令不畅和地方不靖所致。

　　二、仪节与场面：祭海会盟组织中的仪式政治

　　仪式政治是一种利用特殊对象、场景、氛围、话语、道具和感性手段营造统一性象征符号的可操控性流程体系。操控者通过仪式将某种信息传达到一定群体当中，从而实现施行仪式者的意图。民国时期的祭海仪式部分沿袭清代，但在某些方面追求与时俱进。1913年祭海会盟撤除了“大清皇帝”的牌位代之以“中华民国万岁”的牌位即是实例。1927年马鹤天祭海会盟时，取消跪拜礼，代之以三鞠躬，并首次发放孙中山照片。以后历次祭海中多发放孙中山及国民党党政要员的照片，马步芳祭海时亦散发自己的照片。

　　祭海会盟时参加的人员等级不一，人数不等，除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主祭官及陪同外，以环湖地区蒙、藏民族头领和普通民众参加者居多。祭海时间大多在秋季，“前清时，每逢秋季，定期举行，民国成立，改定九月一日行礼，但因其他关系，亦有改期之可能，总之每年非举行一次不可”。此时青海湖地区水草丰美，气候凉爽，“牛羊皆茁壮，人民欢舞，祭海之礼，实寓有庆祝意，亦犹之农业社会，喜于秋收庆祝中秋节也”。祭海地点常设在共和县察汉城之海神庙，偶尔也有在湖边搭建帐幕祭祀者。下面以1939年朱绍良主持祭海为例，来详尽说明民国祭海会盟的相关仪式。

　　1939年8月，蒋介石派朱绍良代其主持祭海，此为民国时期最大的一次祭海。此次祭海国民政府拨5万元，朱绍良拨1万余元，青海省政府拨3万元，筹备一切祭海事宜。26日，朱绍良从兰州启程，29日下午到达祭海地点青果加拉（又名村果加拉，藏语，意为海头城），晚宿于此。30日上午六时，祭海典礼开始，“祭台设海滨一土台上，土台广可容万人，土台最近海处更筑一较高二三尺的土台，即海神牌位所在处，位前祭品计毛牛一头，绵羊二只，糖果五色粮食三十二品……由朱长官主祭，马主席陪祭，蒙藏同胞二千余人全体参加。”祭海仪式如下：1.全体肃立；2.主祭官就位；3.奏乐；4.唱党歌；5.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6.主祭官恭读总理遗嘱；7. 致祭。致祭分七步完成：1.进香；2.进帛；3.进祭文；4.读祭文；5.全体向海神行三鞠躬礼；6.望燎；7.礼成。此次祭海，祭文由青海省政府民政厅长谭克敏宣读，其文曰：

　　维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三十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特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代表致祭于青海海神而陈以词曰：“惟神德并岳渎，位正西方，控清引浊，沐阴浴阳。层波浩瀚，万灵潜藏。敷千里润，为百谷王。吐蜃成楼，驾鼋作梁。亘古如斯，其灵孔彰。名匹星宿，威慑河湟。泄则尾闾，叹兴望洋。倭寇华夏，挞伐用张。神其默佑，我武维扬。荡瑕涤秽，恢土复疆。金汤永固，日月重光。兹届明禋，肃备蒸尝。海若戾止，歆此馨香，尚飨！”

　　祭文由景而事，极尽渲染海神之雄奇，祈祷其作保家卫国之屏障。每次祭文书写内容几乎大同小异，即描写青海湖的旖旎风光，赞颂海神威力，祈求海神保佑国泰民安。

　　祭海六时开始，七时完成。祭礼完成后举行会盟并赠送礼品，地点在祭台侧之广场，事先布置就绪。广场一端建一土台，上置桌椅，为朱绍良坐，台前铺毛毡数十床，马步芳及来宾坐，其外则放置小木凳、毛毡数十列，绕土台作半圆形，为蒙藏王公千百户、昂锁、喇嘛、民众等座位。座次王公千百户在前，民众在后。应得礼品，均分置座前。此次祭海会盟，“计活佛王公52名，共分配缎衣料104件，礼帽52顶，白米52袋，绵羊104只，白面52袋，点心104斤，洋糖52斤，缎手帕52条；百户109名，共分配湖绉63件，茧绸27件，斜布料19件，礼帽19顶（似为109顶——引者，下同），白米109袋，绵羊109只，点心109斤，洋糖109斤，手帕109条；章京59名，共分配斜布料59件，绵羊59只，白米59袋，点心59斤，洋糖59斤，手帕59条；僧官官人13名，共分配斜布13件，礼帽13顶，绵羊13只，白米13袋，点心13斤，洋糖13斤，手帕13条；蒙藏百姓1882名，共分配白面66袋，茯茶1882包，烧酒1800斤，绵羊210只，白米53袋”。礼品中除绵羊外，其余均为民族地区的稀缺物品；礼品分配从活佛、王公到僧官，衣料依品阶高低数量渐次递减，材质由好变次，吃食从每人两份到一份，普通百姓则数量最少。

　　早上八时会盟人员就座整齐，朱绍良登台宣读蒋介石训词，并随即讲话，要求各部族精诚团结，服从政府法令，恪遵国民公约。随后由藏族代表华宝藏及蒙古族代表李金钟分别致答词，并宣读向蒋介石致敬电文，大意为蒙藏各部族首领，以蒋介石特派大员躬临主祭，并赐颁训词犒赏，深为感戴。下午举行赛马，朱绍良分别接见活佛、王公、千百户，并予以勉慰，活佛等表示极为感奋。

　　祭海会盟最后为“抢宴”仪式，即另备大量羊肉、糖果物品，司仪者“抢宴”二字脱口，祭众即争先恐后抢夺，所谓“酒罢忽惊笾豆乱，羊腔争挂马鞍头”即指此。陈敬修祭海时，也有此场面，“先于庭中堆置果品羊肉、几如山积，由司仪人发一口令，众即不顾一切，各逞勇力，夺取食物，急纳诸口内，厥势凶猛，厥状滑稽，据云先攫物食之，可望一年不病”。

　　晚上在帐幕区举行歌舞晚会。歌词多为欢迎贵宾之语，如“青海高而孤独兮，草原广而寂寞。乘何风而来临兮，尔贵宾如天神之下降。圆月高悬兮，星斗满天。望穹苍而思朱主席与贵宾兮，岂凡人所能仰望？”歌词显系因人而作，不乏吹捧之意。

　　8月31日，祭海会盟完成，朱绍良回抵兰州，告语各界：“此行亲见青海汉回蒙藏同胞，亲爱精诚，融洽无间，深望各界同胞，愈益发展此种精神，以完成巩固后方，建设新青海之基础。”朱氏也不忘对马步芳治理青海的政绩给以嘉奖。

　　民国时期的祭海会盟大体按照上述仪式进行，只是规模大小以及场景布置有所差别。1939年祭海会盟仪节极为隆重壮观，程序有条不紊，赠送礼品比较充裕，国民政府借此不仅展示了其经济实力，同时炫耀了其政治权力；而处在陪祭位置的马家军阀，全程积极配合，表现得极为恭顺。当然，国民政府中央也给其适当的展演环节。按常规祭海议程，祭文一般由主祭者宣读，而此次却让位于青海省民政厅长谭克敏，且朱绍良在兰州的谈话，也充分褒奖青海省政府为民族团结，建设新青海所做的贡献，进一步夯实了马步芳的统治权势和其在蒙藏王公中的地位。质言之，双方通过本次祭海会盟的相关仪节都表达了各自的意图，达到了心照不宣的政治目的。

　　三、仪式弱化：民国时期祭海的新态势

　　民国时期祭海会盟主体增加，且与传统社会的祭海会盟相比，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祭海的神话色彩淡化。前已述及，从唐至明，政府屡次给青海湖加赐神圣封号，清朝近祭后，多次因“神灵显应”而颁赐匾额。光绪三年（1877），西宁办事大臣豫师奏请：“从前回匪变乱时，每到海面滋抢，辄有大雾弥漫，风雨骤至，伊等多免毒害，借能瓦全，实赖海神保佑……可否俯顺众情，赏赐匾额。”清政府于同年颁赐“威靖河湟”匾额。光绪五年（1879），又因“祈雨灵应”，颁赐“德至泽洽”。宣统元年（1909）因“神灵显应”，颁赐“泽溥西陲”。进入民国后，未见对青海湖加封名号，而且亦无匾额颁赐，就连海神庙也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1932年，一位记者在祭海时看到“海神庙破烂得一塌糊涂，墙上的海神，面目上也一块白一块黑，连人也不像，安像其为神”。显然，在民国时期的祭祀中海神的神话色彩已渐行消退。

　　第二，祭海由遥祭变为近祭。清代雍正三年（1725）近祭青海湖以前，祭海多采取望祭的形式。唐代祭祀“西海及河于同州”；宋代太平兴国八年（983），“西海、河渎并于河中府，西海就河渎庙望祭”；金大定四年（1164），“立秋，望祭西海、西渎于河中府”；顺治初年，“望祭西海于山西蒲州”；雍正朝，“西海，山西蒲州祭”；嘉庆时期，“西海，祭于山西永济县”。雍正以后，望祭与近祭均有，望祭也有在西宁城内海神庙内举行的，但以近祭居多。民国以降，再无望祭事例，主祭人员均前往海滨祭祀。

　　第三，祭海的祭物简化。从祭品上看，传统社会祭品复杂多样，如顺治亲政后，遣官望祭，“祭文由内三院撰拟，香帛由太常寺移取，祭品用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铏二，簠簋各二，笾豆各十，均令该地方官敬谨豫备”。乾隆朝望祭之时，祭品为“帛一，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铏二，簠簋各二，笾十，豆十，尊一，爵三，炉一，镫二”。进入民国后，由于参与祭海者有回族人士，所以将豕去掉。偶尔也有豕出现，如1932年马麟祭海。马鹤天祭海时，神桌上的祭品为“俎豆数十，内盛谷豆菜蔬糖果等物，右全羊，左全牛”。陈敬修祭海时，“供牛羊肉三牲”。马麟祭海时，祭品为“全牛全羊及谷豆菜蔬糖果等物”。朱绍良祭海时，祭品有“屠宰好的牛二头，绵羊八只以及糖果等物”。

　　第四，仪节简化，祭文无固定程式。清朝祭祀礼仪繁琐，而到民国时期，则将三跪九叩礼改为三鞠躬。从祭文上看，清代有严格的程式，民国以后，祭文无固定程式，行文根据社会情势而变化。

　　第五，祭祀无严格的制度规定。清代，近祭青海湖有严格的管理制度，蒙藏王公无故不参加者，由青海办事大臣参奏，“罚札萨克俸二年”；前往海滨的致祭官员，其夫役用度亦有详细规定。跟役人数按照进藏官员品级分为九等，应支凉棚等用品亦按进藏官员九等供给，盐菜口粮、跟役骑骡等亦有严格规定，对致祭官员的花销实行严格的定量管理。到了民国，祭海开销用度管理较松，无严格要求。如1932年，陈敬修祭海，支出经费概算为1045元，各项旅费、膳宿杂费、赏需费等均以概算的形式列出，无严格的具体规定。

　　要言之，民国时期的祭海会盟，海神神话色彩淡化，海神庙已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存在，且祭品减少、祭礼简化，祭文无固定格式，祭海仪式日益呈现出弱化趋势。马鹤天也指出，祭海“久之成为具文，现在亦觉不宜”，不如废去，“将来每年按期召集王公、千户等会议一次，讨论交通、教育、实业等行政进行计划，庶有实益”。记者咸也看到“所谓祭海礼与赐宴，完全是一个虚应故事，没有一点隆重严肃的印像，好像大家都是为应差而来的。像这样花了许多钱，而为这种连蒙藏人民自己也信不过的祭典，我想每年不照例举行也罢，何必花这一笔冤枉钱呢？如果每年能够拿出一二千元来替蒙藏人民做点实际工作，蒙藏人民决不因为不祭海而发生反感吧？”上述言论反映了祭海所指陈的时代变迁。国家祭祀因着近代化思潮的影响，也逐渐将繁文缛节废弃不用，更加注重其政治含义和实际所产生的社会效应。

　　四、权势博弈：祭海仪式背后的政治角逐

　　仪式是话语权的载体，“不单有助于保持现状，也是重要的政治斗争的工具，无论是稳定社会中的争权者，还是动荡社会中的敌对双方，都对之青睐有加”。祭祀会盟恰是主持者通过一定的仪式流程和操控体系，以求受众在一种集体意识下产生心理认同，从而达到博弈双方政治诉求的仪式操演。

　　青海湖祭祀对蒙藏王公千百户而言，是期望通过祭海得到中央政府和青海地方政府认可，进而获得整个族群认同的重要媒介。1932年，蒙藏委员会在上书国民政府请求祭海的理由中说道：

　　国府定都南京后，始无形停顿（指祭海——引者），顷据青海省政府驻京通讯处主任王庭瑞称，自此例停顿以来，蒙藏民族群疑中国无主。青海省政府以事关重大，乃照例从权举行。然三年以来远不如曩日之隆重与热烈，影响所及，政治之推进，辄多窒碍，倘长此弃置，诚恐蒙藏民众不复知有中央政府之存在，前途实堪殷忧，当此国难方殷，藏兵侵青之际，正宜简派专员前往历视，既可宣达政令主义，固边氓内向之心，且可考察风俗沿革，俾政治得顺利推行，一举两得，裨益匪浅。

　　事实上，蒙藏王公“群疑中国无主”有其原因，斯时在此地角逐的势力甚多，有西方探险人士、传教士，以及外国支持的武装侵略分子等。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统治触角还未能完全深入该地，蒙藏王公的传统权势时刻受到外来势力的侵扰，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官方的祭海会盟确认强化其统治地位。

　　对青海马家军阀而言，祭海是其拓展自身统治范围、扩大影响的重要手段。环青海湖地区虽属青海省政府管辖，但受地域和宗教观念浸染，该地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牢牢掌控在王公、千百户和寺庙喇嘛的手中，“番民有番例番规”，“大喇嘛佛爷等，并有无上特权处理民刑事务，有如官府。其财产之丰富，土地之广大，往往比拟王侯”。青海省政府对此无可奈何，故其当务之急是如何将省内蒙藏地区真正纳入其统治范畴。青海军阀把祭海看作是省政府与蒙藏王公千百户之间联系的最好方式，通常亲自参加。马步芳激励蒙藏民族的爱国主义，且许愿蒙藏王公，提高他们的地位，增进少数民族教育，改善卫生条件，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兽医工作，改良牲畜品种，减少牲畜疾病。马步芳用意十分明确，他虽然提倡蒙藏民族爱国团结，但更“希望从而赢得他们的爱戴，或至少防止他们暗中破坏他的统治”。进一步，他把此当作扩充马家势力，壮大、发展军事统治的重要手段。

　　祭海过程中，国民政府更是不遗余力渗透其权威，以此“显示其对青海事务十分关注……巩固边疆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揆诸史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实质上其统治范围和权力十分有限，僻处边疆的西北“形同瓯脱，无人过问，亦无力过问”。青海地区由崛起于当地的马麒、马麟、马步芳轮流执政，对蒋介石政府阳奉阴违，离心力尤强。故国民政府通过祭海既可拉拢蒙藏王公，又可钳制马家军阀，实为一箭双雕。时人对此大造舆论，认为“此种典礼，虽脱神权时代之色彩，实含有重大之政治意义，不可忽视”。显然，祭海会盟事关国家大计、中央权威和边疆稳定，故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

　　派往祭海的官员，亦以国家权威身份自居，对蒙藏民族极力宣传国民政府内政方针，并抚慰有加。1932年，陈敬修祭海时特别讲述国民党“注重蒙藏”地区的政策。陈回到南京后，也一再表达边疆民族的内化之意，“彼等甚欢悦，且殷殷表示永远服从中央政府”。朱绍良祭海时，宣读了蒋介石颁发的《青海祭海大典对蒙藏王公千百户训词》，该《训词》把祭海与抗战相联系，表达了各王公千百户“一心一德、拥护中央”的事实，号召在抗战更为艰巨的时刻，蒙藏各族“以精诚号召部众，以忠孝报效国家，不受敌人欺骗，不受敌人威胁，始终如一，贞固不移”，并“全力拥护政府贯彻抗战到底的方针”。《训词》站在国家统治者的视角，以威严的口吻既肯定了蒙藏王公的贡献，同时也坚定地告诫蒙藏王公应与政府同仇敌忾，坚持抗战，唯有抗战胜利，国家独立，才有少数民族的完全解放和复兴。

　　正因祭海各方怀着不同的打算，所以冲突也时常出现，尤其在青海省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权势争夺表现得尤为突出。

　　1927年秋马鹤天祭海，这时冯玉祥的国民军大军压境，马麒自感力不从心，对祭海人员倍加礼遇。马鹤天写道：“至距城十五里处，马护军使阁臣，林行政长烈敷，迎于郊外，架帐篷，备酒肴，颇有古代遗风。……入城，全市悬党、国旗，由县长招待，下榻于复成店。”在西宁期间，马麒对其招待甚周，以至马鹤天认为“对余特别欢迎，亦即表示拥护政府之诚意”。马麒采取隐忍求全，是实力不济、以图自保的体现。

　　1932年陈敬修祭海初起，马麟即致电杨虎城，“务肯于陈专员抵陕时，转告祭期，盼速来青，并饬沿途保护西上，无任纫感”。祭海期间，马麟和马步芳极表忠诚，表示“接受中央政府及本会抚慰边疆之热忱”，“对党对国之仪式隆重，至为肃穆”。1934年宋子文即将祭海的消息一出，马麟迫不及待地给宋发电，“闻我公西来，引领翘跂，如婴孩之望慈母”。1939年朱绍良祭海时，马步芳率领党政军各机关首领赴小峡恭迎，青海省垣各机关全体公务人员、师生等一万余人在东校场以东公路旁列队欢迎，省垣各街市均悬旗结彩，并张贴标语。

　　不过，青海马家军阀对国民政府示以忠心，是其充实自身力量的政治策略之一。为了使这种政治策略更行稳健，“青马”时刻不忘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彰显其在青海的统治权威。陈敬修祭海时，马步芳极力邀请他参加其举行的野战演习，并请求指导，陈“辞不获已，乃以来宾资格莅临参观”。邵元冲祭海时，马步芳特邀检阅其师骑兵旅操演，邵元冲赞誉其“马队整齐雄壮，表演技术尤足惊人，驰骋纵横，如龙起蛟腾，极神武英伟之能事”。即便是主宰西北全局的朱绍良祭海，马步芳也不忘展现其实力，他命令“青海省骑兵团表演骑射技术，人马精壮，技术优良，颇蒙观众称许，大概亦不无镇服作用”。这里“镇服”虽然针对蒙藏少数民族，但也包含向朱绍良显示其力量的寓意。

　　民国时期祭海虽然有着实力的较量，但自抗战爆发以后，国内舆论指责马步芳对日态度暧昧，故马利用祭海之机，不仅大讲民族团结抗战，效忠蒋介石，且欲借祭海消解其马家军、土皇帝等反现代的称号，刷新自己的名声。随着国民政府的军事势力进驻河西，马步青调任柴达木屯垦督办，马氏兄弟之间的矛盾加剧，中央对西北的控御力增强，“青马”军阀的势力渐被压缩，与国民政府的抗衡走向式微。

　　五、国家认同与抗日动员：祭海会盟背后的社会意蕴

　　祭海本是环青海湖各民族自发的一种敬畏自然的行为，但当官方介入后，其性质和作用则发生了变化，“政治、经济、社会、娱乐各方面兼而有之”。祭海会盟过程中蒙藏民族头领集合，“若干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都可趁此面商解决”，且“借此集会，互赠礼物，表示衷忱。各族间和合致祥气象昇平，无以复加……实乃青海境内各民族一心一德精诚团结之表现，其意义甚为重大”。斯时蒙藏民众国家意识淡漠，采取这类因俗而治的手段，更易使其接纳政府的号令，了解国家的情势。同时，祭海会盟时主祭者以裁决者的身份聆听参祭者的疾苦，解决他们长期积聚的事务和纠纷，奖赏积极维护国家稳定，有功于地方社会的王公贵族，并对那些管理不善、寻衅滋事、违背国民政府中央法令者严格惩戒。通过惩恶扬善巩固了爱国蒙藏王公的地位，使各少数民族逐渐树立了对国家的认同。马继援曾回忆他跟随其父马步芳参加祭海的景况，“那是令人愉快的欢庆场合，为数众多的牛和羊被宰杀了作为牺牲供奉青海湖的神灵……在节日般的祭海庆典期间，马步芳与蒙藏头人共同商讨解决诸如牧场权、穆斯林商人同蒙藏人民贸易时牲畜和产品的等价支付、对省上税收人员的要求，以及蒙藏人民的教育问题等等”。马继援的描述不免带有维护其父形象的感情色彩，但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民国时期祭祀青海湖是西北国防地位日益重要的体现，也是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重要举措之一。马鹤天祭海时，讲述清政府压制各民族的事实，竭力宣传三民主义、各民族完全解放、一律平等及国民政府重视开发边疆，扶持蒙藏各民族的计划。邵元冲亦认为“西北之系于国防者尤重”。宋子文祭海，“其目的拟在青海办理公共卫生，设兽医院，及改良畜牧”。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宣称要将西北建成“建国的根据地”。因此，在国家的政策引导下，西北的开发和建设出现热潮，收效甚宏。就此言之，祭海亦是巩固边疆，开发西北，增强边陲民族国家认同感的重要一环。诚如时人所言，举行祭海会盟“应共同商讨改良蒙藏风俗，提高文化，统一语言，创办学校，化除隔阂，团结一致”，如此，“始不至成为单纯之意义”。

　　朱绍良祭海时，曾激励青海各少数民族团结，服从政府法令，恪守公民公约，为抗战贡献力量。蒙藏王公千百户对此深为感戴，表示“僧民等誓以至诚拥护中央抗战国策，愿在钧座领导之下，精诚团结，奋斗到底”。朱氏回兰州后，对记者发表谈话，声言青海汉回蒙藏各族同胞“亲爱精诚，融洽无间，此种团结迈进之精神，为中华民族走上复兴途径之伟大表现，亦即今后取得抗战胜利之重要因素”。参加陪祭的喜饶嘉措大师更是大力宣扬抗战的形势和蒙藏民族应尽的义务。在祭海典礼上，他就国内外形势及抗战近况发表了3小时的讲话，并指出祭海充分体现了国民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之重视，对民族宗教和风俗习惯之尊重，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为响应祭海会盟中的抗日爱国宣传，甘、青藏区各寺院建立了“护国息灾十大弘愿”制度，每晨“息灾诵戒”，专门为国祈祷。在当时，此种制度对形塑蒙藏民族国家至上、一致抗战建国的观念，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斯时蒙藏等少数民族在支援抗战和维护祖国统一方面所做事功颇多。1936年拉卜楞寺所属108寺僧众，诵经一月，“为国祈祥，为人民祈福”。1938年4月，蒙、藏、回各族代表团在汉口向蒋介石献“领袖东方”旗并致辞，宣言“中国汉满蒙回藏五族相依为命，为一不可分离之整体。日寇之种种挑拨离间政策，及反三民主义宣传，皆为徒劳无功”。献旗后代表团赴郑州、徐州等地，慰劳前线将士。

　　1938年8月，拉卜楞寺嘉木样呼图克图及黄正清司令，召集所属108寺僧官及各部首脑开会，组织前方慰劳团，携带羊皮万张赴重庆慰劳。11月26日晋谒林森主席，敬献“国家至尊”锦旗，并致颂词，表示拉卜楞地区藏民“誓在政府指导下，一心一德，精诚团结，竭其所能，尽其所有，贡献国家，厥尽职责，以图报国恩于万一，以促进最后胜利之来临”。12月1日，该团复向蒋介石献旗致祝词，表达藏民拥护及支持抗战的决心。该团返回后，在拉卜楞寺举办游艺大会，“宣扬中央德意，并坚定藏民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信念”。同年，青海藏族及其他各族人民为抗战捐献银币215000多圆、羊皮10万张及大批军粮，对支援抗战贡献卓著。

　　1939年5月，拉卜楞保安司令黄正清又发起组织藏民青年战地服务团，遴选藏民优秀青年，送兰州训练，然后赴前方参加抗战，同时组织藏民妇女前方慰劳队，遴选能歌善舞者，赴前方表演，慰劳将士。1939年8月15日，拉卜楞寺僧众3700余人，“举行大规模诵经七日，祈祷抗战救国、敬佑领袖”。1941年2月，蒙、藏、回各族又组织第二次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向蒋介石献旗两面，并表示“我边疆同胞，愿一致为诸将士之后盾”，“我们的宗教语言习惯虽有不同，但我们同是中华民国的国民，都是一家人，有着一条心……无论什么敌人也分化不了的”。1943年冬，拉卜楞藏区108寺僧众及人民组织代表团赴重庆向中枢致敬，并捐献30架飞机。国民政府明令嘉奖，给拉卜楞寺颁送“输财卫国”的匾额。蒙、藏人民在抗战时期团结一心，英勇抵抗日本的分裂阴谋，铸造了一道牢固的边疆防线，对抗战胜利厥功至伟。

　　六、结语

　　因着时代的近世因素，民国时期青海地区的祭海会盟与清朝相比，祭祀主体增多，次数频繁，虽然仪节形式逐渐弱化，但仪式的自身力量及其政治斗争的场所属性，使其政治博弈和社会意蕴并未减少。“青马”军阀和中央政府都希图通过祭海会盟将蒙藏地区纳入自己的权力范畴，并使之最大化。蒙藏少数民族处在夹缝当中，马步芳时而对其拉拢，时而重兵压境；中央政府则借祭海加强对蒙藏民族的宣抚与赏赐。蒙藏民族也借中央权势控告“青马”军阀，使其被动。随着国民政府在西北地区统治威权的逐步建立，其对青海湖地区的控制更为严密、完善，“青马”军阀虽然借祭海时隐时现展示实力，但终究臣服于国民政府。尤自抗战爆发后，历次祭海都悬挂国旗、国民党党旗，唱国歌，散发汉文、藏文、蒙古文传单，并发放国民政府中央政要相片，馈赠礼物，采取讲演等隆重仪式对蒙藏王公千百户讲述世界时局、国家大势、边疆稳定、爱国团结和民族发展的相关要义，竭力为祭海仪式赋予深刻的政治内涵，即所谓“怀远之意”。通过祭海会盟国民政府加大了对边疆少数民族国家意识的教育，强化了其国家认同，而蒙藏民族则在国家教化和抗日大局下，高举抗战大旗，表达、践行其爱国热忱，这对蒙藏地区的社会进步和边疆稳固意义重大。诚如1939年祭海时藏族代表华宝藏所说：“我们永远服从中央，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儿女，生愿为中国的人，死也愿做中国的鬼。”蒙旗代表也说：“我们相信，宝佛力量无疆，更相信中国国力伟大，只要佛力与国力配合起来，最后胜利，一定可以很快的到来。”历史事实亦表明，抗战时期环湖地区蒙藏民族以祈祷诵经、献旗致敬、捐款献机和踊跃参军等各种方式支援抗战，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民国时期祭海会盟是因俗治边的典型案例，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柔性治边模式，达到了强化统治、稳固边陲和动员抗战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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