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及其新时代启示

02-13 次遇见

　　摘要：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文化，怎样对待文化”的问题，形成了内容丰富、特色独具的文化观。在“什么是文化”问题上，他们阐述了文化的本质内涵、文化的基本特征、文化的价值意义；在“怎样对待文化”问题上，他们强调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性借鉴、对先进文化的坚持和发展。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发展起了奠基性作用，对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推动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引言：关于基本概念和研究时段的界定

　　2021年是党的百年华诞。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对于重温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试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及其新时代启示问题，做一探讨。

　　探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首先要搞清楚两个基本问题，即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界定和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时限”的界定。这不仅因为这是问题探讨的前提，也因为在这两个问题上人们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

　　本文所说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特指在中国第一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者的先进知识分子，以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和青年毛泽东为主要代表。1917年至1927年的中国，处于中西文化碰撞、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交织、文化启蒙与文化守成较量的状态之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他们经过艰苦的探索、比较和深入思考，对文化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化，最终选择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

　　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的时间界定，笔者认为，应该是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到1927年八七会议这一历史时期。这样分期，基于如下考虑：

　　就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的时间上限来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应视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历史起点。首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应视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的历史起点。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从历史事实来看，对马克思主义及其文化思想的宣传，在建党前几年就开始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并没有因为党的建立而有本质的变化。其次，以俄国十月革命作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的时间上限，是因为十月革命促进了世界文化的转型，其生成的新文化代表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十月革命也直接影响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与此相联系，也影响着他们对文化的看法。李大钊率先在中国宣传十月革命，引导国民关注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宣传唯物史观的领军人物。十月革命之后，陈独秀猛烈抨击封建文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宣传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其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大都在十月革命的直接启发下相继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1919年底至1920年1月，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瞿秋白于1921年1月到莫斯科，此后在苏俄两年时间里，他做了大量的考察、采访和写作，完成了思想的变迁。“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因此，研究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应以十月革命作为起点。

　　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时间下限，可以追溯到1927年的八七会议。首先，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的认识、评价与实践，始终与思考、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紧密结合。八七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文化的思考与实践也进入了新的阶段。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八七会议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文化可概括为从五四新文化到革命文化。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文化有了新的建设内容和发展方式，左翼文化和苏区文化是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十年时间里先进文化的典型体现。其次，在八七会议召开前夕，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于1927年4月英勇就义；陈独秀由于在大革命时期犯有严重错误，在八七会议上被解除领导职务。此后，他远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瞿秋白在八七会议之后一度成为党的主要领导人，20世纪30年代他积极参与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和苏区文化建设。八七会议之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对文化问题的思考逐步发展成熟。因此，笔者认为，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的时限确定在从俄国十月革命到八七会议这十年之间，有着充分的理由。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关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它们或者偏重于某一位共产党人文化观的研究，或者从文化特殊性的视角进行阐释，尚缺乏从群体的视角系统地探讨1917年至1927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离不开科学文化观的指导，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又离不开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继承和创新。本文拟选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的代表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青年毛泽东等人作为参照，整体把握1917年至1927年期间这一群体的文化观概貌。

　　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文化”问题的回答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首先表现在对“什么是文化”问题的探讨和回答上。这涉及文化的本质、特征与价值等方面，是对文化“是什么”“不是什么”的回答，即关于文化客观规律的说明。而对文化概念的认识，在回答“什么是文化”问题上又起着基础性作用。

　　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和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的认识基本一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文化”概念的使用主要有两种：广义的文化和狭义的文化。广义的文化即人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马克思曾谈到“文化初期”“文化时代”“文化和文明的世界”，这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在广义上使用了文化概念。从狭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把文化理解为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精神成果，如思想、意识、信仰、知识等，即观念形态的文化。恩格斯指出：“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同样将文化分为广义、狭义两个层面。瞿秋白指出：“所谓‘文化’(Culture)是人类之一切‘所作’。”这里的文化指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是指与精神生产相关的观念形态。陈独秀指出：“文化底内容，是包含着科学、宗教、道德、美术、文学、音乐这几样。”1917年至1927年，为挽救民族危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参与东西文化论战等活动，对文化的理解主要侧重于精神或观念层面。因此，本文主要从狭义的层面探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就此而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文化”问题的回答，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文化本质的回答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唯物史观，对文化本质的认识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认为文化的产生源自于社会实践，文化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实践，人类的社会实践是对文化的选择与检验。

　　马克思阐释了文化产生的实践源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逻辑进路出发，阐明了文化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实践。瞿秋白指出：“精神文明是物质文明的副产。”这里的“物质文明”是指具体的社会实践形式，而“精神文明”作为具体文化表现形态，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陈独秀指出：“政治、实业、交通，都是我们生活所必需，文化是跟着他们发达而发生的。”陈独秀论述了文化产生于“政治、实业、交通”等物质生活实践，并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而改变。

　　文化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其发展和变革始终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变革相联系。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同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文化由所处时代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以独特的方式促进或制约经济的发展。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这一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运用唯物史观分析文化问题。李大钊强调：“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这里所说的“精神的构造”,主要指社会历史中的文化现象。瞿秋白也强调:“哲学、道德、风俗、艺术、科学……一切社会心理都是经济发展之结果。”尤为可贵的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肯定了文化的能动作用。陈独秀指出：“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之程度乃愈高。”陈独秀强调了文化与社会实践的相互关系，并指出：一方面，文化随社会的变迁而变迁；另一方面，发展程度高的文化必然促进社会的高度发展。瞿秋白认识到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决不否认精神上的力量能回复其影响于物质的基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对文化的分析，使之与其他文化流派划清了界限。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背景下界定文化的概念，给文化的本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勇气。他们关于文化本质的回答与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释的“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基本一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关于文化特性的回答

　　文化特性实际上是文化本质的外在表现形式。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特性的阐释，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强调文化的阶级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存在着阶级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文化上必然占统治地位。“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从这一思想基点出发，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的阶级性进行了充分的论述。瞿秋白指出：“人既生于社会之中，人的思想就不能没有反映社会中阶级利益的痕迹；于是社会科学中之各流派，往往各具阶级性。”瞿秋白认识到，各个阶级由于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具有不同的生活状况及生活条件，从而形成了各不相同的思想意识，这种不同的思想意识必然会在社会科学上反映出来。李大钊强调：“欧洲工人生活改善而后，必有新文明萌发于其中。”瞿秋白进一步指出：“真正的文化只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阶级性的强调，表明了他们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政治追求。

　　二是突出文化的大众性。恩格斯指出，文化“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封建文化的等级化、普通民众文化生活的匮乏，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文化大众化的重要性。李大钊强调：“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文化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大众才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享用者。瞿秋白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提出新文化要推广到“极偏僻的地方去，使全国国民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民众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追求文化的大众化品格，阐明了其文化观的服务对象。

　　三是坚守文化的民族性。马克思恩格斯论及文化的民族性，即文化是一定人群和民族的文化，是“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五四时期，关于东西文化的论争逐渐分为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派主张全盘西化，另一派主张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并坚持用东方文化来改造世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全盘西化论调。李大钊指出：“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里，李大钊从社会主义的视角论述了文化的民族性。瞿秋白则明确强调：“无所谓民族，无所谓文化。”以上论断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彰显了鲜明的民族立场。

　　四是坚持文化的时代性。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文化与一定的时代息息相关。人类社会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相应的文化形态演进也反映出时代的特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探讨了文化的时代性及其演变趋向。李大钊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李大钊认识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决定着相应的文化的发展，并指出文化的创造应以本时代的社会条件为前提，反映本时代经济、政治、科学的发展。陈独秀主张文化应该“确为现社会进步所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迁，文化必须紧跟社会和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

　　受主客观因素制约，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特征的认识还未明确表述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些词汇。1940年，毛泽东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三)关于文化价值的回答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是人类文化的先进形态，理应作为“批判的武器”被人们所掌握，使人们能够整合和凝聚社会力量，实现共产主义。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表达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关切，“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他们强调，人类创造了文化，并且推动着文化的发展，其目的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视域阐释了文化的价值。正是遵循这样的文化精神，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价值的分析也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开启民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分析了文化的价值。青年毛泽东关注文化在塑造人格方面的作用，“现时各学校之手工，其功用在练习手眼敏活，陶冶心思精细，启发守秩序之心，及审美之情”。同时，他还提倡国文教育和工人夜校学习等实践，期冀人人能够实现自我价值，“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瞿秋白指出：“中国人尤其应该觉悟得快一点。要有世界的眼光，知道新思潮是壅不住的，赶快想法子去适应世界的潮流，迎合世界的现势。”瞿秋白表达了新文化的必然发展趋势以及对新文化的期盼。

　　另一方面，随着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加深、阶级矛盾激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更多地关注文化对挽救国家危亡、促进民族独立的作用。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激励学生：“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同样，青年毛泽东努力用文化引导农民运动，“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瞿秋白意识到救亡能够唤醒启蒙，“只有无产阶级……方能负起改造社会的责任”，这明确表达了先进阶级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也要看到，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战争与革命的年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阐述文化的价值时，对文化的工具理性强调得多一些，而对文化的价值理性论述得还不够充分。

　　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怎样对待文化”问题的回答

　　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弊端，在中国文化界引发了东西文化论战，旨在重新评定中西文化的价值。论战主要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主题展开。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使探求中国出路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目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在“怎样对待文化”的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一)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基础。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批判欧洲封建社会的宗教文化是“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另一方面也认识到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是建立在之前的文化成果基础之上的，“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主张要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一方面，他们指出，传统文化中有阻碍文化发展的消极因素和糟粕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落后的思想体系。李大钊指出：“东方想望英雄，其结果为专制政治，有世袭之天子，有忠顺之百姓，政治现象毫无生机，几于死体。”陈独秀批判了政治化的儒家文化，指出：“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一！”以上论断显示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决裂。为完成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文化为突破口，积极寻求中国未来的出路。另一方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传统文化中有可以继承的合理因子和优秀成分。陈独秀曾指出：“墨氏兼爱，庄子在宥，许行并耕，此三者诚人类最高之理想，而吾国之国粹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着丰富的民族意识和情感，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和智慧，是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李大钊特别强调传统文化中的个人修养方面，“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他认为传统文化倡导的淡泊明志、节俭躬行、重义轻利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应作为人生的重要准则。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就是要把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在实际生活中加以弘扬，使其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组成部分。

　　(二)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文化

　　批判性地借鉴外来文化以丰富和改进本土文化，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对于封建文化而言，具有更多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对社会进步曾经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基础之上，资本家竭尽所能“为自己造出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应当成为何物的种种虚假观念”，他们试图用这些“虚假观念”迷惑人民，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

　　对于西方文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借鉴其合理成分。“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然而，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隐含的劣根性在“一战”中全面爆发，由此引发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他们既充分肯定西方文化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补性，又揭露了西方文化的糟粕，并加以批判和摒弃。陈独秀指出：“我们并不迷信西方已有的资产阶级文化已达到人类文化之顶点。”陈独秀认识到西方文化不等同于世界先进文化。青年毛泽东也谈到西方文化的不足，他指出：“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对西方文化采取批判性借鉴的态度，帮助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清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

　　(三)坚持并发展先进文化

　　先进文化是文化发展的方向。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要批判落后文化，坚持并发展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是最先进的文化，因而是他们高度重视并着力强调坚持和发展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灵魂，并以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一方面，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李大钊第一个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围绕“实境”的问题，他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毛泽东也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瞿秋白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另一方面，他们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儒家大同思想诠释和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李大钊讴歌俄国十月革命，号召人们以世界大同为奋斗目标。“合世界人类组织一个人类的联合，把种界国界完全打破。这就是我们人类全体所馨香祷祝的世界大同！”青年毛泽东也表达了“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的宏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论述传统文化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先河，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篇章。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提出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路向。当时中国的思想界正在为东西方文化孰优孰劣争论不休，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前瞻性地提出创建新文化，并且指出新文化要克服东西文化的弊端，兼有东西文化的合理因素。李大钊指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第三新文明”是李大钊挽救中国文化命运所给出的答案。瞿秋白强调，创建新文化要建立在东西方文化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交融发展的基础之上，“新文化的基础，本当联合历史上相对待的而现今时代之初又相补助的两种文化：东方与西方”。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向提出了新的认识。1920年夏，毛泽东明确表示：“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即他所主张创建的新文化就是社会主义文化。瞿秋白认为：“欲救人类文化求光荣的将来，非颠覆资本主义不可，非克服帝国主义不可”，行向“社会主义的文明”。可以看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选择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综合中西古今文化之长的新的文化创造。

　　综上所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从理论上说，一方面，它坚持、运用、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从对文化本质的揭示，到文化特征的阐述，再到文化价值的评析；从坚持批判性地继承传统文化，到要求批判性地借鉴西方文化，再到强调坚持并发展先进文化，从根本上说，这一文化观，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文化问题紧密结合，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另一方面，它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固然有多方面的条件，但是，受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影响，却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方面。从实践上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对于帮助人们在实践中正确认识文化的本质特征、价值功能，从而确立对待文化的科学态度，特别是对于指导人们批判性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科学地利用外来文化、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确而充分地发挥文化因素在实践中的应有作用，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积极影响。就此而言，可以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是我们党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新时代启示

　　在新时代，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对于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明确文化的战略定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主题，科学回答了“什么是文化，怎样对待文化”的基本问题，其价值诉求是为了完成当时中国面临的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今天，国强民富依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时代追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对文化的认识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宏大视野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本标志。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既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观的必然逻辑进路，也是当代中国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文化建设既是独立的一个部分，又同其他部分密切相关。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初步阐述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强调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决定文化的性质与变迁，而文化作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反作用于经济与政治。这对于新时代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伴随着经济发展奇迹，社会上一度出现唯GDP论，文化领域出现价值观扭曲、道德滑坡、道德失范的现象。习近平指出：“经济总量无论是世界第二还是世界第一，未必就能够巩固住我们的政权。经济发展了，但精神失落了，那国家能够称为强大吗？”因此，在新时代，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进而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确保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坚定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1917年至1927年，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坚持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就会发现，什么时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文化建设就能取得巨大发展，并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但进入21世纪，国内的一些学术研究和影视文学作品，出现了“低级红”“高级黑”现象。它们曲解党的创新理论，割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各阶段成果；以“神化”的手法，灰化、黑化、矮化英雄人物等。这些违反常识和夸张的表现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严重降低了社会凝聚力。同时，国外一些敌对势力不断加强对我国文化领域的渗透和侵蚀，开展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舆论攻击和意识形态攻击，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如何克服现存的风险与消极影响，唯一出路就是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我们要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在文化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坚定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向。

　　(三)注重文化的守正创新，提升民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性借鉴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要“在守正创新上实现新作为”。首先，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文化领域出现过一些错误倾向，如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等极端思潮。同时，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存在对待传统文化功利化的倾向。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关系到文化强国目标能否实现，关系到民族复兴的成败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因此，我们要传承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底蕴，提升民族认同感。为此，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处理好“守”和“变”的关系。其次，要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借鉴、汲取西方优秀文化成果，“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为新时代中国文化发展所用。另一方面，积极推动文化的交流互鉴，在国际层面讲好中国故事，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中国话语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文化自信。因此，我们应立足中国社会现实，保持文化的民族性、体现文化的时代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合理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着力点。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人民立场与人民情怀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把“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文化的核心问题，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文化的创造者，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文化启蒙与救亡结合起来，唤醒了人民大众，最大限度地动员了革命力量，坚持了文化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价值取向。它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在文化发展方面，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人民立场与人民情怀。首先，坚持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要关注人民的喜怒哀乐，充分了解人民的心声。要坚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认可不认可作为衡量文化优劣的标准。其次，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人民是文化创造的源泉和文化发展的动力。“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勇敢、智慧，开创了各民族和睦共处的美好家园，培育了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再次，坚持文化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就要求发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共享文化事业发展成果和平等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权益；发展文本、图像、音频、视频等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文化需求，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守人民立场与人民情怀，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根本性文化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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