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世噶玛巴若贝多吉元末朝圣巡礼活动考述——以其藏文传记史料为中心

02-13 次遇见

　　摘要：文章以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喀觉旺波为其上师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若贝多吉所作传记为主要文本，结合《红史》《青史》《贤者喜宴》等典籍，探讨若贝多吉在西夏故地北五台山、河西甘凉两州的汉藏佛教寺院以及敦煌莫高窟等地的朝圣巡礼活动，复原诸多人名、地名与事件，认为直至元朝末年西北地区的诸多佛教圣地依然对来自西藏的高僧活佛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与感召力，元代西北地区是汉、藏、蒙古、党项、畏兀儿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所。

　　一、引言

　　元代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高僧大德纷纷来到中原地区，汉藏蒙之间的文化交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惜因史料缺载，长久以来学界对此的研究一直无法继续推进。历辈噶玛噶举活佛中，首先接触大蒙古兀鲁思的是噶玛噶举第二世活佛噶玛巴哈失(1204/1206—1283)，但他因卷入黄金家族的内部争斗而遭忽必烈囚禁流放，导致噶玛噶举在元朝初期没有得到太多的政治权力。直至第三世噶玛巴攘迥多吉（1284—1339)时，噶玛噶举才在蒙元宫廷重放光彩，这一点陈庆英已经指明。本文关注的噶玛噶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若贝多吉（1340—1383）也曾受元顺帝邀请前来大都，在其返回西藏时，专程绕道元朝西北一带，朝圣巡礼，传法授徒。史伯岭在《若贝多吉与14世纪噶玛巴政治影响的重建》一文中已经指出若贝多吉在元顺帝末期，几有“无冕”帝师的地位。本文在此研究基础之上，以其未曾注意到的重要史料，即噶玛噶举红帽系第二世活佛喀觉旺波(1350—1405)为其上师噶玛巴若贝多吉所作的传记——《无比最妙上师传·功德无穷明鉴》。为主要文本依据，结合《红史》《青史》《贤者喜宴》与司徒班禅却吉迥乃（1770—1774）所著《噶玛噶仓传承大宝传·无边宝月水晶鬘》等典籍记载，探讨元末噶玛巴若贝多吉在西夏故地北五台山与河西甘凉、敦煌等地的巡礼朝圣与传法活动，以便学界一窥元末西北地区汉、藏、蒙古、党项、畏兀儿等各民族交往交流与宗教融合的历史图景。

　　二、北五台山、甘凉两州与莫高窟：若贝多吉的巡礼记

　　从1357年开始，元顺帝及其皇太子爱猷识理答腊不断催请若贝多吉前来大都，有关顺帝父子给若贝多吉的部分诏令文书的译文，在这种情况下，1358年若贝多吉踏上前往大都的旅程。当年十一月他们一行来到青唐（西宁），但由于“叛乱蜂起，灾荒频仍，驿站断绝……时运不利”，再加上若贝多吉不愿太过扰民，所以不得不游方于朵甘思、多思麦地区。在此期间他和驻扎在元西北地区的各宗王频繁接触，如西平王奥鲁赤后裔豫王阿剌忒纳失里、镇西武靖王搠思班、武靖王卜纳剌，还有分封在湟水流域的弘吉剌部第七任岐王阿剌乞巴、豳王出伯后裔桑加失里王子等人。一直到了鼠年（1360），他们一行才抵达大都。在大都居住一年多后，虎年（1362）一月，若贝多吉不顾顺帝父子的挽留，踏上去往西北朝圣巡礼的旅程。

　　他们从大都一路马不停蹄地到达六盘山，在六盘山若贝多吉见到了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及其王妃贲耶达里，并从这里莅临“go ra”大寺。随后若贝多吉又在此地建一寺院，开光时他亲眼见到“十方佛环绕着薄伽梵，一面四臂圣观自在菩萨明相圆满庄严”。当他住在go ra寺时，又“亲见薄伽梵白文殊菩萨装饰众多庄严，圣文殊菩萨所化生的一白人，赐予威猛利剑和许多粉末”，使他“无比快速地获得智慧”，“离此地一两个月路程远的上万人马，从各个方向源源不断地赶来朝拜”顶礼他。

　　此“go ra”地，若贝多吉在来大都之前就曾路过，《红史》记为“ga’o ra”，噶玛巴第二世活佛噶玛巴哈失的自传记载，他曾在一个“叫做［西］夏的地方修建了一座幻变寺，并从此地去往凉州（Ling ju）”，《噶玛噶仓传承大宝传·无边宝月水晶鬘》则更确切地载明，噶玛巴哈失建寺的“西夏地方”就是“go ra nyan”。从方位上推算，大致可以判定“go ra”指的应该就是著名的贺兰山，西夏时期它又被称为北五台山（北山）。“贺”在《切韵》中属于哥韵，但到12世纪宋代西北方音中，它已经由［ɑ］变成后圆唇元音［o］，而“兰”和“ra”的对应，应与西北方音中鼻音韵尾经常脱落有关，所以藏文的“go ra”二字可以完美地对应“贺兰”二字。虽然不知道若贝多吉所说的贺兰寺是否指的是西夏北五台“大清凉寺”，但至少可以推测若贝多吉在此处所谓亲见文殊菩萨并受其智慧加持，应当是与北五台山的文殊信仰有关，如此也可知，西夏北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宗教影响一直到了元末仍然活跃。

　　随后若贝多吉经西夏达达（Thathal）地面，于虎年（1362）四月来到河西重镇凉州（Byang ngos），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也从六盘山一路跟随前来，“护送的橐驩院使（tho gon dben shri）、纳哈出、庆童、行院（hong dbon）的索南普同知（bsod nams ’bum thung ji）等都回去了，凉州王的所有权位就专属于大王子（指豫王阿剌忒纳失里），由行省部（副？）院（hing jim bu dben）委任的官员们承事”。在豫王阿剌忒纳失里及其王妃贲耶达里的资助下，若贝多吉在凉州幻化寺一处“名叫Zu gun，藏语称为融酥盆地（Mar khu’i gzhong）”的地方，修建了后来被称为百灵寺（(Pē lin zi)）的噶玛噶举派寺院，寺在今甘肃省天祝县大红沟乡西顶村。并在此地制作了历史上第一幅巨型国唐（gos thang）唐卡。

　　当若贝多吉到达甘州马蹄寺时，“畏兀儿、西夏、噶玛洛、蒙古等地各处众生，只要路程可达，全都虔诚匍匐觐见”，若贝多吉一行在马蹄寺附近一共待了90天左右。不久“上部霍尔王脱忽鲁帖木儿”派使，携大量礼物前来迎请若贝多吉担任他的应供喇嘛，但若贝多吉没有答应。不久甘州发生大瘟疫，波及马蹄寺地区，传记称若贝多吉化身为大鹏予以调治。在甘州都麻（du ma）寺院时，若贝多吉稍有小恙，随后他通过闭关禅定，慢慢好转。在甘州文殊寺（’jam dbyangs sde）,若贝多吉“通达了《诗镜》的所有密意”。随后若贝多吉又来到必里（Be ri lha sdong）和宗喀地区，当地信众给他供奉的牛马牲畜总共有5700头之多，此外还有大量的金银丝绸。若贝多吉派遣专人，把所得供奉财产一部分献给“卫藏地区十座以上寺院的僧众，用作七七四十九日的熬茶斋僧之资”，一部分供奉给“其他汉藏寺院声语意众所依”，并给出了寺院和圣地的具体名单。

　　其中藏地有觉卧佛像、簇尔普寺、觉丹寺、德庆寺、噶玛寺、格拉扎杂寺。

　　若贝多吉向觉卧佛像供奉了用11升银打造的长明灯，向簇尔普寺供奉了用5大升银打造的金箔以及用31升银打造的五盏长明灯，向觉丹寺、德庆寺供奉了用3升银打造的长明灯，向噶玛寺供奉了7盏长明灯，向格拉扎杂寺供奉的数量不详。除了觉卧佛像外，以上这些寺院属于噶玛噶举派系的有3座，直贡噶举的1座，噶当派的1座。

　　至于汉地则有凉州Shelbyon寺、甘州gLo nyal寺，Ka kyog木殿（Shing khang）的弥勒佛像，殊胜的沙砾(Si lig)和沙州(Zha ju)的两尊弥勒大佛像、两文殊窟(’Jam dbyangs lha khang)及殊胜的沙砾。

　　这些用藏文记录的汉地寺院与圣地的名称，需要一一勘同其相对应的汉文名称。首先是凉州Shel byon寺，传记中记为Phagspa shes byon寺。这里的phagspa（圣者）既可能特指八思巴，也可能是一般意义的“圣者”。至于“shes”应该是“shel（水晶）”的误写。综合来看，此Shel byon寺即为凉州幻化寺，若贝多吉向此寺供奉了用3升半银打造的长明灯和用10升银打造的供水碗。其次甘州gLo nyal寺名中，藏文“glo”表示胸胁，“nyal ［ba］”意为“睡卧”，所以此“glo nyal寺”当为今张掖的大佛寺。大佛寺始建于西夏永安元年（1098），因寺内有巨大的卧佛像故名大佛寺，又名睡佛寺。若贝多吉向大佛寺供奉了用3升银打造的长明灯及8升银打造的供水碗。至于“Ka kyog”藏文文意不通，疑为河州或瓜州的音译。河州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有高约27米弥勒佛像，瓜州安西榆林窟第6窟也有高约25米的弥勒佛像。此两处弥勒像前至今仍存有明显的木构建筑的痕迹。最后殊胜的沙砾和沙州的两尊弥勒大佛像、两文殊窟及殊胜的沙砾后文将会再次谈到。

　　除了广做供养外，若贝多吉还专门前往沙州“tong tshan”朝圣巡礼，他亲自“清扫了此地弥勒塑像的足踵，［弥勒像］湮没的足背有人的四庹宽……［其中］以七层汉式屋顶飞檐的寺窟及五层飞檐的弥勒窟为首……三千七百座寺窟，有些是佛菩萨以神变而建，有些是汉地和霍尔之王所建……其中也有由藏王赤热巴巾所建的寺窟，此处附近所有地面，以三王之府衙（Dbang gi khrims ra）为首”。若贝多吉到达沙州的消息传开后，“畏兀儿、西夏等部首领、军人、僧俗人进献的金、银、锦缎、马、骆驼等财物成百上千，不可胜数”。若贝多吉把所有财物献于两尊弥勒大像、两座文殊加持殿以及所有圣洁的沙砾、沙土(bye ma)跟前，作为长明灯的资具”。在此处他还亲见薄伽梵、文殊菩萨，并予以赞颂。从沙州返回甘州后，若贝多吉就住于Du ma shati寺院。

　　敦煌藏经洞以及洞窟壁画题记中丰富的藏文史料，业已得到国内外藏学界、敦煌学界等各界学人的深入探讨，但是令人诧异的是在西藏传统传世文献中，一直未发现有关敦煌莫高窟的记录。噶玛巴若贝多吉这段可贵的对莫高窟的描述，在西藏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值得细细研读。首先“Tong tshan”在藏文中并没有实意，不过“tong”很可能是“stong（千）”的误写，“tshan”字则可追溯至吐蕃统治河西、于阗时期，武内绍人将其等同于敦煌千户（stong sde）之下的“将”，后来认为可能是吐蕃进行征税或服役的基层最小行政单位或团体，朱丽双则认为于阗的“tshan”可相当于汉文的“州”。无论“tshan”对应汉文何级行政机构或单位，都能确定“tshan”在吐蕃帝国崩溃后还在敦煌一直持续使用了至少五百年之久。其次，敦煌莫高窟现存南北两尊弥勒大像。一为96窟，即现在的九层楼，又称北大像，高约35米；另外是130窟，位于南区南段，称南大像，高约27米。按照比例，这里的弥勒像指的是南大像。通过敦煌研究院对130窟窟前遗址的发掘，沙武田推论它的窟前下层殿堂建筑遗址可能是莫高窟迄今为止窟前殿堂建筑中最大、最宏伟的一座，规模可能高达10多米，就连96窟也不能匹敌，它修建年代可能是宋曹氏归义军晚期。如果若贝多吉所见七层飞檐大殿就是130窟的窟前建筑，那就能得出130窟的窟前建筑确有七层，那么它确实要高于96窟的窟前建筑两层。至于五层飞檐的弥勒殿无疑是指今96窟的窟前建筑。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通过对第96窟前殿堂建筑遗址进行的清理发掘，初步断定今存第96窟前殿堂建筑遗址最早是和第96窟洞窟的初唐殿堂建筑同时，其上是西夏，再上层是元代遗址。据《张淮深碑》记载，张淮深时期把96窟窟前建筑增至五层，至于今天96窟窟前的九层飞檐则是晚至民国时期修建的。若贝多吉所称“三千七百座”洞窟应属夸张的说法，因为今天在敦煌莫高窟南北两区见到的洞窟远不足一千。此外，文中的“霍尔王”当特指蒙古宗王，具体即文中所指的驻守在沙州及其附近的豳王、西宁王和威武西宁王“三王”，他们都是为元朝戍守从沙州到哈密一线的出伯系诸王。有趣的是，虽然在蒙古攻占河西之前，沙州莫高窟地区属于西夏的势力范围，但若贝多吉却没有提及西夏的存在。再次，在现存的敦煌莫高窟全部洞窟中，有许多洞窟开于吐蕃占领沙州时期，如莫高窟的第159、231、237、359、360 等窟，而且《维摩诘经变》壁画中吐蕃赞普还占据着突出地位，甚至第158窟的赞普像右上方还有藏文“赞普”(btsan po)的榜题，但除此之外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哪一窟是由热巴巾墀祖德赞亲自创建，最多只是和墀祖德赞统治时期有关。如由洪辩所建的第365窟藏文题记中明确记载此窟建于圣神赞普墀祖德赞时期。所以，若贝多吉所称莫高窟中存在由墀祖德赞创建的洞窟，可能只是因为受后宏期“祖孙三法王”观念的启发，而把这类佛教遗迹归功于他。最后再来看若贝多吉参拜的两座文殊殿。我们知道，创建于五代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莫高窟61窟，主尊像即为文殊菩萨，洞窟正壁（西壁）绘有莫高窟规模最大的一幅五台山图。敦煌研究院藏《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中称此窟为“文殊堂”，因此两座文殊加持殿中定有一座是61窟。除此窟外，莫高窟绘有文殊变及五台山图的洞窟还有6窟，分别是绘于中唐的159、222、237、361窟，晚唐的9、144窟。另敦煌一带的榆林窟第32、19、3窟也绘有文殊变。若贝多吉所指的另一座文殊加持殿当于这些窟中寻找。

　　《红史》说若贝多吉在凉州、西夏故地、临洮(Shing kun)居住了三年，但根据若贝多吉的传记，虽然若贝多吉在来大都之前确曾路过临洮，但他返程中到过的地方除了西夏故地、河湟谷地和河西走廊地区外，并没有提及临洮，他三年的活动轨迹大致不出元甘肃行省所属地带。三年后，传记称若贝多吉因为“对居于雪域的徒众产生大慈悲心”，打算从元朝的西北地区返回西藏，但当他们返回时，“所有侍从全不识归途”，最后多亏他的神通，才得以安全返回。

　　三、结论

　　噶玛巴若贝多吉在元朝末年的西北巡礼朝圣之旅，曾因汉文史籍的缺载与藏文史料的隐晦不明，而被人们长期遗忘。本文通过其心传弟子所作传记文本，基本复原出他的活动轨迹。通过若必多吉在贺兰山地区北五台山的活动，可知西夏故地的佛教圣地在元末藏传佛教信奉者心中依然能产生强大的宗教感应，从而可以确认这些宗教圣地一直到了元朝末年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若贝多吉利用在河西甘州、凉州等地的传法机会，与元朝西北各路宗王有了密切的交集，受到了当时居住在河西地带各族民众的敬仰爱戴，以致东察合台汗国首位公开宣布接受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脱忽鲁帖木儿竟然也主动邀请他担任自己的应供喇嘛。若贝多吉朝圣最远到达的地点是敦煌莫高窟，他可能是元明清三朝汉藏文史料中，唯一一位被明确记载到达莫高窟的高等级西藏活佛，他不仅朝拜了敦煌莫高窟中的弥勒窟、文殊殿，还对莫高窟的建窟之人、佛窟数量留下了富有个性化的记载。这些记述虽然不一定准确，但自从藏经洞被封窟以来，这可能是来自西藏腹地的高等级活佛在敦煌莫高窟留下的唯一记录。当然作为带有宗教使徒色彩的藏文传记类材料，对传主以及与传主关系密切的人物都会有颇多不实的溢美之词。本文所提及的若贝多吉的施主——对若贝多吉西北之行助力颇多的豫王阿剌忒纳失里，虽然若贝多吉的传记中暗示他有总领西北军政的大权，但事实上在他受顺帝之命移镇陕西不久，即反制于元末军阀察罕帖木儿，至元十八年（1358）时已经避居六盘山，所以若贝多吉前来大都时，他的势力早已大不如前，至多只是保持着名义上的尊荣。因此对于藏文传记中诸多类似的夸大之词，在使用中就需要读者结合各种材料细细研判，才能看清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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