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喜欢看科幻？

时间机器、机器人、太空基地、“万一”发生…科幻作品以天马行空般的景象最大限度推进了我们的想象力，测试着人类社会潜在的各种可能性。《流浪地球》的热播带来了新一轮对科幻小说和电影的兴趣浪潮。就统计数据而言，14岁以上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是科幻作品最大规模的受众，他们从科幻阅读中感受到了科学技术和奇幻世界相结合的美妙，这样的阅读经历往往激发了他们对科学和技术的终身热忱。一些成名的科学家回顾道，他们对科学事业的追求，首先来自于学生时代对科幻小说的痴迷，阅读科幻使自己产生了探索科技前沿的强烈欲望。科技作品为什么对我们，尤其是年轻人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呢？

科幻作品有哪些特点呢？

凸显创新科技概念

科幻小说与其它幻想小说的不同，首先在于它的科学基因。它的整个故事舞台，建筑在写作时可能出现的科学技术的依据上，故事的发生要部分符合或者配合新发现的科学原理和技术进程，否则就成了奇幻小说。科幻小说的最初兴起是工业革命时代科技革命的产物，集中反映在19世纪初出版的玛丽雪莱创作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它描写伦敦一位科学家在实验室里通过各种化学和生物方法制造出一个生物怪人。60年代人类登月成功，开启了关于宇宙空间旅行的创作热潮。 每一个时代的尖端技术，如基因工程、互联网、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均为科幻故事提供了灵感来源和故事的基本框架。

场景新奇逼真

科幻故事由于是发生在一个非现实的虚拟未来，要使这个虚拟世界真实可信，作品对场景设计和制作的依赖性非常大。作者对出现的建筑环境、人物的装备、交通工具、通讯设备等细节，往往会做非常逼真的技术性描写和解说，呈现给受众真实准确的最新科技信息。小说作家往往是某一个领域里的科学专家。电影制作室甚至会请权威科学家把关，如英国著名的物理学家Brian Cox就常被邀请为科幻电影做科技咨询。

科幻小说往往和电影及游戏形成系列，影像成为文字故事的最佳实现

科幻小说故事的时间往往是在将来，地点是在另一个星球，或者一个与我们熟悉的现在和已知的过去完全不同的空间，通过讲述一个未来事件，把读者带到一个崭新而陌生的世界，作者用文字一砖一瓦地建筑这个世界，引领我们从那个高点审视我们日常生活的世界，从而进一步思考我们的价值观，喜欢的试验场。他们是一批富有人文情怀和社会担当的思想者，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于科幻王国。威尔斯在小说如《现代乌托邦》（A Modern Utopia，1908年)、《公开的密谋：世界革命蓝图》(1928)中描写了一个有理性主导的、技术现代的社会，倡导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想。心理学家和作家斯金纳(B.F.Skinner1904-1990)在《沃尔登第二》中描写了一个受严格的行为技术控制的小社团，孩子们从诞生起就受到严格的奖励以及惩罚训练，以使他们具有合作精神和社交能力。斯金纳在《沃尔登第二再访》预言说：“俄国50年后不是我们希望模仿的模式。中国可能更接近于我主张的解决方案，但是很难想像在美国来一场共产主义革命。” 娥苏拉勒瑰恩（ Ursula K.Le Guin 1929—2018）的《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 An Ambiguous Utopia, 1974 雨果奖与星云奖），描写了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小邦国如何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作品兼具乌托邦和反乌托邦色彩，隐含政治抱负。金斯坦利罗宾森（Kim Stanley Robinson）的《红火星》、《绿火星》、《蓝火星》（火星三部曲），描写一群星球居民在火星般的自然环境下建立起一个理想的先进的社会。

与乌托邦小说的完美社会理想相抗衡的是反乌托邦小说，描写当今的进步可能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较之稳健的展开希望式的乌托邦小说叙述，反乌托邦小说情节大起大落，对恐怖后果的描述令人不寒而栗，具有极大震憾力和威慑力。如乔治奥威尔《1984》：

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

反乌托邦科幻书籍和电影是21世纪的最热畅销类型。代表作品如苏珊柯林斯（Suzanne Collins）的《饥饿游戏》和《地下城》传奇系列，詹姆斯达什纳（James Dashner）的三部曲《移动迷宫》（the Maze Runner）均改编为电影，全球热销。

非洲未来主义 Afrofuturism 是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新兴科幻主题。2018年上映的根据漫威漫画改编的电影《黑豹》（Black Panther），讲述黑豹回到资源丰富、技术先进的非洲故乡王国担任君主，治理和保卫国家的故事，表达了非洲文明如果不遭受曾经的西方殖民、而自行兴盛发展的理想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