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飞速健康革命背后的隐忧

人类的主要致死因素不再是病毒、细菌和其他微生物，这些在我们的污水里、我们驯养的动物身上，以及咬伤或钻入我们躯体的寄生虫身上潜伏了数千年的东西。有史以来第一次，非传染性疾病，非洲。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基本上无人吹嘘的成就，它带来了若干项重要却不被理解的挑战。

2011年，传染病不再是非洲大陆的主要死因。到2015年，在非洲的死亡总人数中，只有44%是死于痢疾、肺炎、疟疾、肺结核和艾滋病等疾病。这一数字仍然太高。在全球绝大多数地区，传染病致死占死亡总人数的比例不到10%。

话虽如此，这一比例在非洲的下降速度是史上最快的，近几十年其降速达到了发达国家的三到四倍。非洲正在经历一场“神速”健康革命。

随着传染病致死病例减少，非传染性疾病自然上升。1990年，贫穷国家只有25%的人死于糖尿病、高血压和癌症等疾病。到2040年，其中许多国家的这一数字将上升到80%。

非传染性疾病致死病例上升的部分原因是：人们的寿命已相当长，所以才会死于这类疾病。但这不是全部解释。贫穷国家的许多人患非传染性疾病的年龄要低于富裕国家人士。心脏病、糖尿病等可能导致早逝的疾病通常被称为“富贵病”，实际上它们正逐渐变成“贫困病”。

上述数据来自一本值得一提的新书，该书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法。托马斯博利基(Thomas Bollyky)的《瘟疫与发展的悖论》(Plagues and the Paradox of Progress)认为，贫穷国家正在艰难应对其成功的后果。

这是因为贫穷国家抗击传染病主要依靠医药以及国际援助。发达国家的经历不是这样。1900年至1936年间，由于水过滤和氯化，美国城市人口死亡率下降了43%。在先进的药物问世之前，改善卫生和住房条件，提高教育水平，以及采取隔离检疫措施，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贫穷国家正在更早取得同样的成就，而往往没有经历美国和其他国家所推行的制度变革。博利基写道：“许多低收入国家的城市正在没有有效的住房法律、充足的市政供水和污水处理系统的情况下，克服瘟疫、病毒和寄生虫的沉重负担。”

儿童致命疾病死亡率急剧下降。但结果往往是更多患病的成年人在得不到充足的医疗服务或就业机会的情况下生存。今天低收入国家15岁人士的预期寿命与1990年相同；平均寿命的戏剧性上升是避免儿童死亡的结果。

这带来几个潜在影响。首先，贫穷国家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预防和治疗非传染性疾病。非洲的精英们往往选择到海外求医。没有这种机会的人至多只能得到有限的医疗。

非洲正以惊人速度城市化。让大批不健康的人群挤在没做好准备的城市，势必带来更多疾病。必须进行美国在青霉素推广之前所进行的城市规划。外国援助也需要重新调整。癌症、上呼吸道疾病、心脏病和糖尿病这四种疾病的死亡人数占全球死亡总人数的60%。几十年后孟加拉国、布隆迪等国也会出现这种格局。然而只有1%的健康相关发展援助被投入抗击非传染性疾病。

贫穷国家还需要打击污染、烟草等致死因素。2013年纳米比亚、多哥和乌拉圭试图限制香烟广告，但在遭到大型烟草企业的警告后放弃。各国政府应团结起来，共同面对烟草公司以及兜售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其他卖主。

更加重视今日的致死因素，并不意味着放过昔日的致命疾病。传染病远未根除。气温升高、抗生素耐药性、快速城市化和国际旅行都是细菌和病毒的朋友。中国爆发的禽流感和猪流感，拉丁美洲的寨卡病毒和非洲的埃博拉疫情，均暗示了即将到来的瘟疫。

但在打击病毒和寄生虫的同时，世界绝不能忽视正在演变的挑战。正如博利基写道：“传染病致死病例减少的故事可能与其疫情爆发的历史一样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