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精英为什么不懂民族主义了？
52fw.cn 04-28 次遇见民族主义是西欧历史和文化的产物，西方人应该对其最为了解。然而，波士顿大学的莉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教授在最近发表于《美国事务》期刊上的一篇重要文章中指出，过去三年来欧美政治精英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口诛笔伐——特别是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及右翼民粹主义在西方国家的普遍抬头——恰恰说明他们丧失了对西方民族主义的历史脉络和实际作用的理解。
西方精英把当前西方世界的内政和外交的诸多困境归因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言下之意是这两个“主义”越少越好。殊不知，他们的批评正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没有民族主义的立场，建制派精英想要维护的国内民主、全球化、国际合作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和制度将无从谈起。格林菲尔德教授因此痛斥这些精英们“完全缺乏自我分析”。“他们不懂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因为他们不懂周围的世界，他们也不懂他们自己。真是一个困境。”这真是当头棒喝！
民族主义起源于15世纪末期的英国。当时新上台的都铎王朝国王亨利七世急需一个统治阶级帮忙执政，但封建贵族都在之前的“玫瑰之战”中消耗殆尽。亨利七世因此只能从平民中提升贵族。这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英国封建社会的秩序建立在基督教教义规定的“三级社会”之上，即神职人员、贵族和平民这三个截然不同、不可流通的社会阶层。它们之间没有平等性、包容性和流动性：贵族会以与平民为伍而耻，平民也不会去高攀贵族，神职人员则自认掌握了通向上帝的钥匙，是神圣阶层。但亨利七世由于政治的需要，打通了平民和贵族这两个阶层的壁垒。这个全新的历史现象，需要全新的理论解释。这就是民族主义概念和理论的起源。在英文中，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人民”（people）和“国家”（nation）这两个概念的复合体。“人民”即平民，“国家”在当时指的其实是代表一国的文化和政治权威的精英；而这种精英，从亨利七世起，就是贵族和平民的结合体。亨利七世的执政需要，使贵族和平民两个阶层得以流通，最终促成了“英格兰民族”的出现。
这段历史的意义，在于揭示了基于民族主义的主权国家的根源。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民族主义史上另一划时代的事件。法国大革命不仅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概念，更带来了现代民主制度，虽然是在经历了革命变独裁的“恐怖”曲折之后。格林菲尔德教授因此指出，当前西方精英批评民族主义是民主制度的威胁，却不知民族主义是政治民主的历史根基；当前西方世界的政治冲突不是民族主义与民主制度之间的冲突，而是民族主义和民主制度内部的冲突。
集体式的民族主义有两种类型，这两种类型上的分野和发展对现代世界的演进产生了重大影响。一种是公民性民族主义，即成为一国国民的标准是对该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自我认同，法国民族主义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公民性民族主义的发展有一个重要前提，即这个国家必须有格林菲尔德教授所谓的“尊严资本”，也就是该国的发展成就，特别是文化上的成就。公民性民族主义对现代社会发展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至少没有造成不可弥补的灾难。
#p#分页标题#e#另一种民族主义——种族性民族主义——则不同。这是按照“血统”分类的民主主义，因此也被称作“种族沙文主义”。它对现代社会带来了巨大伤害，德国民族主义演变为纳粹主义的历史即是明证。种族性民族主义有一突出特点决定了其粗暴性和伤害性。通过种族定义民族主义的国家，通常没有太多的“尊严资本”，也就是说，它们的文化成就并不突出。德国又是明证。18世纪之前，英国和法国都不乏值得称道的历史文化成就，但德国则是寥寥无几。这是德国民族主义强调血缘的原因，也是纳粹德国千方百计弯曲历史来证明德国文化有1500年历史的原因。正因为种族性民族主义国家缺乏“尊严资本”，它们对掌握“尊严资本”的国家存在一种天生的自卑、嫉妒和仇视心理。一旦这种国家具备物质实力，这种政治心理就会爆发出侵略性甚至毁灭性。纳粹德国当然是最臭名昭著的例子。
公民性民族主义和种族性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解释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诸多重要冲突。充满自卑感和复仇心理的纳粹德国对包括文化鼎盛的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侵略是一例。当前西方世界（主要是美国）与中东国家之间的冲突是另一个重要——但经常被忽视——的例子。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解体后，阿拉伯世界分裂为民族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对西方世界也有一种深感自己落后的自卑感，也在寻找一种能与西方平起平坐的“尊严资本”。冷战时期，阿拉伯民族主义以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标志。冷战结束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越来越多地从伊斯兰宗教中寻找“尊严资本”。西方国家对阿拉伯世界压得越狠，阿拉伯国家的自卑感和仇恨感越强，中东的乱局就越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