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的宁波商帮崛起之逻辑

02-13 次遇见

　　摘要：近代上海开埠以及西方势力进入后，作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它随之也成为一个中外杂处、五方汇聚的移民城市。即使从商帮的角度观察，先后就有粤商、晋商、徽商、苏商等多个商帮进入，也使得上海成为近代中国人口数量最为庞大的工商业中心。此后，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变迁，宁波商帮力压其他商帮和群体，成为近代上海华人群体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存在：首先，该群体人口数量达百万，产生了众多著名的工商经济界人物，如“五金大王”叶澄衷、“火柴大王”刘鸿生、“医药大王”项松茂等。其次，在代表上海工商业者利益的团体组织中，宁波人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到1929年被改组为上海市总商会的二十七年间，先后换届十八次，其中宁波籍的严信厚、李厚佑、周金箴、朱葆三、宋汉章、虞洽卿、傅筱庵共十四次当选总理（会长），总任职年限达二十三年。再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上海二十多个客籍商帮人数总和中，宁波帮人数占到七成，广东帮约占一成，其他各帮约占两成。宁波商帮在近代上海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背后有着其他商帮所不具备的三大特点和优势：一是与其他移民团体相比较，他们在上海建立了依托于地缘、血缘、业缘为纽带的带有强大互助性和公益性的同乡组织。该组织削弱了贫富等级的差别，将宁波人牢固地团结成一个有相当凝聚力的群体。这个群体有组织、有经济实力、有实业和金融作为支撑，并且与上海租界领导层有一定的联系和影响力。二是宁波商帮的产业群体与宁波金融业联系紧密，二者相互协调、调度和彼此渗透支持，使其抵抗经济起伏和金融动荡的能力大为增强。三是利用和依托上海位居中西交汇的地利之便，充分发挥引进、吸收进而创新的经济后发优势，创办和创新自己的行业和品牌，进而在中外工商业的激烈竞争中获取市场和份额。正是这三大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综合作用，成为宁波商人在近代上海崛起的前提和保障。

　　近代上海既是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经济中心，又是一个移民城市。在众多移民中，宁波移民群体组成的“宁波商帮”是傲居于粤商、晋商、徽商、苏商等多个商帮之上最成功的群体。首先，该群体数量庞大，清末已达四十余万，20世纪20年代后达百万之众，产生了众多的著名工商经济界人物，如“五金大王”叶澄衷、“火柴大王”刘鸿生、“医药大王”项松茂等。其次，在代表上海工商业者利益的团体组织中，宁波人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到1929年先后被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市总商会的二十七年间，共换届十八次，其中宁波籍的严信厚、李厚佑、周金箴、朱葆三、宋汉章、虞洽卿、傅筱庵共十四次当选总理（会长），总任职年限达二十三年。再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段时期，上海二十多个客籍商帮人数总和中，宁波帮人数占到七成，广东帮约占一成，其他各帮合占两成。

　　作为一个区域性商帮，宁波籍商人为何能在近代上海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取得如此耀眼地位？学术界的研究多归因于地缘邻近上海，宁波人有闯劲、讲信用、有传统等等，而对于以地缘、血缘、业缘为中心组织起来的宁波团体组织与宁波商人间的互动，宁波商人之间、宁波商帮各行业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则关注不多。实际上，近代宁波商人在上海的崛起逻辑中，有其他商帮不突出或不具备的独有特色和优势。正是这些因素，在助力宁波商帮成功的同时，也推动了上海和中国的发展。

　　一 同乡组织：四明公所与宁波商人旅沪同乡会 

　　作为移民和客居他乡群体中的个人，在远赴他乡生活和创业时，首先关注和考虑的问题是安全、工作、庇护、意外以及老年病故的后事处理等事务，这也是中国许多城市都有按照地域设立原籍所在地的会馆公所，期望通过在客居地营造一个以原籍为中心的团体来管理和处理这些事务的缘故。

　　宁波人很早就来到上海谋生，因此很早就设立了有这方面功能的组织，给宁波同乡提供帮助，而这种组织在长期的运作中，反过来又必然能够获得同乡认可、支持和连带的向心力。这一点，张让三在叙述宁波人在上海组织同乡团体组织四明公所时手撰《上海四明公所缘起》中很清楚地作了描述：“宁波之为郡，背山面海，地狭人稠，往往出外贸易，兼营航海之利。风帆浪舶，北至辽沈，南迄闽广，中入长江，而以上海为集市居货之地。概甬人之旅沪，自明至清数百年于兹矣。嘉庆二年丁巳，乡人念客地人众，疾病死亡，旅榇寄殡，苦于无所，爰有费元圭、潘凤占、王秉刚诸君，创捐一文善愿。凡旅沪者，每人岁输三百六十文，由首事钱君分投劝捐。陆续购置上海坐落廿五保四图改字民地，建造厂屋，停寄柩棺，而以空地为丛冢。八年癸亥，复建正殿，供奉关帝，因额曰‘四明公所’。”从张让三的介绍中可以看出：一是宁波人出外谋生有传统，足迹遍布沿海南北各地和长江沿岸，而长期以来均以上海为集市居货的中心。二是宁波人的地缘组织源远流长，清嘉庆二年（1797）就设立了客居上海以地缘为中心的同乡组织四明公所，成立所需的经费是以广大宁波人每人每天捐一文钱的方式凑集，是“集众人钱办众人事”而成立的组织。三是用凑集的钱在上海购地建造厂屋，用作“停寄柩棺，而以空地为丛冢”，中心事务是客居沪上人口逝世后柩棺的处理。这种状况长期延续，在1919年上海四明公所修订的章程第一条中，仍然强调“本公所以建丙舍、置义冢、归旅榇、设医院等诸善举为宗旨”。也因此，由广大宁波人凑钱成立的四明公所就成为旅沪宁波人在外的活动中心和庇护中心，是宁波人心中自己的组织。广大旅沪宁波人对它的维护之心自然十分强烈。这也就是当同治十三年（1874）法租界开马路、侵入四明公所冢地时，引发旅沪宁波人的强烈反弹，以至于付出死亡七人的代价进行保卫。当光绪二十四年（1898）法国人又一次谋划侵入时，再一次引发上海“南北市同盟罢工，势将酿成重案”，后经“南洋大臣特派按察使来沪查办”，并经“各国出面和解”，才使得“法人让步，重造围墙，明定界址”，解决了问题。两次迫使法国人让步，惊动清政府高层并使得各国出面调解，在沪宁波人如果没有四明公所这样的组织动员、调度等一系列活动，是难以取得成功的。

　　在这期间，四明公所在上海的势力还有不小的扩展：“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复在上海朱家桥购地三十四亩，建厂舍三十余间，名曰‘东厂’‘西厂’。”在四明公所之下，包含有按照各行业宁波人组成的行业性团体，“按其名业共计百余，皆总汇于公所”。也就是说，在沪宁波人以四明公所为中心，下属百余各行各业的行业性组织，触角遍布上海各领域。也因此有“上海各社会以甬人为巨擘”的说法。

　　20世纪初，在原有四明公所的基础上，上海宁波旅沪同乡会成立。该会与此前四明公所相比出现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在组织力、境界、活动内容等方面上了一个新台阶，对以地域为中心团结和活动的宁波人带来的影响力、凝聚力也上了一个新台阶。宁波旅沪同乡会以“集合同乡力量，推进社会建设，发挥自治精神，并谋同乡之福利”为宗旨，经费来源为会员所交会费和同乡捐助，活动的中心是团结同乡、服务同乡、增进同乡福利、促进家乡建设等方面。

　　虽然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活动涉及多个层面，但主要还是集中在社会救助、推进办学教育和家乡建设三方面：（1）社会救助。一是开展无息借贷。早在1911年6月，就成立了免利借钱局，借以救济和扶助同乡失业、无业和流离上海者。此后，又增设职业贷金，有专会组织和司理其事。二是救助和资助无钱返回原籍者。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撤退武汉居留的宁波人；1922年，撤退日本东京、横滨地震同乡回籍；1931年，长江大水灾，汉口危难，组成“急救汉灾会”，派船接被难同乡直放宁波，并派医士赴汉口做救护工作；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1937年“八·一三”抗战发生后，设专会办理救护、收容、遣送被难同乡的善后工作。这些活动，如果没有一个组织来领导和操作，是难以开展并取得成功的。三是在救济、救护、救灾之外的赈济和施诊施药。1911年9月，宁波属各县水灾，同乡会募集五万元以赈济家乡灾民；1915年8月，宁绍水灾，即联合绍兴七邑同乡会，设“浙江宁绍义赈分事务所”募款赈济。除此之外，“平时也对贫病同乡，进行施诊施药或受施主委托代办施衣等事宜”。（2）办学教育。包括设立和推进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设置各种奖学金等。例如，1927年，在上海设立的小学有十所，抗战前的学生人数最多时达到3460人。（3）家乡建设，主要是兴修道路和水利。1926年起为建造灵桥筹款；1929年参加“协浚曹娥江委员会”；1930年为筑鄞慈镇公路筹款；1946年组织“宁波整理东钱湖协赞会”，以保障鄞、奉、镇三县之水利；同年7月，拨款协助鄞、镇两县防疫等。

　　美国社会学家彼得·布劳（P. M. Blau，1918—2002）认为，社会组织可以分为四种基本类型：经营性组织，互惠性组织，社会服务组织，公共服务组织。所谓互惠性组织，主要是指谋利于成员的组织，如工会、社会团体组织（社团）等。由于社团是既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企业的第三类组织/第三部门，这些组织通常具有公共服务的使命。而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时局动荡的环境下，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的成立和活动，特别是在赈济、救灾、教育、医疗、帮助家乡建设等方面的公益活动，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和扮演了政府应有的角色。尤其当它是以一种同乡范围的组织出现时，所具有的以地缘为中心，以血缘、业缘等为核心的组织特色，加上有效和普惠的组织活动，必然使其得到广大宁波人的支持和拥护，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作为一个地域性商帮，近代上海的宁波移民数量众多，以地缘、血缘、业缘为中心形成了各种小团体，四明公所和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核心在这些小团体中具有联络和组织功能，成为大的能够同进退的社会组织。在这种组织面前，成员的贫富和所居的社会层次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退居其后，发挥核心作用的是血缘关系，发挥持久和广泛作用的凝聚力是地缘、业缘关系，成员都以宁波这个地缘为纽带团结在一起，共同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特点十分突出。这一点，以宁波商人成立宁绍轮船公司维持会的事例最为典型。

　　据1908年7月6日《申报》刊载的文章《宁绍商轮公司开会情形》称，宁绍商轮公司昨日在四明公所开会，宁波、绍兴两帮到会者四千余人。会议“先由发起人虞洽卿君报告发起公司之原因，并请到会同乡公决应否创办”，结果是“全体高呼速办”。会议“旋推李薇庄君为临时议长，宣布发起人（初六日止）已认股洋四十八万七百元，并声明由发起人中按照认股权数投票公举暂时经理五位，当举定虞洽卿、严子均、李薇庄、叶又新、方樵苓五人”。在随后举行的同乡演说中，有多人发表意见，其中有“愿各同乡各抱此志，勿使我宁绍人失自立之资格”，有“提议订造轮船宜大宜坚者”，有“提议先租合宜商轮驶走者”，有“提议他日股东会议事权需定五股为一权者”等。该日还有兆丰、会余、和康、宏大、瑞丰各钱庄“缴到代收股款三千八百五十一股，每股收四成，计收现洋七千七百零一元，此外又继认股份七万余元”，“众情极为踊跃”。至五点钟会议结束后，认股缴股者仍然纷纷不散，“计前经认定股洋及已收者共得洋五十七万元有奇”。

　　宁绍商轮公司的兴办之所以得到宁波、绍兴等地民众的支持，原因在于：宁波与上海间的交通主要靠轮船，往来甚便。随着清末时宁波人侨寓上海者越来越多，对航运需求甚殷。而此时往来上海宁波之间的航轮，“只有英商太古北京轮、招商局江天轮两艘，乘客极为拥挤，统舱票价单程为一元，在当时已觉很高，经营者获利甚丰”；“后法商东方公司以沪甬线利益甚厚，就以立大轮加入行驶。因为营业竞争，太古和招商联合跌价，统舱票减至五角。相持一年，三公司互相妥协，票价复涨至一元”。后虞洽卿代表宁波商人向三公司交涉，要求将统舱票价永久定为五角，以便平民往来。在谈判时，据说虞洽卿曾说过一句话：“如果你们不同意，则宁波人将自己设立公司，购轮行驶。”结果降低票价的要求遭到拒绝，谈判失败，于是虞洽卿遂邀集同乡发起组织宁绍轮船公司。

　　宁绍商轮公司于1908年设立后，在马尾造船厂购了1艘2641吨的轮船，定名“宁绍”，拟在上海宁波间往来。由于上海黄浦江沿岸设置码头的较好地段，都已被外商占尽，虞洽卿在租用码头时连遭日商、法商等拒绝，历尽艰难才在南通企业家张謇的帮助下租用到大达码头。宁绍轮开航时，在船上立了一块牌子，上写“立永洋五角”，表示永不涨价，得到华商热烈拥护。但洋商为挤倒宁绍，凭借雄厚资力，把票价从1元跌至3角，太古还以送乘客毛巾、肥皂等来招揽客人。在这种困难局面下，广大旅沪宁波人爆发出来惊人的团结力，宁绍商帮下属各行业团体纷纷开会表态并订立守则支持宁绍商轮公司，同时组织“航业维持会”，支持宁绍商轮公司与外商轮船公司竞争。例如，1909年8月，宁绍商帮绸缎顾绣衣业同人，为维持宁绍商轮的生意，订立了五条支持宁绍轮船公司的条规（各店朋友往返沪甬者均趁同乡宁绍轮船；一应货物亦均装宁绍轮船不得私装某轮；同业往来信客或有趁某船者，概不与他寄带信件；各店逐年预先买存宁绍船票以备往返所需；各朋友如有欲贪贱船价者，可照廉之价向店主领票，各店主自愿津贴）。与此同时，宁绍商帮中的书业团体、豆米业团体也分别召开同行会议，订立条规支持宁绍轮船公司，其中有：“宁绍航业维持会所送捐簿，为津贴无业无力同乡船价之需，议由各行量力捐助，多多益善。自初五日为始，由司月担任按户劝集，以尽义务，俟有成效，再行报告。”也正因为有这些宁绍旅沪群体同人的支持，宁绍商轮公司不仅获得宁绍航业维持会的十多万元捐助，站稳了脚跟，还在宣统二年（1910）八月，以三万九千伍百两白银购定前太古之通州轮，加以修理及添置各件，“遂得以有甬兴轮”，与宁绍轮“两船一来一往逐日无间”。

　　而得到广大宁波同乡支持帮助的宁绍商轮公司，也尽可能给同乡以回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汉形势十分紧张，宁绍商轮公司及时派船赴汉，向急待离开的同乡伸出援手。宁绍公司总理虞洽卿在致汉上诸同乡书中说：“敬启者，近因汉上告警，昨前等日长江各轮南下趁客，异常拥挤，水脚飞涨，闻统舱价至八九元，房舱价至十六元之多。伏查我宁绍两府同胞，旅汉者不少，在艰寒之人，何堪出此重价，至有因此而不能回来者。万一战事再亟，祸患何堪设想，言念及此，深为悯恻。兹敝公司特与鸿安公司恳商，此次德兴轮提前于念五晚上驶，专备我宁绍人情急回沪之用，凡各客水脚酌定一适中之价，如有实在贫苦孑身难归者，亦准免收水脚，所有不足之数，由敝公司担任，并派招待员一人赴汉照料，至于宁绍两府以外之人，因船身窄小，载不能容，势难趁搭，局外者谅之。”

　　凡此种种，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宁波人建立在团结心和凝聚力基础上的活动，必然进一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进而导致该组织具有更大的威望和号召力。

　　二 金融与工商企业相互渗透及互助  

　　金融业是经济发展的血液，重要性不言而喻。宁波商人在上海的发展和成功，金融业在其中同样发挥了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一点，许多已有的研究成果给予了注意，李瑊的《上海的宁波人》、陶水木的《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等著作还辟专章和专目进行说明。从《上海钱庄史料》一书看，所收录的近代上海著名九大钱庄家族集团中，有五家是宁波籍，超过一半。

　　从银行业来看，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近代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时，九个总董中有三个是宁波人，分别是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旅沪的宁波商人又发起组织了一家商办性质的银行——四明银行，它与浙江兴业银行同为上海华商银行中资历最老的银行之一，发起人为朱佩珍、吴传基、方舜年、严义彬、周晋镳、虞洽卿等，都是清一色的宁波人。四明银行资本一百五十万两，有发行钞票权。发行钞票的利益大，所负的风险也不小。因为当时中国人普遍不信任钞票而信任现银，所以一有时局变动，容易发生挤兑风潮。而四明银行的资本并不算雄厚，所以也曾发生过挤兑风潮，但“每次都靠旅沪宁波同乡的群起支持”而渡过难关。“有一次，几乎所有宁波人开设的商店，都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甚至有许多宁波籍的工人，看到有人伫立在四明银行之外等候兑现，他们肯自动倾囊取出现洋，换进四明银行的钞票。”经过各层次宁波人的维护，四明银行的挤兑风潮仅仅经过“一两日来，就自然平息下去了”；“上海的市民也知道四明银行有宁波同乡全体做后盾，是不会动摇的，对四明银行钞票的信心也因此增强。所以宁波人爱乡心的热烈和富有团结力，是为一般人称道的”。

　　成立地域性明显的银行而得到该地域民众的支持，这一点容易理解，但值得注意的是，四明银行面临挤兑风潮时，在排除外来压力而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并非该银行中的成员而是宁波人开设的商店甘冒风险出面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可以看出宁波人远超其他地区人的团结和凝聚力；更值得注意的是，同样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会有宁波籍工人主动拿出自己的现洋帮助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来分散和承担风险，这在近代上海以至整个近代中国都是罕见的事例，因此说宁波人爱乡心热烈和富有团结力，且不分贫富和身份，名副其实。有宁波人对四明银行支持奠定的社会基础，该银行得以存续和发展也就不足为奇了：“辛亥光复，国内银行兑现提存，几同一辙，而该行（四明银行）卒赖以平定者，甬商之力也。”此后，宁波商人又在上海设立和投资了多家银行，通过这种金融与实业的交互支持渗透，扎下了在上海经济中难以撼动的根基和扩展的基础。

　　总起来看，宁波商人在金融与实业结合、相互渗透、相互支持、共同发展方面可分四种类型：

　　一类是经营传统商业起家，然后投资于钱庄业，再进一步投资于工商业，多业发展。例如，《上海钱庄史料》记载的九家钱庄家族集团中，镇海李家、慈溪董家“都是以沙船业起家的”；镇海叶家、方家“都是以经营洋货洋布起家的”；而曾经出过上海钱庄业领头人秦润卿的宁波秦家，“则以经营颜料起家”。其中，镇海方家就特别典型。方家在“清嘉庆年间（1796—1820）开始经营商业，先设粮食、杂货店于镇海县憩桥，经过六七年的时间，积蓄数百金，辗转至上海经营食糖买卖。获利后，开设义和糖行，并招族内子弟多人至沪协助经营。这是镇海方家在上海发展的开始”。1830年左右，方家方性斋“在南市设立履龢钱庄，兼营土布及杂货。称为南履龢（后改组为安康），存放款仅六七万两。那时上海尚未开埠，贸易范围不大，钱庄规模也很狭小。上海开埠后，方家又在北市设立北履龢（后改组为寿康），专营钱庄业务”。之后，方家因居住地不同而分为“新方”“老方”，但无论“新方和老方都是由商业而钱业，同时仍经营许多商业：如糖业、沙船、银楼、绸缎、棉布、药材、南货、鱼业、书业、地产业等等。它们以上海为重心，旁及杭州、宁波、绍兴、汉口、南京、沙市、宜昌、湖州、镇海各地，真可说是商业巨擘了”。此后，这个家族接连五代人都有成功的企业家，“而且一代比一代强”。第四代中的方椒伯，曾两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第五代中的方液仙，是近代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创办人，在20世纪20—30年代“曾和友人合伙开办龙华制革厂、鼎丰珐琅搪瓷厂以及橡胶制品厂、硫酸厂等，大都为国人首创的化轻工厂”，在企业初创时期，由于资金困难，得叔父钱庄老板方季扬入股，“方季扬入股后，中化社在资金调度上有了多家钱庄作后盾，使中化社的发展如虎添翼，后劲坚实”。

　　第二种类型是宁波钱庄广泛向工商企业投资，在支援工商实业发展的同时获取自身的发展。《上海钱庄史料》第十二章收录了几家钱庄在近代中国的资产负债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近代钱庄与近代中国工商企业的密切关系。例如，宁波秦家的恒隆钱庄在1919—1927年的八年时间里，向几十家近代工商企业放款百余次，包括汉口第一纱厂、大生纱厂、恒丰纱厂、达丰染织厂等二十多家纱厂，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水泥公司、贾汪煤矿、内地自来水公司等著名企业。值得注意的是，“恒隆钱庄因为经理陈子埙曾任宁波震恒钱庄经理，与宁波钱业一向有密切联系”，因此能够调用宁波的头寸，“1919年红账中调用甬洋293224元，连同宁波钱业存款共达37万两之多”。因为陈子埙“在上海宁波籍工商业中很活动”的缘故，“宁波钱业在阴历三、九月底经常放‘六对月’长期放款”，其中大部分就“托由恒隆经手代放，最多时达二三百万两”。而且，恒隆钱庄成立后，“经常用同业拆款并大量吸收各银行的存款，拆款最多时在100万两以上”的方式进行放款。这种做法，“运用得法，盈利较多”。

　　第三种类型是宁波籍企业家普遍向金融业投资，入股钱庄特别是银行业。金融业与实业的关系，用宁波籍实业家刘鸿生的话说：“一个银行，如果没有工商企业的关系，就不能长久存在；而工商企业，如果没有银行做支柱，也就会陷于停闭。”他们知道，入股金融业后，企业在经营中需要资金支援时可以获得方便。例如，虞洽卿创办宁绍商轮公司的过程就很典型：“当是时也，计购船价以及沪甬两处建造码头栈房，已用去洋七十余万元，所缴股款不过念八万元，不敷之款，皆由四明银行及和德张罗筹垫。”

　　辛亥革命以前，宁波商人创办或参与创办、经营的银行除中国通商银行外，还有大清银行、四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银行等。表1是宁波籍企业家在上海的银行投资并兼职情况。尽管统计情况并不完整，但也可管中窥豹。

　　部分宁波籍企业家除在银行兼职外，还在钱庄业中也有投资。例如，刘鸿生除在上表三家银行投资外，还在志裕钱庄、怡诚钱庄、义昌钱庄、中央信托公司、道一银行、五丰钱庄、诚孚钱庄投资。此外，宁波商帮中的不少钱业人士与银行业保险业间也有兼职情况，《江浙财团研究》第二章“表16”就统计了近三十位上海宁波籍钱业人士在银行、保险业中的兼职情况。

　　第四种类型是当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后，为方便资金周转、统筹调度以及企业间相互调剂而创办金融机构。最典型的例子是刘鸿生企业集团。据刘鸿生的儿子刘念义回忆此事时说：“在1930年左右，我父亲已经先后办了火柴、码头、水泥、煤矿、毛纺等企业。但是这时各个企业之间的资金并不能直接调拨：一则怕彼此拖累，二则是各企业的董事、经理各自为谋，彼此间存在着矛盾。但一个企业的资金，总是有时多、有时少，多的时候存在银行里给别人用，少时向银行借款又要支付利息。为了集中调度资金，便于各企业间相互调剂，就决定自己开设一个银行。”刘鸿生自己也说：“吃银行饭的人最势利，当你需要款子的时候，总是推说银根紧，不大愿意借给你，即使借给你了，因为利息高，自己所得的利润，大部分变为银行的利息。而且，届期催还得很紧。”这是他创办自己的银行，使企业和金融相结合的一个动机。他创办银行的另一个动机是，“想吸收游资，以充实企业资金的来源”。

　　三 引进、吸收进而创新的经济后发优势 

　　19世纪中叶以后，“实业救国”的浪潮经久不衰，经过几代中国人的努力，许多未曾有过的产业和行业陆续诞生并日渐发达。在此过程中，宁波商帮因为是客帮，有许多人来上海时是从学徒干起，有一股闯劲；又因为从宁波到上海，一直都处于中西交汇的中心地带，背后有广大宁波人的人力、金融支持。在种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宁波商帮从引进外国商品、技术到逐渐自己吸收技术设厂制造，走上进口替代道路，进而在与外商激烈商战竞争中发挥中国本土优势，走出创新之路，成为必然趋势。

　　宁波商人在近代工商企业中的投资比重从19世纪末期逐渐增大，“到20世纪20年代，一大批宁波帮企业在工业制造、轮船航运、内外贸易、金融服务、文化产业、建筑房地产、公用事业和新式服务业等领域脱颖而出，其中一批工业制造企业的成功创办尤为引人注目。宁波人在近代棉纺织工业、火柴工业、日用化学工业、制药工业、电器工业、造纸工业、电力工业以及橡胶工业等领域，创办了一系列规模庞大的工业企业，有的还发展为企业集团”，“创办燮昌火柴厂的叶澄衷，大中华火柴公司的刘鸿生，五洲大药房的项松茂，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大中华橡胶厂的余芝卿，信谊化学制药厂的鲍国昌，亚光制造有限公司的张惠康，美华利企业集团的孙梅堂，三友实业社陈万运、孙九成，中国亚浦耳电器厂的胡西园，华成烟草公司的戴耕梓、陈楚湘，天一影片公司的邵醉翁，明星影片公司的张石川，以及首次把好莱坞经营方式引入中国电影业而有中国早期电影业教父之称的柳中浩等，都在近代企业的开拓与经营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五洲大药房在项松茂的主持下，发展成为规模庞大的医药、医疗器械、医疗用品、日用化工生产销售集团；大中华橡胶厂则是一个能生产胶鞋、汽车与脚踏车胎等系列产品的国内首屈一指的民族橡胶工业企业集团；鲍咸昌、鲍国昌等参与发起创办的商务印书馆则是近代中国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

　　兴办这些产业的中国工商业者，大多是这些产业在中国的拓荒者，在他们创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学习、引进并且克服许多技术、知识、管理、资本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并且还要面对外资激烈的竞争，因此，必然在吸收、融合外来技术和管理经营等方面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创新，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之路。他们倡导“国货”、主张“商战”、抵制外货的倾销和垄断，开创了中国前所未有的产业，其中的“创新”成为推动他们产业发展和应对各种挑战的最重要武器。他们在制度、行业和产品等多个方面进行的创新，是他们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手段。

　　在面对强大的外资压迫和本国封建政府掠夺的不利环境中，这些创业者采取各种打破常规的创新手段，以获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而尽快扩展规模，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就是其中之一。

　　刘鸿生在上海创办的企业资本集团，是包括鸿生火柴厂、上海水泥厂、章华毛绒纺织厂、中华煤球公司、华丰搪瓷公司、大华保险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中国企业银行在内的跨行业经营的企业集团。其中，火柴工业是支柱产业。1920年，刘鸿生企业集团的第一家火柴厂——鸿生火柴厂设立；1930年，鸿生火柴厂与上海浦东荧昌火柴公司、 南汇中华火柴公司合并为大中华火柴公司；1931年，大中华火柴公司又合并九江裕生厂、汉口燮昌厂；之后，又收购扬州耀扬火柴厂，承租芜湖大昌火柴厂，并购杭州光华火柴厂，规模不断扩大；1936年，成立以大中华火柴公司为中心的“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这一销售联合体的成立，使刘鸿生成为近代中国的“火柴大王”。对此，刘鸿生总结道：“吾国火柴业在瑞商竞争之下，风雨飘摇，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自弟发起荧昌、中华、鸿生三厂合并为大中华之后，对内渐归一致，于是对外始有占优势之望，足见合并一事，为吾火柴业今日谋自立之要图，非此即无从对外而维持其生存也。当此对外竞争剧烈之日，自应群策群力，团结一致，厚植我之势力，以与外商相抗，始能立于不败之地。”

　　但是，要在激烈的中外商战和同行间的竞争中胜出，根本的一点，还在于树立品牌意识、创制名牌产品。五洲固本皂药厂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宁波商人集体的一个缩影。最初的五洲大药房，只有人造自来血等不多的产品，“自1921年盘进固本皂厂后，才增制肥皂，嗣后陆续添制新品”；“到20世纪20年代，该厂的皂类产品计达三十余种，分家用块皂、家用条皂及各种香皂、药皂等，以‘五洲固本’‘荷叶荷花’等为商标；药类有补益及内外科各种药剂，其中家庭成药220种，药典制剂527种，化妆品23种，原料药品10种，共计780种，以地球牌为主要商标。各厂的产量，药类及卫生化学等用品，每年约值200余万元；皂类以家用皂为大宗，平均每天可出3000箱（30年代中期），年销约值300余万元。皂类专销国内，药类广销暹罗、吉隆坡、三宝珑、纽约、小吕宋、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自1904—1935年，五洲皂药厂及附属厂所产药品、皂品共获美国三藩市巴拿马运河纪念会、农林部、美国费城展览会、首都流动展览会、浙江省政府、上海五国货团体展览会等国内外各种机构颁发的优等、最优等奖项48次”。

　　五洲固本皂药厂之所以能够制作出这么多国货精品，是因为他们延聘了一批专家，精心研制和创新技术。这些专家中，包括“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的化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叶汉丞被聘为五洲固本皂药厂厂长，全面主持该厂制药制皂两部；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化学专家，一直在政界盘桓难以酬志的徐佩璜被聘任该厂制造部主任兼总技师；此外，还有张玉麟等一批专业技术人才也相继被聘任要职，同时留用了两位在德商经营时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此二人贡献所长，协助技术人员攻克了不少生产技术难关”；“五洲厂的技术人员在掌握了制造技术要领以后，把原来并无生产基础的国货肥皂推上精品水平，一举打垮不可一世的英国‘祥茂皂’，在中国工业史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五洲固本皂药厂这样的企业并非个案，还可以举出一批来。这种创新思维也并非仅仅体现在生产上，在宣传推广自己商品上同样别出心裁。最典型者莫过于黄楚九雇用飞机播撒广告一例。《申报》1926年5月28日登载一条广告称：“荷兰飞机来沪献技，已有数日。本埠发行百龄机补片之九福公司，印就百龄机广告纪念明信片四十万张，定于今日（天雨顺延），由该公司飞行时散发。”次日，《申报》对该事继续报道称：“本埠九福公司，昨日（二十八）下午三时许，假荷兰飞机散发百龄机传单十万份，此传单印刷精美，式如邮政明信片，上绘一飞机图，并有天台山农题‘天上人间都不老，飞机散遍百龄机’字样。”以飞机播撒广告，本就惊世骇俗，黄楚九还在一部分明信片上加盖图记。拾得者可持向该公司换折扇一柄。“故当飞机翱翔空际之时，万头仰观，皆冀一得此空前纪念品云”。这种创新思维和超前手段，是宁波商人出奇制胜的一个典型例证。

　　综上所述，宁波商人在近代上海的成功绝非偶然，其崛起的逻辑大致有三大因素：一是具有凝聚力强大的区域性组织，以其为中心团结和居中调度旅居上海宁波人的各种活动；二是大范围的产业、金融业的相互调度和彼此渗透支持，这是其他商帮中很少见到的现象；三是利用和依靠上海位居中西交汇的地利之便，充分发挥引进、吸收进而创新的经济后发优势，创办和创新自己的行业和品牌，进而在中外工商业的激烈竞争中获取市场和份额。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和综合作用，成为宁波商人在近代上海取得明显成功的前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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