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尔羌河上游通巴尔蒂斯坦的道路
02-13 次遇见内容提要：从叶尔羌河上游支流克勒青河河谷出发，有两条通往巴尔蒂斯坦的道路。一条越穆斯塔格山口，通往巴尔蒂斯坦的希格尔河谷，进而可通往克什米尔谷地。另一条道路经锡亚琴冰川，可通巴尔蒂斯坦的哈伯罗谷地，这也是唐将封常清讨伐大勃律时所走之道。本文援引多种中外文资料，对这两条路线的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作了介绍。这两条古道虽然已被废弃多年，但无疑都有过兴旺的年代。
巴尔蒂斯坦，又称小西藏（Tibet-i-Khord），隶属于巴基斯坦管辖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原称联邦直辖北部地区）。巴尔蒂斯坦包括斯卡杜（Skardu）和甘且（Ghanche）两县，下辖斯卡杜、克尔门（Kharman）、希格尔（Shigar）、哈伯罗（Khaplu）、玛夏布洛姆（Masherbrum）五区，总面积26205平方公里，人口307575人（1998年），首府斯卡杜。该地居民主要为藏裔，但杂有若干其他民族的成份。当地语言主要为巴尔蒂语，属藏语西部分支。
巴尔蒂斯坦地处喀喇昆仑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西端之间，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矗立于我国新疆与巴尔蒂斯坦的边界上。发源于西藏狮泉河的印度河贯流其境，主要支流为希格尔河与希约克河。巴尔蒂斯坦的居民点，主要分布在这三条河流的谷地之中。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默格本王室统治着印度河河谷，艾玛贾王室统治着希格尔河谷地，叶护王室控制着哈伯罗即希约克河谷地。
巴尔蒂斯坦同中国新疆西南角毗邻，中间横亘着喀喇昆仑山脉。但是，希格尔河和希约克河的上源地区，有道路可通新疆叶尔羌河上游地区，历史上有许多往来。
叶尔羌河上游地区地处喀喇昆仑山脉和昆仑山西段之间，山高谷深，雪峰林立，冰川纵横，洪水、泥石流多发，自然条件严酷，人口稀少，但这一地区对于新疆的对外交通，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冰川学家指出，喀喇昆仑山的很多冰川作用山口，由于冰期时为冰雪掩埋，相互溢流，因此翻越山口并不困难，很多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如跨越喀喇昆仑山主山脊的东穆斯塔格山口（5389米）、西穆斯塔格山口（5736米）、因地拉科里山口（5998米）、喀喇昆仑山口（5538米）等。[2]
经叶尔羌河上游支流阿克塔河（Aktagh）及其上源瓦哈卜吉尔加河（Wahab Jalga，今图又称喀喇昆仑河）河谷可达喀喇昆仑山口，进而通往列城；从叶尔羌河支流克勒青河的支流巴拉尔杜（Braldu）冰河经星峡尔（Shimshal）山口，可通罕萨；从克勒青河河谷经迦雪布鲁姆（Gasherbrum）冰川或乌尔多克（Urdok）冰川，可通锡亚琴（Siachen）冰川，并进而通往巴尔蒂斯坦的哈伯罗谷地；溯克勒青河支流穆斯塔格河而上，经穆斯塔格山口，可通往巴尔蒂斯坦的希格尔河谷。
本文拟对叶尔羌河上游通巴尔蒂斯坦的道路作初步探讨。
一、叶尔羌河上游地区通巴尔蒂斯坦的河谷、山口及冰川
从叶尔羌河上游地区通往巴尔蒂斯坦的道路，都发自克勒青河河谷。
克勒青河是叶尔羌河上游最大支流，源于海拔5400米的胜利南达坂，近于南东东—北西西流向，于吾甫浪附近突然折向东汇入叶尔羌河干流。克勒青河全长二百多公里（有229公里、238公里、250公里等不同说法）。
克勒青河夹峙于喀喇昆仑山主脉与阿吉里山之间，主河两侧山体耸峙，北侧为阿吉里山，海拔6000～6800米，南侧为喀喇昆仑山之主脊，海拔7000米以上，并有8000多米的高峰4座。山高谷深，地形高差达2000～3000米。[3]克勒青河谷是一条典型的U形谷，谷地开阔，谷底坡降小，平坦顺直，谷地无交错山嘴。但左岸山岭冰川规模巨大。[4]克勒青河中段河谷一般宽1公里左右。[5]克勒青河谷的地理特点利于交通，克勒青河还有许多支流，有的支流河谷成为重要对外通道。
穆斯塔格河与穆斯塔格山口
穆斯塔格河是克勒青河的支流，《新疆图志》称，“穆斯塔格河自东南来汇，沿穆斯塔格河两岸向南行，可通巴拉提。”[6]
据《喀喇昆仑山叶尔羌河冰川与环境》所附《乔戈里峰北坡古冰川遗迹分布图》，[7]穆斯塔格河上游有一地名苏盖提江格，这是维吾尔语Suget Jangal的音译，意为“柳树灌丛”。苏盖提江格附近，还有一处叫“柳树泉”的地方，[8]扬哈斯本1889年探险时曾到过这里。扬哈斯本称，Suget Jangal是“这条山谷中唯一可以获得草和燃料的地方”[9]。从这里再往上，便与萨波拉戈冰川和音苏盖提冰川相连。萨波拉戈冰川，扬哈斯本称其为Sarpo Laggo河，并说“那里是我翻越穆斯塔格山口时的一处营地”[10]。
苏盖提江格也就是现代登山爱好者简称为“音红滩”（音苏盖提河红柳滩）的地方，登山探险的大本营就设在这里。据登山家王鸿宝的考察，音红滩海拔3900米，音红滩长3.5公里，平均宽500米，滩上有无数清泉汇成小溪。植物有爬地松、各种水草和山花。考察人员亲眼见到了野驴、黄羊、大头羊、狐狸、野兔、狼、雪鸡、乌鸦、老鹰、山雀、燕子等各种飞禽走兽。水中有鱼。有人还见到了雪豹的脚印和熊的粪便。牧民反映，还有野牛和野马。音红滩比较开阔，可供建营地的面积很大。滩上大量的红柳和爬山松可作烧柴。在人烟绝迹的喀喇昆仑山北坡，能有这样的绿洲，是极其难得的。但这里的气候比较恶劣，几乎每天下午都有强劲的大风或尘卷风吹袭，一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11]另据《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志》，在音苏盖提冰川舌部与乔戈里冰河结合部形成的三角洲处，有樱草、棘豆花、红柳、野柳等植物，以及野驴、大头羊、青羊、黄羊、狐狸、狼、野兔、呱啦鸡、雪鸡、鹰、鸭、鸟、鱼等野生动物。[12]穆斯塔格河在《乔戈里峰图》中被称为玉林冰河，河中有鱼，体长者有25厘米左右，味道鲜美。[13]
穆斯塔格河的环境为旅行者提供了便利。从《乔戈里峰北坡古冰川遗迹分布图》看，在克勒青河与穆斯塔格河的交汇处附近，分隔两河的山岭称马鞍山，突出灰岩山嘴的角峰，被称为布多戈（Bdongo）峰，海拔4730米，附近是布多戈山口（Bdongo La），海拔4340米，曾是古冰川的溢流道，地理学家们观察到，“此山口曾频繁地为商队所翻越”。[14]由此可见，古时走这条道路的人很多，是新疆与巴尔蒂斯坦之间的一条重要通道。
穆斯塔格山口是新疆通希格尔河谷的重要节点（见图1）。据《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以下简称《地名录》）第611页和曼祖姆·阿里编绘《巴基斯坦北部地区 图1》，穆斯塔格有东、西两个山口，相距10英里（一说为12英里），两个山口都通向喀喇昆仑山脉北侧同一个河谷。东穆斯塔格山口又称老穆斯塔格山口，海拔5422米；西穆斯塔格山口又称新穆斯塔格山口，海拔5370米。[15]
过穆斯塔格山口后，道路通往巴尔托洛（Baltoro）冰川。巴尔托洛冰川长66公里，面积895平方公里，[16]是巴拉尔杜河的上源。从那里沿巴拉尔杜河谷而下，便可至第一个居民点阿斯戈里（Askoli）。
穆斯塔格山口的通行受到冰川的影响，到1887年扬哈斯本从新疆去巴尔蒂斯坦时，因冰块堵塞，穆斯塔格山口已多年罕有人走了。
巴拉尔杜冰河
巴拉尔杜冰河也是克勒青河的支流，《巴基斯坦旅行指南》所附“星峡尔河谷图”称之为“Braldu河”，其正源是巴拉尔杜冰川，东北流至吉格尔（Chikar），接纳了自星峡尔山口流来的一条支流后折向东流，汇入Shaksgam河即克勒青河。[17]
《中国水系辞典》称这条河为布拉尔杜冰河，并称其源出巴尔蒂斯坦东部喀喇昆仑山脉拉托克峰（海拔7285米）东北麓，东北流折向东流，经星峡尔山南麓，过库孜，在中巴边界入干流，全长为70公里。河道弯曲，库孜以上支流发育，星峡尔附近冰道宽达12～20公里以上，厚度30～90米，流域高寒，人踪罕见。[18]
中国和巴基斯坦两国政府签订的《边界议定书》中对这条河的称呼是“消尔布拉克代牙（布拉尔杜河）”。[19]代牙是Daria的音译，意为河。
巴拉尔杜冰河不仅是叶尔羌河的水源之一，对于交通来说，该河谷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中国水系辞典》提到的库孜，在巴方地图上标作Kuz，是一块很小的草地，但正当要冲。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原公路局副局长员自铭先生告，从塔吐鲁沟至库孜约50公里，跨克勒青河，入右侧山沟，沿河而上便可至库孜。从库孜前行，既可通罕萨，也可通巴尔蒂斯坦。
1889年扬哈斯本经此道前往星峡尔山口考察时，曾将从星峡尔山口到克勒青河的巴拉尔杜冰河称作Shimshal河，[20]中国学者也有称其为“星峡尔河”的，[21]但真正的星峡尔河是发源于星峡尔山口西侧、流入罕萨河的那条河流，其河谷是罕萨河谷中部通往新疆南部的重要通道。
需要说明的是，在巴基斯坦出版的地图上，另外还有一条同名的巴拉尔杜河，发源于巴尔托洛冰川，注入希格尔河，是巴尔蒂斯坦地区的内河。[22]
迦雪布鲁姆冰川与乌尔多克冰川
《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冰川与环境》所附《喀喇昆仑山主脊北坡和阿吉里山冰川分布图》显示，在克勒青河上游喀喇昆仑山主脊北坡，有两条相邻的冰川：尕舍罗鲁姆（Gasheluolumu）冰川和乌尔多克冰川。经这两条冰川，可通往锡亚琴冰川，并进而通往哈伯罗。
尕舍罗鲁姆，亦作迦雪布鲁姆，是Gasherbrum或Gasharbrum的音译，这是一个藏语词，意为“美丽的山峰”。扬哈斯本1889年曾试图从迦雪布鲁姆冰川上行探查萨尔托洛（Saltoro）山口，但未成功。萨尔托洛山口是从锡亚琴冰川通往巴尔蒂斯坦的一个重要山口。在古代，巴尔蒂斯坦和叶尔羌之间的商队多走萨尔托洛山口。[23]Gasherbrum旧译“果沙尔布伦”，Saltoro旧译“撒勒特罗”，均见于《新疆图志》。[24]
在喀喇昆仑山脉的另一侧即巴尔蒂斯坦一侧有巴尔托洛、贡杜斯（Kondus）、锡亚琴和特拉姆舍赫尔（Teram Shehr）等多条大冰川。
位于中巴边界的因地拉科里山口（Indira Koli，海拔5901米，另一说为5998米）、迦雪布鲁姆山口（Gasherbrum La，海拔6500米）、图尔基斯坦山口（Turkistan La，海拔5645米，另一说为5759米）、喀喇昆仑山口（海拔5568米，另一说为5538米）等山口，对喀喇昆仑山主脊两侧起着沟通的作用。新疆一侧的迦雪布鲁姆冰川，通向因地拉科里山口，而乌尔多克冰川通向图尔基斯坦山口，两个山口相距不远，都通向锡亚琴冰川。
二、叶尔羌河上游地区通往希格尔河谷的道路
叶尔羌河上游地区有两条直接通往希格尔河谷的道路，一条经穆斯塔格山口，一条经巴拉尔杜冰河，这两条路线在巴拉尔杜河谷的阿斯戈里村会合，再沿河下行，即可至希格尔。另外，也可从巴拉尔杜冰河上溯，绕道喜士帕尔（Hispar）冰川和巴夏（Basha）河谷，再到希格尔。
希格尔河谷
希格尔河是巴尔蒂斯坦地区印度河的一条支流，其上源为巴夏河与巴拉尔杜河。巴夏河发源于乔戈隆玛（Chogo Lungma）冰川，溯河而上，可通往纳格尔和罕萨。巴夏河谷还可经喜士帕尔冰川和比亚福（Biafo）等冰川，通往巴拉尔杜冰河。上文已经提到，巴拉尔杜河与巴拉尔杜冰河同名，但却是两条不同的河流。巴拉尔杜河发源于巴尔托洛冰川，上通穆斯塔格山口，也通往乔戈里峰。巴拉尔杜河谷也有路通往巴拉尔杜冰河。
从巴夏河与巴拉尔杜河汇合处算起，希格尔河长约24英里，宽0.25～1英里，河谷宽约3英里。整个希格尔河谷位于喀喇昆仑山脉的山麓，河流两边都是突兀的大山，紧挨着的山峰高出河谷达7000英尺。河谷两侧有许多支流，每条支流的冲积堆上分布着村落，有的还是相当大的台地，土地肥沃，可以耕作，山上流下来无数小溪则提供了丰富的水源。希格尔河谷田园秀丽，是一个花果之乡和比较富裕的地方，也被认为是巴尔蒂斯坦最美丽的河谷。希格尔河谷小麦、大麦和黍生长良好，生产的粮食可供输出，盛产水果，这里的杏因含糖量很高而声名远扬。[25]
希格尔河两岸都有道路，因左岸阳光较充足，故村庄与耕地大多在河流左岸。最大的村庄为希格尔村，也是希格尔河谷的首府。现在，希格尔河谷、巴夏河谷和巴拉尔杜河谷共有53个村庄，人口45322人（1998年），整个希格尔区的面积为4373平方公里。[26]
希格尔河谷同新疆的关系
希格尔河谷开发很早，其北边同中国边境相连，自古以来同我国新疆就有着交往。《魏书·西域传》记述了阿钩羌国：
阿钩羌国，在莎车西南，去代一万三千里。国西有县度山，其间四百里中，往往有栈道，下临不测之渊，人行以绳索相持而度，因以名之。土有五谷诸果。市用钱为货。居止立宫室。有兵器。土出金珠。[27]
《通典》也提到阿钩羌，并称“后魏通焉”。[28]
学者们指出，阿钩羌国应即巴尔蒂斯坦。[29]笔者以为，从传文内容来看，阿钩羌的范围已包括了希格尔河谷和斯卡杜以下的印度河峡谷。县度，为布鲁沙斯基语Sinda之音译，意为河，指印度河。巴尔蒂斯坦境内斯卡杜以下110公里的印度河段，是印度河上游两个大峡谷段中的一个，[30]两岸陡峻，河谷狭窄，河床下切很深，水流湍急，沿印度河延伸的小径高出河面1000多米，“不测之渊”是非常真切的描述。该段河谷被称作隆多（Roundu），亦为“峡谷”之意。据笔者所见，该地至今仍有多处溜索桥。“县度山”，当指这一段印度河河谷及其两边的山地。印度河及其支流均出产金砂，有些地方甚至土地中亦多含金砂。[31]“土出金珠”，完全属实。还有学者指出“阿钩”乃“冰”（瓦罕语yikh，波斯语yakh，Osst语yekh、yikh、ikh）之音译，[32]巴尔蒂斯坦地区有大量的冰川和雪山，以冰称之，与实际是相符的。“阿钩羌”就是“冰山羌”。
《魏书·西域传》记述波路国时称：
波路国，在阿钩羌西北，去代一万三千九百里。其地湿热，有蜀马，土平，物产国俗与阿钩羌同。[33]
波路即今吉尔吉特地区。《魏书·西域传》的记述表明，在北魏时期，中国人不仅同巴尔蒂斯坦有了往来，对那里的情况有真切的了解，对那里沿印度河至吉尔吉特的道路也有了解。波路国与阿钩羌去代距离之差为900里，可视为两地王治间的距离。旧时从吉尔吉特走此道赴斯卡杜，需走11程，[34]《地名录》附路线表No.62载这条路线的里程为161.5英里（合258.4公里），[35]大体相合。
还有一条与此不无关系的材料。《魏书·西域传》载：
蒲山国，故皮山国也。……其国西南三里，有冻凌山。[36]
《北史·西域传》有同样的记载。不管两者的版本渊源如何，两份史料的一致性表明其来源是相同的。但“三里”显然不对，可能是三百里之误。《新唐书·地理志》引唐代贾躭所作《皇华四达记》称，“冻凌山在于阗国西南七百里。”[37]洪建新从地貌、方位、里程等方面考证后指出，冻凌山应即乔戈里峰。洪建新指出，此峰初见于北魏之际，惟因史家里程记载错误，以致湮没二百余年，尔后到唐朝中后期再次被贾躭记入《皇华四达记》时，又因在方位方面衍一“东”字，虽被宋代欧阳修辑入《新唐书·地理志》中作为附录，但因方位难于订正，一直未被治史地的学者承认。但实际上自北魏至唐代，冻凌山一名曾为人熟知而被史家记载进史书。[38]
钟兴麒认为，“冻凌山应是皮山县西南的喀喇昆仑山。”[39]
乔戈里峰是喀喇昆仑山脉的最高峰，冻凌山无论是指乔戈里峰还是指整个喀喇昆仑山脉，都不影响我们的讨论。笔者以为，中国人对冻凌山和阿钩羌的了解，发生在同一时期，从叶尔羌河上游经穆斯塔格山口前往希格尔河谷的旅行者，必然会看到乔戈里峰和喀喇昆仑山脉的其他雪峰。他们的观察被记入《魏书》和《北史》，至唐代，贾躭再次将冻凌山记入他的著述。这表明，这条路一直是有人走的。
我们再来看看巴尔蒂斯坦方面的记述。
流传至今的希格尔的历史传说，说到希格尔早期开发时提到的地名，都是藏语名称，因此，当地学者认为，希格尔的早期开发者是藏人，但也可能有少量柯尔克孜人和叶尔羌人。[40]
《小西藏史》第三章“希格尔史”引用当地传说，指出“该地区的早期居民是中亚人”[41]，这很可能来自中国新疆地区。该书还指出，在加兹里（Gazri）王统治希格尔时期（约1490～1520年），“希格尔河谷的人口一直发展到丘尔加（Chorka）和纳亚利（Nyali），加兹里王清除了往下一段的森林，把叶尔羌、罕萨和纳格尔的人安置在那里。”[42]丘尔加在希格尔河左岸，纳亚利在右岸，离希格尔村不远。另外，在斯卡杜以北20英里希格尔河左岸海拔7644英尺处，有一古城堡，旧名Khoryul。[43]Khoryul可译为“霍域”，意为“霍尔人之地”，而Khor，正是当地对新疆南部特别是叶尔羌地区居民的称呼。
希格尔王室的称号为“艾玛贾”（Amacha），其统治一直延续到1840年查谟军队侵占该地时为止。Amacha作为一个称号，在汉文史籍中早有记载，译作“阿摩支”。学者们认为，该名号应源于于阗文āmāca，而于阗文āmāca又源于梵语āmātya-或amātya-。在于阗，该词很早就是一种荣誉称号。该词还以藏文形式a-ma-ca和a-ma-cha出现于吐蕃统治时期的文书中。[44]鉴于希格尔的古代历史已不可考，希格尔王公的这一称号，究竟是使用了藏语/巴尔蒂语中自吐蕃时期已有的称号，还是后来从于阗地区重新输入，已不可知，但其源于于阗语，当无疑问。这也是该地同新疆悠久关系的证明。
希格尔河谷同新疆的关系在叶尔羌汗国时期进入一个高潮。据《小西藏史》，加兹里之子阿卜杜拉·汗（Abdullah Khan）统治时期（1520～1535年），发生了叶尔羌汗国苏丹赛德·汗进攻巴尔蒂斯坦的事件。
公元1532年，叶尔羌汗国军队征讨拉达克，赛德·汗亲率1000余人进攻巴尔蒂斯坦，《赖世德史》载，“赛德·汗在天秤座月末（应为阳历十月末）到达巴尔提。当地一个名叫巴赫兰的小头目（Bahram Cho）前来臣事于汗……赛德·汗在巴赫兰的引导下，一鼓攻下了［全巴尔提的首府］希噶尔堡（Shigar）。”[45]巴赫兰就是哈伯罗历史上的叶护巴哈拉姆（Yabgo Bahram）。Cho为藏语词，系当地对统治者的一种称呼。希噶尔堡应即今希格尔村。
赛德·汗在希格尔住了一段时间后返回叶尔羌，在途中病逝。《赖世德史》没有记载当时希格尔王公的名字，但当地传说很明确，就是阿卜杜拉·汗。
阿卜杜拉·汗死后，其子海德尔·汗（Haidar Khan）继位，他进一步推动了希格尔河谷与叶尔羌关系的发展。《小西藏史》有以下记载：
阿卜杜拉·汗之子海德尔·汗进一步发展了巴拉尔杜河谷的居民点，并从叶尔羌迁来游牧民安置在河谷最后的村子代斯东（Testun）和阿斯戈里。他通过他们同叶尔羌王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决定了希格尔和叶尔羌的边界。科希斯坦（Kohistan，波斯语/乌尔都语词，本义为山地。——引者）和喀喇昆仑山脉成为界限。
叶尔羌的使节和100名士兵驻扎在希格尔，希格尔的代表也驻在叶尔羌。此后，叶尔羌的商人便开始来到巴尔蒂斯坦，希格尔人也到叶尔羌去。
与此同时，果树如杏、桃、葡萄、苹果、核桃等也从叶尔羌、罕萨、纳格尔引入希格尔。从这些国家输入果树的枝条在希格尔扦插，使这些果树在这个国家广为种植。这个国家的气候于杏尤为相宜，其味道远胜于其故乡。现在，巴尔蒂斯坦的杏已有数十个品种，有几种晒干后像伊拉克椰枣一样质优味美。
在巴拉尔杜河谷和巴夏河谷的最后的村庄上面，各建了一座防卫塔，里面驻了士兵。这些堡垒的废墟至今仍存在于代斯东和阿兰杜（Arandu）附近。
和叶尔羌的外交关系一直持续到穆罕默德·汗（Muhammad Khan）统治时期。由于叶尔羌人的缘故，希格尔地区得到很大发展，文明得以传播。这使巴尔蒂斯坦在其周围部落中获得了突出的地位。[46]
据《小西藏史》的希格尔王室世系表，从海德尔·汗至穆罕默德·汗，共5代统治者，时间延续到1633年。[47]换言之，尽管叶尔羌汗国内部局势动荡，双方的往来并没有中断，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
穆罕默德·汗死后，希格尔一度被斯卡杜国王阿卜达尔·汗（Abdal Khan，1627～1637）兼并，阿卜达尔·汗以残暴著称，曾将臣民的子女和亲属抓起来，送到喀什噶尔当作奴隶卖掉。[48]希格尔堡的一座门就叫“喀什噶尔门”。1637年，莫卧儿皇帝沙·贾汉（Shah Jahan）派克什米尔总督进攻巴尔蒂斯坦时，守卫希格尔堡的阿卜达尔·汗的儿子便打开此门逃往喀什噶尔。[49]由此可见，希格尔和喀什噶尔之间也早已有了来往。
据《小西藏史》所载，伊玛目·古力·汗（Imam Quli Khan，1638～1685）是希格尔历史上一位强有力的国王，在他统治时期，希格尔和喀什噶尔之间关系密切。有一次，斯卡杜统治者穆拉特·汗（Murad Khan）向他求助以对付吉尔吉特人，他因有喀什噶尔的客人而无法亲自前往，只派了手下人去。对此，他解释说，“我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何况喀什噶尔王的妹妹正来到了我这里，还带着一大队人马。她想尽快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喀什噶尔王也给我来了信，要我赶紧安排他们启程。所以我只能派艾米尔·汗带着军队去，他会对付你的敌人。”[50]
法国医生弗朗西斯·伯尼埃（Francis Bernier）的游记详细记述了莫卧儿皇帝沙·贾汉晚年和奥朗则布时代1656～1668年间在印度的见闻。他随奥朗则布到了克什米尔谷地，见到来自喀什噶尔的商人。喀什噶尔商人告诉他，他们听说奥朗则布要到克什米尔巡幸，便带了许多年幼的奴隶和女奴来出售。商人们说，喀什噶尔在克什米尔东北方向，两国间最直捷、最近的道路是经过大Tibet的道路，但现在此道不通，我们不得不从小Tibet过来。我们返回时路上的第一个城市叫Goorchi，属克什米尔，正处在边境上，距克什米尔有4天路程。从Goorchi走8天可达小Tibet的首府斯卡杜。从那里走2天可达Chikar镇，它在小Tibet的地域之内，位于一条河流的边上。那里的水因可治病而著名。从这里走15天，到一处大森林，是小Tibet的边境。再走15天便到了喀什噶尔。[51]
弗朗西斯·伯尼埃记述的“大Tibet”即拉达克，“小Tibet”即巴尔蒂斯坦，这是莫卧儿人从克什米尔人那里学来的称呼。Goorchi即古雷兹（Gurez），是克什米尔通巴尔蒂斯坦和吉尔吉特道路上的重要节点。从那里到斯卡杜要经过德沃萨依（Deosai）高原。Chikar镇即希格尔村。
据弗朗西斯·伯尼埃的报道，新疆南部和克什米尔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主要商道要经过拉达克。由于莫卧儿皇帝沙·贾汉派军队攻打了拉达克，拉达克王关闭了这条商道，禁止商旅往来，连克什米尔人也不得入境。[52]新疆商人要去克什米尔，只能取道巴尔蒂斯坦。商人们描述的这条道路为：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4天至Goorchi——8天至斯卡杜——2天至Chikar镇——15天至巴尔蒂斯坦边境——15天至喀什噶尔。商人们描述的路线非常清晰。希格尔河谷有多处硫磺温泉，可以治皮肤病，因而声名远播，商人们有关水能治病的说法也完全属实。
据《古拉达克——历史与文明》，在伊玛目·古力·汗死后，阿扎姆·汗（Azam Khan，1685～1727）成为希格尔王公，他派弟弟阿里·汗（Ali Khan）出使叶尔羌，以恢复同叶尔羌的外交关系，并借此摆脱弟弟的捣乱。[53]《小西藏史》称，阿里·汗和大臣穆罕默德出使叶尔羌后返回时，曾援助了落难的斯卡杜王子穆罕默德·扎法尔·汗（Mohammad Zafar Khan）。[54]这位穆罕默德·扎法尔·汗，就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派遣使者至清朝驻叶尔羌大臣处的斯卡杜王公默默斯帕尔汗。
希格尔河谷与新疆间的交往受到两地政治局势的影响，正如乾隆二十五年两位巴尔蒂使臣所告称的，“我等之汗，原先曾遣使到叶尔奇木，相互贸易。后闻霍集占居于叶尔奇木妄行，且我处亦有战事，故近几年无人来往。”[55]
希格尔河谷同新疆的往来在清朝平定南疆后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据满文档案，斯卡杜王公默默斯帕尔汗和希格尔王公乌苏万汗从拉达克商人处得知清朝平定了大、小和卓叛乱，立即派出了联合使团，于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抵达叶尔羌大臣处称贺并求通贸易。此后，从乾隆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希格尔王公乌苏万汗（档案还提到一个胡斯彦汗，当是乌苏万汗的异译）每年都派遣使臣和商队至叶尔羌大臣处，要求通商，请求支援兵器，请求叶尔羌大臣派商人至克什米尔贸易，等等。[56]笔者以为，乌苏万汗及胡斯彦汗可能就是希格尔王公侯赛因·汗（Husain Khan，1755～1790年在位）。
据乾隆二十八年（1763）五月二十八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等奏报，巴勒提乌苏万汗派遣使臣爱哈玛特等携带巴勒提商人50名，会同叶尔羌、安集延、巴达克山等处商人6名，携带日用杂货，来到叶尔羌贸易，并呈送文书。[57]由此可见，乌苏万汗对发展同新疆贸易的积极性很高，该地同中亚地区也有着商贸往来。乌苏万汗致新柱的文书称，“我等原属叶尔羌”“因我祖原归属叶尔羌，故我将奉叶尔羌之命效力”，以及“因叶尔羌伯克十分悯爱我祖，拨给两块地方”等等，[58]充分证明了该地与叶尔羌之间密切的关系。
新疆和巴尔蒂斯坦之间有过相当的贸易关系，拥有“伯德尔格”[59]称号的新疆商人曾到巴尔蒂斯坦贸易，颇有影响，当地人还以为伯德尔格是中国官方派遣的。伯德尔格所走路线，可能就是穆斯塔格山口道。希格尔是这条贸易路线的第一个受益者，但这种贸易后来停止了。希格尔王公乌苏万汗对此很是遗憾，他在乾隆二十八年的呈文中说：“……今有数年未派来伯德尔格等，究其原因，据闻，先前叶尔羌之伯德尔格等来到巴勒提贸易时，虽然上头款待有加，但下属人使其甚受累苦，并不善待，故伊等不前来贸易。此并非我所经历之事。若将军悯爱，嗣后派来伯德尔格等贸易，我将十分欢忻，不胜感激。”[60]
据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叶尔羌办事大臣海明等的奏折，巴尔蒂斯坦的两名使臣，一为斯卡杜王公派遣，一为希格尔王公派遣，他们从玉喇里克卡伦入境，其路线当是希格尔—穆斯塔格山口（或巴拉尔杜冰河）—玉喇里克卡伦。关于道路状况，两位使臣告称，“我等前来时，因路上雪大，刨挖冰雪，徒步行走，历经三个月，方抵达此处。”[61]另据《清实录》乾隆二十六年七月丙寅日之记载，乌苏万汗的使臣由库克雅尔卡座入境，[62]仍应是同一条道路。玉喇里克卡伦是这条路上的重要关卡，乾隆帝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就十分关注“通巴勒提之裕勒阿哩克道”，要求前方将领“驻兵堵截”[63]，可见这条路线历史悠久，广为人知。笔者曾以为其路线为列城—新疆道，看来需要修正。斯卡杜王室和希格尔王室联合遣使后，双方很快发生了战争。斯卡杜没有直接通往新疆的道路，无法派遣使者。因此，从乾隆二十六年至乾隆二十九年，满文档案中便只有希格尔王公乌苏万遣使贸易的记载。[64]
1840年，巴尔蒂斯坦遭到查谟军队入侵。1842年，当地人反抗查谟的斗争失败。由此，巴尔蒂斯坦处于查谟大君的统治之下，同新疆的往来也随之中断。1853年理查德·斯特雷奇（R.Strachey）报道说，由于政治上的麻烦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巴尔蒂与叶尔羌之间的来往几乎完全被切断，仅在拉达克与叶尔羌之间还有往来，少量贸易在继续进行，但也受到克什米尔大君高额征税的阻碍。[65]
官方的往来虽然中断了，但民间往来不绝，许多巴尔蒂人还到新疆谋生。罗伯特·沙敖（Robert Shaw）1868年到新疆时，曾看到“许多巴尔蒂人也定居在叶尔羌周围，他们在那儿开垦一小块地，主要种植烟草和甜瓜”[66]。F.德鲁（Frederic Drew）在书中也提到，巴尔蒂斯坦因人多地少，许多人外出谋生，叶尔羌就有巴尔蒂人的聚居地，以种烟草为生。[67]1887年，扬哈斯本为去巴尔蒂斯坦寻找向导时，发现定居在叶尔羌地区的巴尔蒂斯坦人竟有2000人之多。[68]
同叶尔羌等地的交往一直留在当地人的记忆里。一位当地人瓦齐尔·古拉姆·海德尔（Wazir Ghulam Haidar）说，“从前，我们需要的物品都来自叶尔羌，我们的商人同叶尔羌做买卖，没有别的道路。”[69]他还提到，希格尔出产的一种优质的杏，叫作Yarkandpa，一种品质很好的桃叫作Yarkandi，这都是从叶尔羌引进的。后来，冰川引发了严重洪灾，整座的村庄被冲走，有的地方，冰川的发展又堵住了道路，这条商道就中断了。
穆斯塔格山口道
从穆斯塔格山口至巴尔托洛冰川，再到位于巴拉尔杜河谷的阿斯戈里村，是新疆到希格尔河谷的一条重要的古老通道。
此道的一个重要节点是穆斯塔格山口。《新疆图志》称，“又东南为穆斯塔格山口，通巴勒提路。”[70]但汉文史料缺乏对该山口实地踏勘的报告。
穆斯塔格有东、西两个山口，戈德温·奥斯丁（Godwin-Austen）1860年的报道说：“许多年前，通往巴尔托洛冰川的主要道路，在一条横向沟壑的上方转向左边，然后越过穆斯塔格山口（指东穆斯塔格山口——引者）。老山口位于现在正使用着的新山口东面约12英里处。由于堆积了大量的雪和冰，老山口不能通行了。艾哈默德·沙（Ahmad Shah）下令寻找其他道路，于是建成了现在的这条路。但是，由于Skinmang营地对面冰川积雪的原因，现在新山口（指西穆斯塔格山口——引者）也不能通行了。因为这一带的冰川变化非常迅速，所以只有在极短的时间内才可以由这个山口通过。借助绳子，沿着雪坡向下，可以通过老穆斯塔格山口，但这样做非常困难，如非必要，没有人会采用这种方法。”[71]
戈德温·奥斯丁说的艾哈默德·沙，显然是斯卡杜默格本王室的最后一个统治者艾哈默德·沙，1800～1840年在位。[72]戈德温·奥斯丁曾到达西穆斯塔格山口的南侧，但并未登上穆斯塔格山口。
扬哈斯本是第一个实地踏勘并越过了穆斯塔格山口的西方人。
1887年9月，扬哈斯本从新疆去巴尔蒂斯坦。他雇用的随从中，有4名巴尔蒂人，而向导还是阿斯戈里人，“几年前他从那条路来到叶尔羌，他肯定地说，那条路没有忘，他可以带路。”[73]向导原先走的路，显然是东穆斯塔格山口。但这次发现山口被冰块堵塞，于是改走西穆斯塔格山口，结果发现西穆斯塔格山口也堆满了冰块，“要想牵着马过去比登天还难，可能连人自己都过不去。”扬哈斯本不得不返回东穆斯塔格山口，将马匹、行李和几名随从留在那里，自己和向导等数人攀冰附岩，到达阿斯戈里村，再雇村民给留在山口的人马送去给养，以便他们绕道喀喇昆仑山口前往列城。[74]
这条道路虽然艰难，却是一条捷径。“位于东侧的老穆斯塔格山口是旅行者以前的必经之地，后来由于冰川的变动，道路被冰块堵住很难走，不得已旅行者只好寻找新的山口，沿着山脉向西约10英里处发现了新的山口，人们就把它叫新穆斯塔格山口。这个山口必须有向导带路才能过得去，有马匹的话，就必须使用绳索等工具来帮助。”[75]扬哈斯本到达阿斯戈里村后，还曾企图攀登西穆斯塔格山口，但受到雪水形成的大河阻挡，只好返回。
扬哈斯本探险时，穆斯塔格山口已极难通行。但种种情况表明，这里确曾有过商旅往来的兴旺时光，罕萨人还常到这里抢劫。扬哈斯本越过东穆斯塔格山口后，便经穆斯塔格冰川下到巴尔托洛冰川，在这两条冰川相会点附近，他还“发现了一间简陋破旧的房子，大概是以前利用这条路线建起来的”。扬哈斯本一行还利用房子周围的碎木片燃起熊熊烈火，饱餐了一顿。[76]
这条道路的另一个重要节点是阿斯戈里村，它里是希格尔河谷地区最后一个村子。
《地名录》记载：“阿斯戈里村地处北纬35°40′，东经75°52′，位于巴拉尔杜河右岸。村里约有20座民房和一座小堡垒，还有一眼温泉和一处荒废已久的硫磺矿。村里种植了几棵柳树，其中老的、粗壮的柳树被围在墙内，成为一座园子。阿斯戈里出产小麦、荞麦和芜菁。豌豆与小麦同时播种。人们在8月底开始晾晒干草，石板上、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堆放着准备晾晒的干草。这些包括优质苜蓿在内的干草都是极好的饲料。整个村庄看起来像是一座牧场。村旁的巴拉尔杜河上有一座绳索桥，桥长约270英尺。夏天可经由斯戈罗山口（Skoro La）从希格尔到达阿斯戈里。”[77]据《巴基斯坦北部地区 图1》，斯戈罗山口海拔5073米，经该山口的道路是一条捷径，但沿途没有村庄。
关于阿斯戈里，扬哈斯本称，“这是一个有点脏乱的小村庄，树林和农田的绿色倒是衬托出一丝生机盎然的气息。”[78]
从阿斯戈里，它还有道通往羌塘，[79]因与本文主旨无关，暂略。
阿里戈里村的居民对这条道路的交通无疑有过重要的贡献。巴基斯坦游记作家穆斯丹萨尔·侯赛因·塔拉尔称，该村的头人哈吉迈赫迪告诉他：“从前，斯卡杜的王公曾将6坎纳（Kanal[80]）土地赏赐给一位经穆斯塔格山口去中国的信使，这块土地至今仍属这位信使的后人所有。”这位头人还说：“我们的天然联系在那边，同中国和西藏相连。巴基斯坦成立后才同旁遮普连系起来。”[81]我们无法弄清赐给信使土地的“斯卡杜王公”是哪一位王公，实际上也可能是希格尔王公。
穆斯丹萨尔·侯赛因·塔拉尔还提到，1930年，在穆斯塔格冰川附近还发现了一个叫夏拉甘（Sharagan[82]）的村庄遗址，有一个宽100英尺、长800英尺的马球场遗址，还有马蹄铁和干草等遗物。这表明，古代商队曾经此道从叶尔羌和西藏来到巴尔蒂斯坦。他指出，西藏人也经此道进入巴尔蒂斯坦。[83]
后来，由于山崩及冰川堵塞隘口，加上罕萨土匪的袭扰和政治形势的变化，此道已很少被使用。但当地人仍十分珍视此道，不愿意让外人知道这条通道。扬哈斯本写道：“村民们没有对我们表现出友好，这个山村对外来者非常敏感，从北侧进入村子的道路也被完全封死了。”[84]尽管村民们对向导把扬哈斯本带回阿斯戈里村一事不很满意，但仍款待了扬哈斯本一行，还派人越过穆斯塔格山口给留在那里的人送去了补给，有三个村民在途中还受了重伤。
到9.11事件发生之前，阿斯戈里村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登山家和游客从世界各地蜂拥而至，以至村里人无论大小，都会说一点英语了。
斯卡杜—穆斯塔格山口—叶尔羌道的程站及路况
《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路线表No.65提供了斯卡杜—穆斯塔格山口—叶尔羌的一份不太完整的程站表。据该表，从斯卡杜出发，第6站为阿斯戈里，第8程登上穆斯塔格冰川，第11程开始翻越穆斯塔格山口，第12站为穆斯塔格冰川上的错格尔（Tsokar）湖，第13站是穆斯塔格山口以北冰川脚下的巴隆（Parong），第16程越过Agir山口，第18站为Surukoret，第19程越过Dorah山口，然后经哈拉斯坦、阿克米其特、柯克亚，最后到达叶尔羌。上列程站中的Agir，也作Aghil，汉译阿格里、阿奇尔、阿格勒、阿吉里，等等，是叶尔羌河谷与克勒青河谷之间的重要山口。据樊明方等，阿吉里山口位于东经76°36′、北纬36°11′处。[85]
上列程站中的Surukoret，也作Surakwat，汉译苏合外提、苏拉括特，是一处重要程站。这也是叶尔羌河的一条支流，今图作苏里库瓦提河或苏里库哇提沟。它还有两条支流，其会合处，以及两河会合后与叶尔羌河会合的地方，也叫同一个名称。1889年9月，扬哈斯本曾到过附近的卡鲁尔（Karul）野营地，盛赞那一带环境不错，水草茂盛，灌木高达20英尺。与位于赛图拉的喀拉喀什河下游相比，这里的牧场也相当好。向导告诉扬哈斯本说，山谷中以前有人住，又有耕地，打算翻越穆斯塔格山口去巴尔蒂斯坦的客商，都从这里出发。[86]Karul，也就是现在地图上的苦鲁勒。Dorah山口，疑为今色日克山口，过山口后即可进入哈拉斯坦河上游谷地。
斯特雷奇在介绍斯卡杜至叶尔羌的行程时称：从斯卡杜到希格尔河谷的巴拉尔杜（Braldu）需要5天，距离60英里；从巴拉尔杜到穆斯塔格山口南麓需要3天，距离40英里；穿过穆斯塔格山口需要1天，10英里；从穆斯塔格山口北麓到Chiraghsaldi需要9天，距离120英里；从Chiraghsaldi到叶尔羌需要12天，距离155英里。全程共计30天，385英里。[87]
上述巴拉尔杜当指阿斯戈里。《地名录》路线表No.65另有一篇附录，详细介绍了从斯卡杜到穆斯塔格山口顶部的夏克托克（Shaktok）的路况，据该附录，从斯卡杜到阿斯戈里正好为60英里。[88]Chiraghsaldi是叶尔羌河边一处有名的可供宿营的地方。Chiragh为波斯语词，意为灯；Saldi，待考。扬哈斯本1887年旅行时提到了两处Chiraghsaldi，一是Chiraghsaldi山口，二是Chiraghsaldi野营地。前者应即色日克山口，后者应为出山口处，在今麻扎一带。扬哈斯本在Chiraghsaldi野营地看到了叶尔羌河，他写道：“河水在平坦的碎石子上流淌，谷地宽约三四百码，到处是茂密的林带和草地，但山坡上寸草不生。”[89]斯特雷奇所说的Chiraghsaldi，应该就是这处野营地。
斯特雷奇还说，驮着货物的牲畜很难通过穆斯塔格山口，货物由马队从叶尔羌运送到山口北麓，再从那里由巴尔蒂脚夫运到斯卡杜。但是货物从巴尔蒂斯坦运往叶尔羌时，一路上都由脚夫背着。这条路只在秋天的一两个月时间里才可以通行。[90]
汤姆森（Thomson）指出，商人们过去经常来往于翻越穆斯塔格山口的这条路上，后因盗匪之害而放弃。他说，从斯卡杜开始，积雪的路程通常可达10天，马队要通过这条路是相当困难的。[91]
G.T.瓦因称，穆斯塔格山口道是通往叶尔羌的最佳路线之一，以前商人们经常从这条路来往于叶尔羌和克什米尔之间。[92]瓦因认为走穆斯塔格山口道节省时间。他算了一笔账：从叶尔羌城到穆斯塔格山口脚下所需时间不超过20天，从穆斯塔格山口到斯卡杜约需12天，从斯卡杜到克什米尔还需11天。这样，从叶尔羌到斯利那加共需43天。如走列城道，带着货物从克什米尔经由德拉斯（Dras）到列城需要18天时间，从列城到叶尔羌平均需要35天时间，总共要53天。据此，瓦因指出，经斯卡杜走穆斯塔格山口，比走其他路线节省10天时间。瓦因称，现在这条路已经被商人们放弃了，这条路有一个缺点，即只在5月中旬到9月初可以通行，而拉达克道则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可通行。[93]
F.德鲁于1863年考察时写道，过去由斯卡杜到叶尔羌的路线需要攀越一段巴尔托洛冰川，然后从北侧的冰川支脉穿过穆斯塔格山脉。由于冰川的变化，那条路变得非常难走。一条新路出现在了往北一些的冰川上，这条路延伸到穆斯塔格山口。德鲁沿着这条路攀登了一段，但未能到达山口顶点。当时还没有欧洲人到过那里，但巴尔蒂商队仍在使用这条古道，土匪们则打劫商队。德鲁说，他在巴拉尔杜遇到了几个人，一两周前，这几个人所在的巴尔蒂商队在从叶尔羌返回的路上遭到了抢劫，这几个人侥幸逃脱。商队的货物、马匹和牲畜都被抢走，而几乎所有被土匪抓住的人都会被卖作奴隶。
德鲁还记录了他了解到的这条道路的情况：走这条路对人的体力是极大的挑战。山口仅在夏天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可以通行，一旦开始下雪，冰川上的冰隙就会被积雪盖住，使道路变得非常危险。为了通过冰隙，人们用绳子相互连在一起。牛犊也需要被抬过去。牵着叶尔羌矮种马通过冰川上的裂缝时，前后需8个人用绳子拴着马匹。即使安全地越过了山口，也要先将牛、马赶到中途的一处牧场，等到快要入冬时，河流水位降低，这些四脚牲畜才能沿河谷的道路行走。德鲁说，当他1879年再次来到巴尔蒂斯坦时，这里和叶尔羌的联系已经中断。[94]
经巴拉尔杜冰河之道
经由巴拉尔杜冰河的道路，是新疆与希格尔河谷之间的另一条通道。溯巴拉尔杜冰河而上，可登上巴拉尔杜冰川。从巴拉尔杜冰川，经比亚福冰川或纳班迪索班迪（Nabandi Sobendi）冰川，可到阿斯戈里村。从巴拉尔杜冰川出发，还可越喜士帕尔（Hispar）山口和喜士帕尔冰川，到巴夏河谷和希格尔河谷。这些路线要走很长的冰川，显然不适合商队。
巴尔蒂人的活动也曾到过星峡尔地区。国外资料提到，一些巴尔蒂农民在星峡尔分水岭以外中国的领土上耕作，种植大麦。为了在中国边防军进行干涉之前或冬季封闭山口之前收获并运回他们的收成，他们表现得十分紧张而激动。[95]这些巴尔蒂农民显然来自希格尔，并经巴拉尔杜冰河而来，因为这是最短的路线。
巴尔蒂斯坦不产盐，对于当地人来说，盐是一种奢侈品。罕萨的传说称，巴尔蒂人从拉斯卡木贩运食盐，翻越Biraldo运到希格尔。巴尔蒂人还征收盐税。[96]Biraldo，应即巴拉尔杜冰河和冰川。从希格尔过来获取吾甫浪山的岩盐，显然是最近的一条获取食盐的路线。
三、叶尔羌河上游地区通哈伯罗之道
1889年9月11日，在新疆探险的扬哈斯本越过阿吉里山口，进入克勒青河上游谷地。向导瓦里对他说：“脚下的冰川横穿沃普朗河谷（即克勒青河——引者）伸向遥远的东方，如果能够登上这个冰川，再经过萨尔托罗山口，就有一条通向巴尔蒂斯坦的道路。”[97]扬哈斯本试图从迦雪布鲁姆冰川上行探查萨尔托罗山口，但经6天6夜跋涉而未成功，最后只好放弃。
扬哈斯本的探险未能成功，但这条路却确实存在过，并且是叶尔羌河上游地区直接通往巴尔蒂斯坦哈伯罗谷地的一条重要道路。这条路线上的交通，可以上溯到很早的时候。
哈伯罗谷地
哈伯罗是巴尔蒂斯坦一个重要谷地，位于希约克河两岸，长约150公里，宽约80公里。就笔者所见，希约克河下游段右岸，谷地宽阔，有大片平坦的土地，堪称是巴尔蒂斯坦最宽阔的河谷。哈伯罗的水系由希约克河及其支流萨尔托洛河、贡杜斯河、霍谢（Hushe）河、塔莱（Thalley）河等组成（见图1），这些河谷不仅容纳了许多村庒，也构成了这一地区的交通网络。
哈伯罗谷地是巴尔蒂斯坦自然条件最好、开发最早的河谷，与新疆和拉达克毗邻，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而很早就是这一地区的中心和文明的摇篮。现在巴基斯坦控制下的哈伯罗谷地有56个村庄，人口88366人（1998年），面积4103平方公里。[98]
哈伯罗地区与拉达克毗邻，吐蕃占领大勃律时，首先进入的就是哈伯罗地区。从巴尔蒂斯坦各河谷的文化来看，哈伯罗的藏文化遗存也较其他河谷更多。
锡亚琴冰川
希约克河及其支流以北的地区，是广袤的雪山与冰川地区，其中，最重要的是锡亚琴（Siachen）冰川。
Siachen（藏文作Se-ba-can）是一个藏语词。Sia是一种野玫瑰，多生长于海拔8000英尺以上山地，开白色、黄色或粉红色花，茎干密布尖刺。Siachen意为“有许多Sia的地方”。Siachen曾被译作“厦呈”，亦有人将其误为“星峡”，本文将其译为“锡亚琴”，这也是使用较多的译法。
锡亚琴冰川长约74公里，宽5～7公里，是世界上除南北两极之外最长的冰川。冰川一端始于中巴边境的图尔基斯坦山口附近，向东南延伸至京罗尔玛（Zing Rulma／Dzing Lungma）。那里是努布拉（Nubra／Nobra）河的源头。
在锡亚琴冰川的西侧，是西北—东南走向的萨尔托洛山，山脉与锡亚琴冰川近乎平行，其山峰高度在海拔19000～24500英尺之间，萨尔托洛山有锡亚山口（Sia La，5700米）、谢尔比山口（Sherpi La，5700米）、萨尔托洛山口（5547米）和格扬山口（Gyang La，5700米）等山口（见图2），是锡亚琴冰川同哈伯罗之间的重要通道。其中，萨尔托洛山口最为重要。萨尔托洛山口也称比拉封（Bilafond）山口。Bilafond，藏语意为蝴蝶，该山口两侧状如蝶翅，比拉封冰川状如蝶身，故名。
锡亚琴冰川的西边有一些较小的冰川。其中靠北的是贡杜斯冰川，长30公里，宽2.5公里，并形成贡杜斯河，在杜姆苏姆（Dumsum／Dansam）汇入萨尔托洛河。第二条是比拉封冰川，长约20公里，宽2～3公里。比拉封冰川又分两支，纳拉姆（Naram）冰川和丘米克（Chomic，意为泉）冰川，后者的东部边缘距锡亚琴冰川仅12～13公里，因而更为重要。还有一条是格扬（Gyang）冰川，但难以通行。比拉封等冰川的融水汇合成萨尔托洛河，在哈尔迪（Haldi）汇入希约克河。
从叶尔羌河上游经因地拉科里山口和锡亚琴冰川到哈伯罗河谷的道路，是一条古老的道路。据巴尔蒂斯坦世代相传的民间传说和一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直到公元8世纪，比拉封冰川和锡亚琴冰川还没有发展到现在这么大，人员、马匹和牦牛都可通行。[99]后来，随着各条冰川不断扩大，而终于无法通行。
经图尔基斯坦山口也可至锡亚琴冰川，但有学者指出，“图尔基斯坦山口，我们认为喀什噶尔人去巴尔蒂斯坦或努布拉时并不用此道，因山脉阻碍太多，不能为去中国突厥斯坦的商队所用。另外，这似乎只是一条支道。”[100]
冰川随环境变化而有进退。据学者们研究，近5000年被称为新冰期，期间发生3～4次冰进。最近一个冰进阶段称小冰期，为公元1400～1900年期间，气候以寒冷为主。小冰期时克勒青河的冰川规模较现代规模要大，……克勒青河的各条冰川，在小冰期都有不同程度前进。如尕舍罗鲁姆冰川和乌尔多克冰川汇合附近的几条小冰川组成了一个冰川群，其长度比现尕舍罗鲁姆冰川要长数公里。[101]
据巴尔蒂斯坦当地传说，邻近的锡亚琴冰川也是在这个时期不断生长、扩展，最终导致这条道路无法通行。传说和科学家的研究结果是相符的。现在，锡亚琴冰川终年积雪，冬季气温可降至零下50℃以下，夏季气温也在零下15℃至零下10℃之间，暴风雪的时速可达50～80英里。[102]
锡亚琴冰川距斯卡杜约150英里，从哈伯罗镇到萨尔托洛山各山口约60～70英里，步行需8～9天。距锡亚琴冰川最近的居民点是萨尔托洛和贡杜斯河谷中的小村庄，从这些小村庄到哈伯罗镇，要走艰险的山道，并须渡过希约克、贡杜斯等大大小小的河流。[103]
锡亚琴冰川道
从哈伯罗谷地出发，可经萨尔托洛河谷，至杜姆苏姆和贡玛（Gongma／Goma）。[104]往前有两条路：一条从杜姆苏姆沿贡杜斯河谷上行，越锡亚山口，与缘锡亚琴冰川的古道会合，再越因地拉科里山口，进入叶尔羌河河谷；另一条路从贡玛经比拉封冰川和比拉封山口，亦可与上述古道会合。前一条路线，据说一直通行到17世纪。[105]后来，由于冰川向下生长，此道便不通了。同样，冰川的北部分支在哈姆丹（Khumdan）湖边向希约克河谷发展，致使从努布拉经希约克河谷去叶尔羌的古道也无法通行。但在锡亚琴冰川上，至今仍可看到人类驻留的遗迹。如在距锡亚琴冰川上部海拔18400英尺的地方，发现了两块显然经过人工雕琢的大石头，这虽然不能证明有商队从这里经过，但当地人肯定到过这里。[106]
斯卡杜至比拉封山口的程站
《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附录中的路线表No.61（b）提供了斯卡杜至比拉封山口的程站表，其内容来源于艾哈默德·阿里·汗（Ahmed Ali Khan）1889年提供的材料。该表所列程站如下：斯卡杜—15.2英里至纳尔（Nar）—13.2英里至基里斯（Kirs／Keris）—15.2英里至戈尼斯（Konis）—23英里至哈伯罗—13英里至丘尔萨（Chursa）—8英里至帕托瓦（Phatowa）—13英里至比里德（Pilid）—4.6英里至图图（Toto）—9.1英里至加罗（Gharo）—2.4英里至吉戈尼（Chakoni）—3英里至伊尔夫尔（Irfur）—4.2英里至阿里巴朗格萨（Ali Bransa）—2.4英里至比拉封山口，合计126.7英里。
这是一百多年前记录的材料，其中，自哈伯罗往前的好几个地名，在现代地图上已无法找到，也不见于哈伯罗村庄名录。
阿里巴朗格萨是这条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据《地名录》，阿里巴朗格萨地处北纬35°15′，东经76°54′，是一个穿越喀喇昆仑山脉的山口。《地名录》引用G.T.瓦因的话说：“这个山口的形状与我所见过的其它山口有所不同，山口周围都是悬崖峭壁，有些山峰从2000英尺高的地方直直地切入河谷底部，这里看起来像是一片从未被发现过的荒野。悬崖之间几乎没有距离，这些悬崖也并未被冰川覆盖。”瓦因攀登到了海拔13000英尺的高度，但未能登上山口。《地名录》称，这个山口已经被弃用了许多年，但哈伯罗地区的居民仍依稀记得它的存在。[107]
Ali Bransa一名，Ali为人名，Bransa为藏语词，意为“休息处”，这一名称表明，该地是锡亚琴道上的一处宿营地。该地海拔17000英尺（合5181米，《巴基斯坦北部地区 图1》标示为4850米），极寒冷，多暴风雪。但四周高山相距较远，可避免滚石之害，并且是冰川上部唯一没有雪的地方。[108]
路线表No.61（b）指出，比拉封山口终年积雪，但相对比较容易通过。距离山口顶部3英里处还有一小片可供扎营的地方。这片可供扎营的地方，应该就在阿里巴朗格萨山谷之内。
中国载籍中哈伯罗与中国的关系
依笔者之见，中国史籍所载哈伯罗谷地与中国之关系，可上溯至北魏时期。《魏书·世宗纪》永平四年（511）载：
六月乙亥，乾达、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诸国，并遣使朝献。……八月辛未，阿婆罗、达舍、越伽使密、不流沙等诸国并遣使朝献。[109]
以上记载，“达舍、越伽使密”应断为“达舍越”和“伽使密”。伽使密，即克什米尔。乾达无疑是犍陀罗，不流沙为吉尔吉特地区。达舍越，笔者疑其为“迦舍”之误，而源于Khasa，在今吉拉斯一帯。至于阿婆罗，笔者怀疑就是Khaplu之音译。这是几个相邻的国家，互有往来，它们有可能同时遣使，也有可能一国遣使，沿途诸国闻讯相继遣使，结队而行。使团所走具体路线不详，但这几个国家的联合使团，以走罕萨道的可能性较大。
在唐、蕃争夺勃律之时，哈伯罗是勃律和后来的大勃律的一部分。勃律在分为大、小勃律之前和之后，一直同唐朝保持着密切联系。但大勃律为吐蕃控制后，往来中断。天宝十二年（753），唐将封常清伐大勃律时曾率兵至贺菩劳。贺菩劳即今哈伯罗，而封常清的进军之路，王小甫认为就是锡亚琴冰川道。[110]王小甫还认为，这也是吐蕃从大勃律穿越喀喇昆仑山区进入西域的道路。[111]8世纪时，锡亚琴冰川尚未扩展，道路可能好走得多。
佛教传入巴尔蒂斯坦较西藏为早，在吐蕃统治期间，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巴尔蒂斯坦有许多吐蕃时期的佛教遗存，包括大型碑刻。[112]在哈伯罗，也发现了包括藏文的观世音菩萨六字真言和文殊菩萨咒文等许多岩刻。[113]
叶尔羌汗国苏丹赛德·汗征讨巴尔蒂斯坦时，哈伯罗首先成为攻击目标。上引《赖世德史》中提到的巴赫兰就是哈伯罗王公巴哈拉姆，他投降了入侵者，并引导他们攻打了斯卡杜和希格尔。据《小西藏史》，当地有一种传说，称巴哈拉姆曾被叶尔羌军队俘虏并被带回叶尔羌。由于《赖世德史》对此没有记载，《小西藏史》作者认为，当叶尔羌苏丹返回拉达克后，斯卡杜王公便向哈伯罗发动进攻，以图报复。哈伯罗的叶护戈尔戈尔（Yabgo Korkor）和叶护巴哈拉姆（Yabgo Bahram）战败后逃往拉达克找叶尔羌苏丹求援，但苏丹已离开拉达克回去了，他们便在后面追赶。又因为苏丹病逝于途中，他们的目的无法实现，只好去了叶尔羌。后来，哈伯罗河谷的人们不堪斯卡杜王公的统治，派人到叶尔羌找到巴哈拉姆，要他回去。巴哈拉姆取得拉达克人的支持，恢复了自己的统治。[114]
哈伯罗叶护王室同清朝也有联系。乾隆三十年（1765），哈伯罗王公穆罕默德·阿里·汗（Muhammad Ali Khan）遣使至叶尔羌问安，进贡马匹，请求贸易并商定贸易税收事宜。王公在给中国皇帝的波斯文呈文中称：“在下世代承恩受惠，蒙大王及大王的众臣关怀照应，深感荣幸。在下愿按以往成例，重开途经我土之商路，俾使我方得以为护路效力，为过往客商服务，使我辈列入为大王效力者的名册之中。若此愿果能实现，我等不胜荣幸之至。”[115]王公在给当时正在南疆任职的哈密维吾尔封建领主玉素布的波斯文呈文中表示：“在下历承先王及先王后之隆恩厚德，于今敢不竭忠效力于阶前。故此，还望施恩关怀，视为子民，俾得效命。在下愿尽忠尽力，在力所能及之情况下维护由贵方经我方过境之商路，愿竭尽全力为护路养路尽责。”[116]
哈伯罗王公希望“重开途经我土之商路”，不会是绕道列城或希格尔的道路，而应是从新疆直达哈伯罗的路线，否则便无利可图。在这条路线上，过去是有贸易的，但后来中断了，故希望“重开”。乾隆三十二年，哈伯罗王公迈哈玛特又遣使至叶尔羌通商，这位迈哈玛特仍应是穆罕默德·阿里·汗。[117]
由于大多数与巴尔蒂斯坦有关的满文档案尚未译成汉文，无从得知详情。档案目录还提到好几位使臣，但看不出是巴尔蒂斯坦哪一个王室所遣，走何路线。
乾隆三十九年（1774），巴尔蒂斯坦的一位统治者额依默特派属下社克尔至叶尔羌办事大臣玛兴阿处请安并求贸易，额依默特在波斯文呈文中称：“额依默特我派遣属下人社克尔为使臣，率领商人前往大臣处。俟社克尔贸易完毕，请令与前来我处之商人一起尽快返回。至商人行走之道，我均已妥善修葺，极为平安。由叶尔羌赴克什米尔等处贸易之人，若经我处道路行走，则额依默特我毫不劳累伊等，尽力看护通行。”[118]额依默特的满文拉丁转写为eimete，当是Ahmad之音译，但不清楚他是巴尔蒂斯坦的哪一个王公。从呈文中看，这位王公希望其王国成为叶尔羌—克什米尔贸易中转站的心情之迫切，却是溢于言表。
当地传说和史料中的锡亚琴冰川道
同新疆的关系是哈伯罗王室和居民重要的对外关系，民间传说中不乏对锡亚琴冰川道的记忆。一些民间传说，为撰写当地历史的近、现代学者所引用，从而得以保存下来。
《查谟史》的作者赫希默杜拉·汗引用当地的传说称，哈伯罗河谷的早期开拓者来自多个方向，有经萨尔托洛从叶尔羌而来的，有从罕萨和吉尔吉特而来的，也有从西藏和拉达克而来的，他们先在这里游牧，后来逐渐定居下来，开始农耕生活。[119]赫希默杜拉·汗写道：“从叶尔羌方向来的人定居于特迦斯（Thaghas）、萨尔托洛和霍谢河谷，并建起了4座堡垒。”赫希默杜拉·汗列举了这些堡垒的名称及其所在的村庒，[120]但当地学者指出，这些堡垒及地方的名称，均为藏语词，因此，哈伯罗的早期开拓者，其多数属藏族血统。[121]笔者以为，这一传说可能反映了在吐蕃占领塔里木盆地时期，有一支藏人经锡亚琴冰川到了萨尔托洛等地，在那里定居下来。
赫希默杜拉·汗明确指出了锡亚琴冰川道的存在：“从哈伯罗去叶尔羌的道路要经贡杜斯河谷和锡亚琴冰川，从冰川西部分支下到叶尔羌河河谷。从这里或经喀喇昆仑山口，或经叶尔羌河河谷，便可到达叶尔羌国。”[122]
哈伯罗统治者王号“叶护”（Yabgu），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突厥语称号，但该叶护家族始于何时、来自何处，已不可考。今版《查谟史》中有一段由哈伯罗王公法塔赫·阿里·汗补入的文字，引用白沙瓦大学穆兹赫尔·乌丁（Mazhar-ul-Din）教授的研究，认为哈伯罗的叶护王室可能源于突厥的叶护伊斯拉亦耳一支，是经喀什噶尔来到哈伯罗河谷的。[123]赫希默杜拉·汗将叶护王室开始的时间上推至公元850年左右，[124]也有学者推测，唐朝军队于753年征讨贺菩劳之后，可能任命了叶护家族的某个人统治该地，由此开始了叶护王室对哈伯罗的统治。[125]
据当地传说，叶护王室的创始人贝格·门特尔（Beg Manthal）经贡杜斯河谷来到哈尔迪（Haldi）村，随后便为占领周围地区而打仗。据《巴尔蒂斯坦史》，贡杜斯税区的一个村庄叫Khorkundo，在巴尔蒂语中，do指河谷，合起来就是“霍尔人的河谷”。[126]在哈尔迪村周围，还有贝格·门特尔建立的工事的遗迹，称作Khori-brangsa，意为“霍尔人休息之处”。[127]从这些地名来看，贝格·门特尔无疑是一个霍尔人（Khor），而Khor是当地人专用于称呼叶尔羌人的。[128]
据当地学者的看法，巴尔蒂斯坦的伊斯兰化进程始于14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伊斯兰教传入巴尔蒂斯坦的方向有两个：一是克什米尔，二是中国新疆。从克什米尔过来的伊斯兰传教士主要来自伊朗，他们先将伊斯兰教传入克什米尔，然后又从克什米尔传至巴尔蒂斯坦。著名传教士有大艾米尔（Amir-i-Kabir）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Sayyid Ali Hamadani）等人。
来自中国新疆的著名传教士有赛义德·阿里·图西（Saiyid Ali Tausi）和赛义德·纳西尔·图西（Saiyid Nasir Tausi）兄弟等人。他们在17世纪初从新疆经萨尔托洛冰川而来。希吉来历1012年（公元1603年），他们在萨尔托洛河谷的特迦斯建了一座小清真寺，该寺至今犹存。此后，他们又去希格尔传教。赛义德·阿里·图西的墓在斯卡杜的戈瓦尔杜村（Kwardo），墓碑上镌刻的逝世年份为希吉来历1081年（公元1670年）。和他们一起来的另一位传教士赛义德·马茂德（Saiyid Mahmud）的陵墓在斯卡杜的格舒花园（Kashu Bagh），墓碑上镌刻的逝世年份为希吉来历1080年（公元1669年）。这证实了传说的说法。
当地学者认为，伊斯兰传教士从新疆到巴尔蒂斯坦传教的行动一直持续到17世纪末，到18世纪因新疆的政治动荡而停止。[129]实际上，这同冰川的发展也不无关系。
新疆与巴尔蒂斯坦间的传统路线也是伊斯兰传教士往来的通道。相传大艾米尔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到哈伯罗的丘尔巴特（Chorbat）传教后，又去了叶尔羌，希吉来历785年（公元1383年）又经巴拉尔杜回到希格尔传教。[130]他去叶尔羌时，以走锡亚琴冰川道的可能性最大，返回希格尔时，则可能取道穆斯塔格山口。图西兄弟所走的路线，无疑是锡亚琴冰川道。
在锡亚琴冰川道畅通的时候，不仅伊斯兰传教士来来往往，叶尔羌的土匪还不时经此道到巴尔蒂斯坦抢劫，[131]土匪们甚至还得到了萨尔托洛居民的帮助。[132]在当地语言中，萨尔托洛的居民被称为“嘉南本”（Rygyanaq-pong），意思就是中国人。萨尔托洛河谷居民的体貌特征和生活习惯，同叶尔羌人十分相似。[133]
《小西藏史》称，“后来，由于（锡亚琴）冰川向下生长，这条路便不通了。同样，该冰川北部分支在哈姆丹湖（Khamdan）也向希约克河谷发展。其结果，从努布拉经希约克河谷去叶尔羌的古道也不通了。此后，渡过希约克河后，要绕一个大圈才能抵达这条古道。在锡亚琴冰川上，至今仍可看到人类驻留的遗迹。”[134]
据《小西藏史》，冰川的发展封住了古道，人们由此摆脱了叶尔羌土匪的骚扰。当地人把这件事归功于当时居住在哈伯罗的伊斯兰传教士沙·纳赛尔·图西（Shah Nasir Tusi），认为是他的功行所致。[135]这位沙·纳赛尔·图西，就是上文所说的赛义德·纳西尔·图西。
锡亚琴冰川的发展使这条道路难以通行，但并非绝对不能通行。1842年巴尔蒂斯坦反抗查谟占领的起义遭到镇压后，起义领导者卡久·海德尔·汗便逃往希格尔，准备经塔莱山口（Thalle-la）去萨尔托洛，再经萨尔托洛前往叶尔羌。但他在路上被哈伯罗王公抓获，逃亡没有成功。[136]1889年时，哈伯罗发生饥荒，许多饥民经西诺（Tsino）村逃往叶尔羌。[137]西诺村位于贡杜斯河与萨尔托洛河会合处附近，灾民逃亡之道，显然是锡亚琴冰川道。灾民逃亡事件引起了刚刚被任命为英国驻吉尔吉特政治代表的艾吉农·杜兰（A.G.Durand）的高度关注。当时，为了同俄国争夺帕米尔，英印政府采取了在吉尔吉特重新设立政治代表处、修建斯利那加至吉尔吉特的道路、向吉尔吉特调派军队等一系列措施，并准备以武力征服罕萨。艾吉农·杜兰其时刚到斯利那加，准备去吉尔吉特赴任。听说萨尔托洛河谷有道通往叶尔羌、并可经热斯卡木通往罕萨的消息后，艾吉农·杜兰十分担心，考虑是否要采取措施封闭此道。为此，他立即经德沃萨依高原前往斯卡杜考察。最后，他弄清了原先确有此道，但现在因冰川发展已不能通行。另外，从巴拉尔杜通往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的道路虽然也通向热斯卡木，但也为比亚福冰川所阻。至此，杜兰终于放了心，从斯卡杜经阿斯托尔去了吉尔吉特。[138]就在这一年年末，英印殖民者发动战争侵占了罕萨。
在清朝平定玉素甫之乱的过程中，曾有巴尔蒂人参战。《清实录》卷179道光十年（1830）十一月庚申日的上谕两次提到此事，一次说“巴达克山、乾竺特、巴勒底等夷回马队二百余匹，……亦杀伤生擒者不少”，另一次说“并有巴达克山、乾竺特、巴勒底等夷回马队，亦擒杀不少，抢获马匹鸟枪”，上谕还命“著将巴达克山、乾竺特、巴勒底等夷回查明具奏，出力之兵民回子，并著查明奏请恩施”[139]。我们无法知道这些巴尔蒂人是巴尔蒂斯坦哪个王公所遣，其过程若何，但这显然是双方关系十分密切的反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与巴尔蒂斯坦有关的数十件满文档案，始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止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但从上引《清实录》的材料来看，巴尔蒂斯坦同清朝之间，在道光十年时还保持着联系。
[1] 本文为“新疆通史”基础项目“新疆与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古近代交通路线研究”（项目编号：XJTSB073）的阶段性成果。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乌尔都语部赵俏和杜佳宁同志的帮助，特此致谢。
[2] 张祥松，周聿超等编著：《喀喇昆仑山叶尔羌河冰川与环境》，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76页。
[3]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冰川与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25～127页。
[4] 张祥松，周聿超等编著：《喀喇昆仑山叶尔羌河冰川与环境》，第85、198页。
[5] 张祥松，周聿超等编著：《喀喇昆仑山叶尔羌河冰川与环境》，第199页。
[6] 《新疆图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第658页。
[7] 张祥松，周聿超等编著：《喀喇昆仑山叶尔羌河冰川与环境》，第70页。
[8]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冰川与环境》，第156页。
[9] 扬哈斯本（F.E.Younghusband）：《一个大陆的心脏》（The Heart of A Continent），伦敦，1896年，第245页。汉译本见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8页。
[10] 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第198页；英文版，第245页。
[11] 王鸿宝：《乔戈里峰与之冰川》，《冰川冻土》1979年第2期。
[12]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5页。
[13] 米德生编绘：《乔戈里峰图》，西安地图出版社，1991年；于良璞：《K2行拾趣》，《山野》2001年第1期。
[14] 张祥松，周聿超等编著：《喀喇昆仑山叶尔羌河冰川与环境》，第70～71页。
[15] 据米德生《乔戈里峰图》，西穆斯塔格山口海拔5735米，东穆斯塔格山口海拔5389米。
[16] 张祥松，周聿超等编著：《喀喇昆仑山叶尔羌河冰川与环境》，第26页。
[17] 伊莎贝尔·肖（Isobel Shaw），本·肖（Ben Shaw）著：《巴基斯坦旅行指南——喜马拉雅、喀喇昆仑与兴都库什》（Pakistan Trekking Guide——Himalaya，Karakoram and Hindu Kush），1993年，香港，第256～257页。
[18] 朱道清编纂：《中国水系辞典》，青岛出版社，2007年，第666页。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于标定中国新疆和由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议定书》，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双边关系重要文献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20] 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第206页；英文版，第255页。
[21] 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66页。
[22] 笔者曾将前者称之为巴拉尔杜河（A），将后者称之为巴拉尔杜河（B），特此说明。
[23] 穆罕默德·扎基尔（Muhammad Zakir）：《锡亚琴冰川——世界上最高的战场》，1990年乌尔都文版，斯卡杜，第43页，第107～109页。另参曼祖姆·阿里（Manzum Ali）编绘：《巴基斯坦北部地区 图1》，2004年。
[24] 《新疆图志》，第118页下。
[25] 印度军需主仼监修：《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Quarter Master General in India：Gazetteer of Kashmir and Ladak）（文中简称《地名录》），1890年加尔各答出版，1991年拉合尔里程碑出版社影印，第737～741页；B.A.普利亚尔金著；乐铸译：《克什米尔》，新知识出版社，1958年，第210页。
[26]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穆罕默德·哈桑·哈斯拉特著；陆水林译：《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年，第13～15页；曼祖姆·阿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 图1》。
[27] 《魏书》，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第225页。
[28] 李锦绣，余太山著：《<通典>西域文献要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29]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中华书局，2005年，第479页。
[30] 赵纯厚，朱振宏，周端庄主编：《世界江河与大坝》，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0年，第151页。
[31] 参见拙文：《关于巴尔蒂斯坦的笔记》，载《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第29～30页。
[32] 白鸟库吉：《罽宾囯考》，转引自李锦绣，余太山著：《<通典>西域文献要注》，第227页。
[33] 《魏书》，第2276页。
[34] 纳莫斯（M.S.Namus）：《吉尔吉特与希纳语》，乌尔都文，1961年，第27页。
[35] 《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附录，第166～170页。
[36] 《魏书》，第2264页。
[37] 《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1150页。
[38] 洪建新：《冻凌山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第1、2期合刊。
[39] 钟兴麒：《西域地名考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45页。
[40]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穆罕默德·哈桑·哈斯拉特著；陆水林译：《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第119页。
[41]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Maulawi Hashmatullah Khan）：《查谟史》，乌尔都文版，1939年，第537页。
[42]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535、541页。
[43] G.M.米尔（G.M.Mir）：《查谟与克什米尔地理现状》，乌尔都文版，米尔布尔，1998年第4版，第294页。
[44] 张广达，荣新江：《于阗史丛考》，上海书店，1993年，第147～148页。
[45] 米尔咱·海答儿著；王治来译注：《赖世德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89页。
[46]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542～543页。
[47]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535页。
[48]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211页。
[49] 纳齐尔·哈桑·柴迪译：《沙·贾汉本纪》（[WTBX]Shahjahan-Nama[WTBZ]）（乌尔都文译本），Ⅱ、Ⅲ合卷，第210页，拉合尔，1971年。
[50]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478页。
[51] 弗朗西斯·伯尼埃游记的乌尔都文译本《沙·贾汉被囚禁的岁月和奥朗则布时代》（哈里发·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因译，纳费斯研究院，1967年，卡拉奇），第450～451页。
[52] 弗朗西斯·伯尼埃：《沙·贾汉被囚禁的岁月和奥朗则布时代》，乌尔都文译本，第450页。
[53] 卡久·西甘达尔·汗·西甘达尔：《古拉达克——历史与文明》），乌尔都文版，列城，1987年，第335页。
[54]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511页。
[55] 吴元丰译：《叶尔羌办事大臣海明等奏巴勒提遣使呈文请安并贸易情形折》，手稿，2000年。
[56] 见拙文：《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中国藏学》2004年第1期。
[57] 吴元丰译：《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等奏巴勒提汗乌苏万遣使贸易并请送给兵器等情形折》，手稿，2000年。
[58] 吴元丰译：《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等奏巴勒提汗乌苏万遣使贸易并请送给兵器等情形折》，手稿，2000年。
[59] 伯德尔格一词的满文拉丁转写为Bederge，据李保文先生研究，该词为专指名词，指当时活跃于中亚、北亚地区的回子（霍屯人，auiiqhur）社会中的商人阶层，远者曾到过巴勒提等地。参见李保文：《“伯德尔格”考释》，《西域研究》2009年第4期。
[60] 吴元丰译：《叶尔羌办事大臣新柱等奏巴勒提汗乌苏万遣使贸易并请送给兵器等情形折》之《附件1：粗译巴勒提乌苏万汗致奴才新柱书》，手稿，2000年。
[61] 吴元丰译：《叶尔羌办事大臣海明等奏巴勒提遣使呈文请安并贸易情形折》，手稿，2000年。
[62] 《清实录》第一七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67页下。
[63]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庚申日上谕，见《清实录》，第一六册，第536页下。
[64] 见拙文：《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中国藏学》2004年第1期。
[65] Jack A Dabbas著；黄振华译：《新疆探察史》，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油印本，1976年，第2～10页。
[66] 罗伯特·沙敖著；王欣，韩香译：《一个英国“商人”的冒险》，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页。
[67] 弗雷德里克·德鲁（Frederic Drew）：《查谟与克什米尔地区》（Jummoo and Kashmir Territories），1875年，第358页。
[68] 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第102页。
[69] 蒙塔兹·纳赛尔·汗：《瓦齐尔·古拉姆·海德尔谈话记录》（手稿），1984年9月19日，见《希格尔田野调查报告》（手稿），巴基斯坦民间遗产研究所。
[70] 《新疆图志》，第50页。
[71] 《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第611页。
[72] 艾哈默德·沙的统治于1840年为入侵巴尔蒂斯坦的查谟军队推翻。查谟军队随后入侵我国西藏阿里，艾哈默德·沙亦被裹胁于查谟军中。查谟军队被西藏军民击败后，艾哈默德·沙投降藏军，孟保《西藏奏疏》称其为“八底部落部长阿木尔沙”（参见陈家琎主编：《西藏森巴战争》，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第91页）。后来，藏军在拉达克作战失利，艾哈默德·沙再次落入查谟军队手中，被关押至死。
[73] 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第145页。
[74] 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第153～168页；英文版，第188页。
[75] 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第158页；英文版，第193页。
[76] 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第164页。
[77] 《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第175页。
[78] 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第166页。
[79] 阿瑟·尼夫（Arthur Neve）：《克什米尔、拉达克与斯卡杜旅行指南》（The Tourists Guide To Kashmir，Ladakh，Skardo），第119页。
[80] 1坎纳合405平方码。
[81] 穆斯丹萨尔·侯赛因·塔拉尔（Mustansar Hussain Tarar）：《雪湖》，乌尔都文版，2000年，拉合尔，第133页。
[82] 另据《瓦齐尔·古拉姆·海德尔谈话记录》（手稿），Sharagan应为Shaghran，意即“马球场”。
[83] 穆斯丹萨尔·侯赛因·塔拉尔：《K2的故事》，乌尔都文版，1997年，拉合尔，第328～329页。
[84] 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第166页。
[85] 樊明方，王薇：《荣赫鹏对新疆南部地区和坎巨提部的几次探查》，《西域研究》2010年第1期。
[86] 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第191页；英文版，第236页。
[87] 《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附录第176页。
[88] 《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附录第176～181页。
[89] 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第147页；英文版，第180页。
[90] 《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附录第176页。
[91] 《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附录第176页。
[92] G.T.瓦因（G.T.Vigne）：《在克什米尔、拉达克与斯卡杜的旅行》（ravels in Kashmir，Ladak，Iskardo），1844年第1版，1987年卡拉奇影印，第283页。
[93] G.T.瓦因：《在克什米尔、拉达克与斯卡杜的旅行》，第365～366页。
[94] 弗雷德里克·德鲁：《查谟与克什米尔地区》，1875年英文第1版，第370～371页。
[95] 柯宗等著；吴泽霖等辑；吴泽霖译：《穿越帕米尔高原》，民族出版社，2004年，第459页。
[96] 骆里莫（D.L.R.lorimer）：《罕萨的民间传说》（[WTBX]Folk Tales From Hunza[WTBZ]），巴基斯坦民间遗产研究所重印，1981年，第143页。
[97] 扬哈斯本著；任宜勇译：《帕米尔历险记》，第192页；英文版，第236页。
[98]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穆罕默德·哈桑·哈斯拉特著；陆水林译：《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第13～15页；曼祖姆·阿里：《巴基斯坦北部地区 图1》。
[99] 穆罕默德·扎基尔：《锡亚琴冰川——世界上最高的战场》，第41页。
[100]〔英国〕菲尼·比尔·洛克·沃克曼，亨特·沃克曼：《锡亚琴冰川》，载曼祖姆·阿里编：《喀喇昆仑与兴都库什》，乌尔都文版，1985年，第68页。
[101]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地区冰川与环境》，第133页。
[102] 穆罕默德·扎基尔：《锡亚琴冰川——世界上最高的战场》，第98～99页。
[103] 穆罕默德·扎基尔：《锡亚琴冰川——世界上最高的战场》，第98页。
[104] 两处地名均为藏语词。Dumsum意为“河流的汇合处”，杜姆苏姆村正处于萨尔托洛河与贡杜斯河会合处。其北为贡杜斯，其南为萨尔托洛。Gongma意为“高处的”，贡玛村海拔10200英尺，是萨尔托洛河谷最后一个人类居住点。
[105] 穆罕默德·扎基尔：《锡亚琴冰川——世界上最高的战场》，第40页。
[106]〔英国〕菲尼·比尔·洛克·沃克曼，亨特·沃克曼：《锡亚琴冰川》，载曼祖姆·阿里编：《喀喇昆仑与兴都库什》，第66页。
[107]《克什米尔与拉达克地名录》，第167页。
[108]〔英国〕菲尼·比尔·洛克·沃克曼，亨特·沃克曼：《锡亚琴冰川》，载曼祖姆·阿里编：《喀喇昆仑与兴都库什》，第61、72页。
[109]《魏书》，第221页。
[110] 王小甫：《封常清伐大勃律之路》，见朱凤玉、汪娟编：《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111] 王小甫：《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中华书局，2012年，第67页。
[112] 陈庆英，马丽华，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巴尔蒂斯坦斯卡杜县发现的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文碑刻》，《中国藏学》2010年第4期。
[113] 穆罕默德·阿里夫（Muhammad Arif）撰；张子凌译：《巴尔蒂斯坦的考古新发现与佛教艺术》，《雍和宫》2011年第4期。
[114]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564～565页。
[115] 见拙文：《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中国藏学》2004年第1期。
[116] 见拙文：《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
[117] 见拙文：《乾隆时期巴尔蒂斯坦（小西藏）与清朝关系初探》。
[118] 吴元丰译：《叶尔羌办事大臣玛兴阿等奏巴勒提伯克派人请安贸易等情形折》，手稿，2000年。
[119]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558页。
[120]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559页。
[121]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穆罕默德·哈桑·哈斯拉特著；陆水林译：《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第130～131页。
[122]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565页。
[123]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560页。
[124]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560页。
[125]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穆罕默德·哈桑·哈斯拉特著；陆水林译：《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第132页。
[126] 本纳特·古尔·阿夫里迪（Banat Gul Afridi）：《巴尔蒂斯坦史》（Baltistan in History），英文版，第108页；乌尔都文译本，第111页。
[127] 本纳特·古尔·阿夫里迪：《巴尔蒂斯坦史》，英文版，第112～113页；乌尔都文译本，第117页。
[128] 本纳特·古尔·阿夫里迪：《巴尔蒂斯坦史》），英文版，第330页；乌尔都文译本，第361页。
[129]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穆罕默德·哈桑·哈斯拉特著；陆水林译：《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第30～32页。
[130] 穆罕默德·尤素夫·侯赛因阿巴迪，穆罕默德·哈桑·哈斯拉特著；陆水林译：《巴尔蒂斯坦（小西藏）的历史与文化》，第31页。
[131] 古拉姆·哈桑·苏哈尔瓦尔迪·努尔巴赫希（Ghulam Hassan Suhrawardy Nurbakhshi）：《巴尔蒂斯坦史》，乌尔都文版，1992年，米尔布尔，第96页。
[132] 穆罕默德·扎基尔：《锡亚琴冰川——世界上最高的战场》，第42页。
[133] 穆罕默德·扎基尔：《锡亚琴冰川——世界上最高的战场》，第41～45页。
[134]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565页。
[135]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566页。
[136]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376页。
[137] 穆罕默德·德基（Muhammad Taqi）编：《巴尔蒂斯坦的礼物》，乌尔都文版，1998年，伊斯兰堡，第68页。
[138] 毛尔维赫希默杜拉·汗：《查谟史》，第717～718页。
[139]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道光朝卷二，新疆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16～6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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