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上海公共租界停电事件中多方行动分析

　　摘要：1925年6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工人罢工,7月工部局停止对部分工厂供电。从工部局停电到工人复工、工部局恢复供电,大体经历了抗议停电、商议补救办法、磋商复工三个阶段,整个过程体现出各阶段不同参与者应对停电困境的思路的变化。其中上海总商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和总工会对于促成复工起到重要作用。避免华商工厂因停电停工而损失加重,是上海总商会和华商纱厂联合会采取集体行动、积极磋商工人复工的内在激励。

　　关键词：上海公共租界;民间组织;集体行动

　　189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购入新申电气公司产业，成立电气处。经数次增资扩建，1908年电厂发电设备容量与当时英国15家大发电厂相比，居第13位。1913年工部局杨树浦新电厂建成投产，1923年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电气处总用户数和售电量逐年增加，1913—1924年年均增长率各为13.5%和28.2%,电气处纯利润年均增长率为31.9%。公共租界电价低廉，不少工厂向公共租界集中。2可以说电气处对于上海工商业的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大量厂商和工人罢工罢市，其中包括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电气处工人。6月初工部局电气处中国工人先后停工，电厂发电工人、维修工人和煤炭运输工人严重短缺，7月初工部局董事会决定停止部分电力供应，自7月6日起电气处对除公众用途及制造食粮各工业外的大宗电力用户停止送电，其中包括租界内46家中外工厂和闸北的商务印书馆、振泰纱厂和闸北水电厂，以电气处电力为原动力的厂商深受停电影响。电气处工人罢工持续约两个月，9月上旬上海总商会、华商纱厂联合会与工人方面达成复工协议，电气处工人上工后工部局恢复供电。电气处工人罢工后，在停电这一情境中，有哪些参与者?采取哪些行动?效果如何?如何在冲突和互动中形成共识、随后着眼于复工谈判?该过程在当时社会经济状况中是否体现出治理方面的某种特点?这些问题尚未有专门探讨。

　　对于在公共租界工业集中、界内工厂用电大多依靠工部局电厂输送的背景下，此次罢工影响和复工谈判问题，目前学界并无详细研究。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劳资冲突及罢工是学界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已有研究大多侧重政治视角，或从革命伦理、阶级身份或民族主义角度考察工人运动，或从政治理念、党政力量、国家政策与政府目标等方面探讨劳资冲突及罢工，或将地缘、党派、行业与政治形势相结合研究工人政治。也有学者从经济视角考察罢工，范立君等研究失业危机背景下劳资纠纷(及罢工)的时间、空间和行业分布特点，冯筱才分析工厂实行科学管理、遭遇行业危机下的工人罢工和企业应对策略，姜平探讨工厂面临经营问题，因裁员引发的罢工，邵雍考察人力车夫行业管理影响车夫生计所引发的罢工。

　　电气处工人罢工及影响与其他罢工事件相比，具有两个特点。第一，电气处工人罢工源自民族主义和工人的爱国热情，工部局本身是工人所反对的帝国主义的一部分，这不同于通常的劳资冲突；第二，罢工影响因电气处的垄断经营而波及其他行业，依赖工部局电力供应的停电厂商不得不停业，面临经营损失和失业工人救济双重压力。为了解决供电问题，社会各界纷纷献议补救办法。虽然罢工原因和部分民间组织对停电一事的反应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但在实质解决环节经济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在磋商复工过程中，罢工工人并未与工部局直接谈判，而是民间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本文与侧重政治视角或考察劳资双方协商复工的已有研究有所不同。

　　工部局停止部分工厂电力供应到工人复工、工部局恢复供电期间，民间组织积极对停电这一状况作出反应或提出应对主张，大体可分为抗议停电、商议补救办法、磋商复工三个阶段。本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梳理停电事件的背景，第二部分考察各个阶段参与者的行动或主张、存在的冲突和行动结果，第三部分分析罢工效果和停电影响，第四部分总结上海总商会、华商纱厂联合会、中国官厅、工部局在解决停电事件中发挥的作用，整个过程中民间组织的参与可能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治理特点的一次体现。

　　……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