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滇国三印”看西汉时期的西南边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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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滇国相印”丰富和拓展了早前发现的“滇王之印”与“益州太守章”的价值与意义。“滇国三印”透露出西汉武帝“以滇国之地设置益州郡”之后的滇国、益州郡的重要信息，切中西汉时期“四裔藩国”“初郡”等边疆治理的重要问题。印章文物与史料记载相得益彰，共证西汉王朝对滇王、滇国、益州郡的管辖与设治，既不同于内地，亦有别于其他“藩邦”，具有鲜明的西南边疆区域特色。

　　关键词： 滇国三印 益州郡 初郡 边疆治理

　　引 言

　　重大的考古发现，往往给学术研究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1956 年“滇王之印”的发现与古滇国的重现，就是典型的案例。无独有偶，时隔 60 多年之后，考古学家再次于滇国遗址中发现了“滇国相印”封泥，又一次轰动学术界。滇王之印、滇国相印与传世“益州太守章”三枚官印，是名副其实的“滇国三印”。它们彼此关联，涉及到滇国与益州郡设治、滇王与益州太守、滇国与朝廷关系等一系列西汉时期“四裔藩国”与“初郡”等边疆治理的重要议题，既有独特性，更具普遍意义。本文将籍此“滇国三印”，结合其他印章文物与文献史料，就西汉王朝对西南边疆的治理作初步的讨论。

　　一、“滇国三印”发现的价值与意义

　　1.发现“滇王之印”

　　1956年12月28日，石寨山滇国墓地第二次发掘时，在6号墓（M6）木棺底部粉末中发现一枚通体完好如新的金质印章。印作蟠蛇钮，蛇背有鳞纹，蛇首昂向右上方。印面每边长2.4厘米，印身厚0.7厘米，通高2厘米，重90克。纽和印身是分别铸成后焊接起来的。印文凿成，为白文篆书“滇王之印”四字。“滇王之印”使滇国、益州郡的历史再现人间。滇王之印的价值、意义与重要性难以言表。作为国宝，滇王之印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因为“滇王之印”的出土，人们自然联想到《史记•西南夷列传》有关文字记载：“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尝羌）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诸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如此罕见地互证一个事实：西汉王朝以“滇国”“置吏入朝”，设置“益州郡”。

　　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出土文物与正史文献记载相一致的案例并不多见，因此，“滇王之印”具有独特的科学意义与史料价值。滇王之印的发现，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与长期讨论。自上世纪50年代初直到当下，近七十年的时光里，滇国考古从未中断，学术研究薪火相传。孙太初、王仲殊、冯汉骥、汪宁生、童恩正、张增祺、李昆声、肖明华、蒋志龙、杨帆等不同世代的学者对“滇王之印”关注有加。以日本学者为主的海外学术界，对此亦多有研究。

　　按照《汉旧仪》有关印章规制的记载，“诸侯王印，黄金，橐驼纽，文曰‘玺’，谓刻曰‘某王之玺’，赤地绶。列侯，黄金印，龟纽，文曰‘印’，谓刻曰‘某侯之印’。”滇王虽为王，但不称“玺”，称“印”而不为侯。印纽非橐驼纽，亦非龟纽，而是蛇纽。蛇纽之制，每见于西汉初期官印，如“浙江都水”“彭城丞印”皆为蛇纽。因此，滇王虽为侯王，却是列侯的待遇。张增祺、李昆声同时引述了日本学者栗原朋信的观点：西汉时期的“滇王”是兼有内、外臣两种性质的“中间王”，既受“益州郡太守”的管辖，还能“复长其民”。这就是西汉在西南夷、南粤、湘桂设置初郡，实行羁縻制度，即由朝廷派出的太守，通过土著王侯来实现其统治的模式。

　　2.传世“益州太守章”封泥

　　“益州太守章”是一颗传世的封泥印，印面为朱文篆书，它最早收录于清代吴式芬、陈介祺合著，光绪三十年（1904）刊行的《封泥考略》，《云南各族古代史略》第32页图六有“传世益州太守章封泥”图片。1980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孙太初发表《云南古代官印集释》，收录“益州太守章”封泥并做了详尽的考释。肖明华《云南古代官印集释》亦收录“益州太守章”印文图片。

　　益州郡设治，始于西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终于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蜀相诸葛亮南征，设“南中七郡”之时“改益州郡为建宁郡”。（《汉书•地理志》载：“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户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万四百六十三，县二十四。”（《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第八上》，二十四史（简体字本），第5册第1283页，中华书局，2000年）。东汉时期，由于永昌郡从益州郡中分出，使益州郡人口锐减。因此，《后汉书》记载说“益州郡……十七城，户二万九千三十六，口十一万八百二。”（《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二十四史（简体字本），第9册第2394-2395页，中华书局，2000年））。论者以为此“益州太守章”为五字印章，符合汉武帝太初元年“数用五”的定制，因此，此封泥当为太初元年以后所颁的“益州太守章”的封泥。“是元封二年置郡以后益州太守之章也”，是西汉时遗物。顾峰《“滇王之印”和“益州太守章”》一文言之尤详。太守为一郡之长，“益州太守章”封泥彰显的历史事实是：云南自元封二年起，正式纳入全国统一的建制中。这枚经过考证，明确为西汉元封二年建立益州郡之后所颁的汉印，是汉武帝建立益州郡，经营西南夷地区最直接的物证。

　　3.“滇国相印”封泥的发现

　　2020年2月19日，中国考古网刊登了《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发掘概况》一文，随文发表“滇国相印”封泥图片，正式披露了滇国遗址发现“滇国相印”的消息。据“发掘概况”报道，“滇国相印”是2019年1月考古人员在废弃的41号河流中清理90号灰坑时发现的，与“滇国相印”封泥共出的还有“王敞之印”和“田丰私印”等封泥，以及瓦片、陶罐、陶釜和其他铜质、石质文物。此次重大发现，属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滇国“河泊所遗址”考古的重大收获。据报道，考古发掘中还发现水井、窑址、灰坑、房屋、墓葬（200余座婴幼儿瓮棺葬）等大量遗迹遗物。“滇国相印”说明益州郡设立之后，滇国依然存在，不仅有滇王“复长其民”，还有“滇相”治理其国。（《云南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发掘概况》，中国考古网（kaogu.cssn.cn）2020年2月19日。“封泥”的出现与古代使用笔简、木札刻写文字有关。古代寄发公私文牍时，用绳封缄，在结绳交结处封上粘土，盖上印记，以防私拆，这就叫“封泥”或“泥封”，相当于现代的“火漆印”。封泥印的发现多在清代以还，清道光时四川出土，后在山东临淄等地相继发现。封泥印多为不规则的略圆形，正方形的较少，且多朱文，白文又极少。封泥印始于何时，有的说流行于秦汉，又有人说始自汉魏，说法不一。）

　　发现“滇国相印”的41号河道90号灰坑，属于遗址第二个时期，即西汉武帝建立益州郡之后。因此，发现者蒋志龙说，“滇国相印”封泥的出土，从实物史料上证实了古滇国的存在。它证明汉武帝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还设立了“滇相”，为滇国设置了一套行政治理体系。“为我们了解益州郡建立之后，滇国的政权性质、行政模式和职官制度等提供了重要线索。”

　　“滇国相印”属于朱文封泥印，从印文看，此印有边框界格，为田字格四字篆书，结体简约，笔画平整方直。印章当为阴刻白文。“滇国相印”四字中的“滇”字，与“滇王之印”的“滇”字极为相似。“印”字为西汉官印通用小篆体，同于“滇王之印”的“印”字。从封泥的规制、用字、私印封泥伴出情况综合推断，此“滇国相印”封泥应与“滇王之印”同期，属于汉武帝设置益州郡之后的某代滇国丞相所有。

　　二、与“滇国三印”相关问题的探讨

　　1.河泊所遗址是滇国王都故地

　　近年来，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密西根大学人类学系联合开展的“云南石寨山大遗址考古”项目取得系列成果，其中的“滇池区域史前聚落形态调查”成果显示，在滇池盆地东南部64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有25个滇国及滇文化遗址，它们分别属于“河泊所”与“古城”两大聚落群。河泊所聚落群包含16个滇国文化遗址，属于石寨山同期的遗存。

　　河泊所遗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北距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滇王墓地仅700余米。

　　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考古人员对遗址1800平方米区域展开田野发掘，共揭露出22块田块、24条道路（田埂）、4座水井、1座窑址、84条沟、228座灰坑、19座房屋、12座土坑竖穴墓以及200余座婴幼儿瓮棺葬。遗迹延续时间长达三千多年，早期属于西周至西汉前期，中期为汉晋时期，晚期当明清之际。

　　河泊所遗址是目前所知滇池盆地分布面积最大的“滇文化”遗址。此次河泊所遗址出土“滇国相印”封泥，同时伴出“王敞之印”和“田丰私印”等封泥及其他砖瓦等建筑材料，说明这里是重要的聚落遗址。更为深刻的意义在于，遗址距离出土“滇王之印”的滇王墓地仅700米之遥，聚落与墓地之间的空间关系，很容易使考古学家们做出这样的推断：河泊所是滇国王都所在地。我们甚至推测，石寨山与河泊所是一体的，属于同一聚落中的两大功能区域。

　　2.西汉益州郡的郡治在滇池县

　　汉武帝所设的益州郡，其郡治在哪里？晋宁县晋城有一块“汉益州郡滇池县治故址”碑，碑文指称晋城即是汉滇池县故址，是益州郡郡治所在地。此说并非虚妄之词。《汉书·地理志》称益州郡设二十四县，滇池为其一。《华阳国志·南中志·晋宁郡》记载：“晋宁郡，本滇国也。元鼎初置吏，分属牂牁、越嶲。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属县二十四，户二十万。”“治滇池上”，即以滇池县为益州郡治所在。史籍记载，自西汉至南朝，均有滇池县建制。因建置变迁，滇池县先后作为益州郡治、建宁郡治、宁州州治与晋宁郡治，南梁时才将滇池县撤并入晋宁郡。因此，《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九年七月”李贤注说：“益州郡故城在今昆州晋宁县”。类似的记载见于《汉书·地理志·益州郡》颜师古“滇池县注”等，详说见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滇池县”条。

　　3.滇国内部治理体系推断

　　从《史记》“赐滇王王印，令复长其民”“以其故俗治”等记载，特别是“滇王之印”与“滇国相印”的相继出土，足证益州郡建立后，滇国之称与滇国之治仍然存在。滇国设相，其实是依照西汉朝廷“为封国设相”惯例。汉初分封诸侯王的时候，就在每一个诸侯国内仿照中央朝廷，建立了一套职官体系。《西汉会要》记载说：“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盭绶，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因为“相”是王国中最高行政长官，西汉一代，“王国之相”始终由朝廷任命。因此《汉书·高五王传赞》有“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之说。《后汉书•百官志五》同样记载说：“汉初立诸王，……百官皆如朝廷，国家唯为置丞相……每国置相一人。”《史记》有类似的记载。足见“相”在诸侯国中的重要性。

　　“滇国相印”的发现，说明“置吏入朝”后的滇国，与其它诸侯国一样设有“国相”之职。因此，根据西汉制度推论，益州郡设立后的滇国，“滇王”为皇封，而“统众官”的“滇相”由朝廷任命。至于滇国内部的治理体系，还没有太多的资料以供讨论。结合牂牁郡夜郎王兴“从邑君数十人”、永昌郡哀牢王柳貌率其种人内附，“其称邑王者七十七人”等史料分析，“其众数万人”的滇王，应该也有不少的“从邑君”。依照“以其故俗治”的政策，滇国原来的邑长，可以按传统习惯“复长其民”。

　　4.滇国与益州郡的关系

　　《汉书·地理志》称：“益州郡，武帝元封二年开。户八万一千九百四十六，口五十八万四百六十三。县二十四：滇池、双柏、同劳、铜濑、连然、俞元、收靡、谷昌、秦臧、邪龙、味、昆泽、叶榆、律高、不韦、云南、嶲唐、弄栋、比苏、贲古、毋棳、胜休、健伶、来唯。”《后汉书•西南夷列传》就说：“滇王者，庄礄之后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为益州郡，割牂牁、越嶲各数县配之。后数年，复并昆明地，皆以属之此郡。”这里的牂牁郡地在夜郎，越嶲郡地在嶲州，即今天贵州西部与云南东北部。“昆明地”即指昆明族群居住的洱海区域，也就是“益州郡西部都尉”所辖之地。由此可见，益州郡的设置并不完全局限于“滇国之地”，而是经过归并、组建的。这里透露出一些信息，这就是从地理范畴上说，益州郡要比滇国大得多；从行政权力上说，滇国与滇王隶属于益州郡。

　　西汉时期的藩属国，大多是即其部落列置郡县，封其土长为王。譬如《武帝本纪》就说“（元狩二年）秋，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颜师古注曰：“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朝，故曰属国。”此语将属国与郡县的关系说清楚了。有观点认为，西汉王朝对藩属国实施的郡县制度，是“流官”与“土官”两大系统并行的体制。由郡太守、都尉，县令、长及其属官构成的“流官”系统，与以“王”“侯”为首的“土官”系统同时运作。当然，王侯属官尽管是原有的“土官”，但在纳入到西汉王朝的藩属体制后也获得了朝廷的承认。从史料记载看，以益州郡、牂牁郡、越嶲郡为主的西南夷郡县，其“流官”系统中的不少长、令、尉，都由当地“夷君”担任。

　　益州郡设立之后，又设置“益州西部属国都尉”，统领归附的叶榆等部族。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置永昌郡，“罢益州西部属国都尉”为止。这里的“属国都尉”是军职，具有军事管理的职能，属于军卫系统。

　　三、西汉对“西南夷”初郡、藩国的治理

　　（一）初郡的设立与基本治理政策

　　《史记•平准书》载：“汉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赋税。”所谓“初郡”者，司马贞索隐称“即西南夷初所置之郡。”西南夷牂牁、武都、越雟、零陵、沈黎、汶山、犍为、益州等八郡，自然在“十七郡”之列。

　　从国家制度层面来说，西汉王朝中央设置大鸿胪、典属国两大机构，专司“四裔”事务。而在四裔之地设置郡县的同时，实行“土流结合”的两套管理体系：“流官”由西汉朝廷委派并定期更替，直接执行朝廷使命；“土官”来自土著官员，奉王侯之命，按照习惯履行“土长管土民”的责任。汉武帝设置的“初郡”，与内地的“旧郡”相比，差异性在哪里呢？综合“滇国三印”所揭示的初郡设置情况，参照学界同仁相关研究成果，可将初郡的特点归纳如下：

　　第一，存其部落名号，即其部落列置郡县。大者设郡，小者置县。

　　第二，郡太守，县、道令长等，多由朝廷委任部族首领担任。

　　第三，实行按当地旧有风俗和制度进行治理的“以其故俗治”治策。

　　第四，汉王朝在初郡地区“毋赋税”，不向当地百姓征收赋税。

　　第五，军队主要由藩属国的王侯掌管，而不是郡太守。

　　第六，朝廷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初郡吏卒俸录、钱粮、货物，同时保障驿传的畅通。（“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点校本，2011年，第1329页。）

　　（二）西南夷初郡与藩国关系

　　汉高祖在全国开郡设县，大力推行郡县制度的同时，出于“秦孤立而亡之鉴”，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形成郡县制与藩王分封制并存的政治格局。（《资治通鉴》说：“帝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惩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填抚天下。春，正月，丙午，分楚王信地为二国，以淮东五十三县立从兄将军贾为荆王，以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壬子，以云中、燕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微时外妇之子肥为齐王；诸民能齐言者皆以之齐。”《资治通鉴》卷十一《汉纪三》太祖高皇帝中，见周国林主编：《资治通鉴》第一册第199页，岳麓书社，2017年。）郡县直属西汉王朝，王国则为封王管辖的属地与“食邑”。西汉时期，除刘姓诸侯王国之外，还有四裔归附后设的诸侯王国，即所谓的“服外诸王”，有南越国、东海国、闽越国、南海国、滇国、夜郎国、钩町国等。内地郡县与王国的关系较为微妙，那么“四裔”王国与郡县的关系又如何呢？

　　《汉书·西南夷列传》有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当时西南夷王国与初郡的关系。

　　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兴与钩町王禹、漏卧侯俞更举兵相攻。牂牁太守请发兵诛兴等，议者以为道远不可击，乃遣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像汉吏，立道旁射之……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蛮夷畏之。及至牂牁，谕告夜郎王兴，兴不从命，立请诛之。未报，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县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钩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

　　上述记载信息量很大。首先，牂牁郡内，有夜郎王兴、钩町王禹和漏卧侯俞“两王一侯”，他们彼此攻伐，而作为一郡之太守对此无可奈何，无法调解、制止“夷长”们相互攻伐的行为。第二，新任太守陈立为临邛人，可以说是本土人士，他历任“连然长”与“不韦令”，而且“蛮夷畏服”。连然与不韦，都是益州郡的属县，说明陈立是由朝廷任命、具有多地执政经验的土著官员。第三，夜郎王兴，有自己的封国，所以才说“至兴国县同亭”。第四，夜郎王有自己的兵马和官属，“兴将数千人，从邑君数十人”，这里的“邑君”就是夜郎王兴封国之内的官员。第五，“邑君”在当地民众之中有很高威望，可以“晓士众”，息事宁人。

　　总体上说，西汉在西南地区设置的边郡与藩国的关系是：首先，藩国受朝廷封赐的王、侯，必须听命于封国所在的郡太守，否则将受到制裁。其次，王、侯在封国内有自己的部曲和“邑君”，即土著的兵马与官属体系。王侯正是通过这个体系，管理自己的民众。第三，藩国的王侯邑长，是可以“有功”而受封的。譬如《汉书·昭帝纪》就记载“钩町侯”毋波，因参加大鸿胪广明镇压益州郡廉头、姑缯，牂牁郡谈指、同并“夷人”有功而受封为“钩町王”的经过。（史料记载，（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同并二十四夷皆反。遣水衡都尉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犇命击益州，大破之。……四年冬，遣大鸿胪田广明击益州……六年秋七月，……诏曰：‘钩町侯毋波率其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毋波为钩町王。大鸿胪广明将率有功，赐爵关内侯，食邑。’”见班固:《汉书》卷七《昭帝纪》，二十四史（简体字本），第4册第154-158页，中华书局，2000年。）

　　（三）初郡的职官设置与管理体制

　　“益州郡太守章”之外，西汉益州郡所属二十四县，今存“云南令”“建伶道宰印”“俞元丞印”“叶榆长印”“叶榆右尉印”等汉代印章。还有牂牁郡“同竝尉印”封泥、（孙太初《云南古代官印集释》（图一，12）有“同竝尉印”封泥。清代《封泥考略》）著录。《汉书•地理志》称：“牂牁郡，武帝元鼎六年开，莽曰同亭。有柱蒲关，属益州。户二万四千二百一十九，口十五万三千三百六十。县十七：故且兰、漏卧、平夷、同并、谈指……”，“同竝”即“同并”，为牂牁郡所辖十七县之一。见班固:《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第八》，二十四史（简体字本），第5册第1284-1285页，中华书局，2000年。）越嶲郡“遂久右尉”封泥、“三绛尉印”封泥，（见吴式芬、陈介祺合辑《封泥考略》（图一，8）。《汉书•地理志》，越嶲郡有遂久县，其地当今丽江永胜一带。按汉代制度，万户以上大县，县官称令，尉分左右。“遂久右尉”封泥，说明遂久为万户以上的大县。）犍为郡“南广尉印”封泥与永昌郡“哀牢王章”等汉代印章传世。（东汉永平年间，哀牢王率种人内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县，并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辖六县，合为永昌郡。“哀牢王章”著录于桂未谷《缪篆分韵》，见孙太初《云南古代官印集释》，《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第216-224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边疆地区考古发现与传世的官印，与文献记载相结合，就能考见郡县的开拓设置与沿革。前述汉代印章中，有益州郡“建伶道宰印”一枚。《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凡县主蛮夷曰道”，“道”为汉代“四裔”即少数民族聚居之地的县，“宰”为王莽时期道令、长之名。孙太初说，两《汉志》于边郡之县称“道”者甚多，如广汉郡之甸氐道、刚氐道、阴平道，犍为郡之僰道，越嶲郡之灵关道等等，云南郡县少数民族众多而无“道”之名称，不知何故。据此印，云南当时故有称道之县，疑《志》有遗漏。因此，“建伶道宰印”不仅补史之阙，还正史之误。

　　西汉时期，云南境内设县，分别为益州郡二十四，牂牁郡十一，越嶲郡三，犍为郡五，共四十三县，合计人口132656户、863355人。各县平均3085户，20078人，人口规模接近内地水平。《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后汉书•百官志》载：“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邑。县万户以上为令，不满为长。侯国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从尉印是否分左右，即可知县之大小。由此可见，益州郡等初郡所辖之县，户籍人口并不算少，其中有大县，亦有小县，还有道的设置。

　　汉代的属国官员，一为军卫系统，一为行政系统。文献所述的“益州郡西部属国都尉”之“都尉”，属于军卫系统的长官，而属国都尉辖区内的“叶榆长”“遂久令”等，显然属于行政系统。从上述印章、封泥材料，可以推断，益州郡治下同样存在军卫、行政两个系统。

　　四、结束语：“滇国三印”的价值与意义

　　官印是国家对云南进行管辖的物证，可以考见郡县之设置，国家之统一，民族之交流融合，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时代特色，意义特殊，内涵深刻。我们讨论的“滇国三印”，有出土者、传世者和见于著录者，包括印章、封泥等不同形式。但它们都是官印，代表的是政治权力，昭示的是官防信守。

　　为了更好地把滇国、滇王、滇相和益州郡的关系说清楚，我们以“滇国三印”为基础，引证了被收藏、著录，并经考校辨识的其它汉代印章，共同佐证与讨论相关问题。考古发现及历代著录的云南汉代官印，包括益州、越嶲、永昌、犍为、牂牁五郡，涉及古代云南大部分地方；就其行政等级而言，自郡太守以至县道令、长、丞、尉及将军、校尉属官，以及夷王、邑长，种类繁多却明白可考，足见云南当时与全国为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彰显了汉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透过“滇国三印”，我们对印章蕴含的社会历史情境进行了梳理，对西汉诸侯王国、“四裔藩王”、初郡制度作了讨论，对滇国、益州郡乃至汉代云南、中国西南的治理与发展有了全新的认识。用考古发现与文物相结合，特别是封泥、印章等材料，从边疆开发与治理的视域内重新思考“滇国”，在方法论上和材料的运用上，都是一种新的尝试。总而言之，透过“滇国三印”的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益州郡建立之后，“滇国”仍然存在，而且像内地诸侯王国一样，有一套行政系统。“滇王”由朝廷封赐，“滇相”由朝廷任命。皆持官印为凭信。

　　第二，初郡的管理，以“因其故俗治，毋赋税”为基本政策，重在维系国家的边疆治理体系，维护大一统体制。初郡的设置，是依照“即其部落列置郡县”的规则，按照“部落”的大小，大者置郡，小者设县。初郡所辖各县的令、长、尉、丞，多由当地土著邑长担任。

　　第三，滇国地理上小于益州郡，行政上受益州郡太守管辖。初郡之内，有时多个王国并存，如牂牁郡就有夜郎、钩町、卧漏等三个王、侯国。

　　第四，滇国“王都”在河泊所，空间上邻近“滇王墓地”石寨山遗址。“河泊所”原是滇池县治所，同时是西汉益州郡治所在地。以此为核心的滇池周边，就是滇国的中心区域。

　　第五，益州郡设立与汉代西南边疆历史发展，充分彰显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特征。由益州郡设治开始，云南就成为汉朝的一部分，参与到各民族共同开拓祖国疆域，共同书写中国历史的共创中华伟业之中，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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