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早期引介——以1920年代山川均译介为中心

02-13 次遇见

　　摘要：1920年罗素访华引发了社会主义论战，无产阶级专政成为讨论焦点之一。为了应对质疑，早期共产主义者急需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系统阐释。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的论著充当了列宁理论的文献中介。列宁与考茨基在1918年前后的一系列论战观点，也成为社会主义论战双方争相引用的思想资源。山川均运用列宁的阶级属性视角，打破一般意义上民主与专政的区分，分析了专政的内外两方面，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意义，突显合理性与必然性。同时，列宁的国家学说、先锋队理论等问题也纳入讨论。列宁在论战时期的理论都有明确的驳论对象与语境，但这些在东亚的译介里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通过不断的论战、译介与传播，中共早期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丰富起来，开始了理论本土化的进程。

　　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成果颇丰，海外研究较早勾勒了其历史脉络。1980年代后国内研究形成高潮,出版了一批论著与资料集，注意到早期中共党人对于马克思学说的选择性吸收，这成为后来研究的经典问题。中共党史学界一直重视建党时期的史实考证；而石川祯浩从组织、人员、文献等方面来考证社会主义传播过程中的日俄因素，引起国内学界重视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的中介作用，但尚未涉及其中的思想流变。

　　“无产阶级专政”是在1920年代初社会主义论战中集中引入并激起讨论的问题之一。在评述这场论战之时，既往研究主要从早期中共党人言论出发，梳理其主要论点，列举引文，很少追溯其论证过程与思想来源，对不同问题的特质也没有揭示。近十几年来，对于社会主义论战的对手方《改造》派、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研究日渐丰富，而早期共产主义一方的研究仍有待深入突破。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用多方文献与思想资源追溯的方法，考察社会主义论战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引入，关注共产主义者的论证思路与日本文献资源，特别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山川均的文献引介。

　　一 论战初起与“行动的社会主义”

　　1920年10月，罗素访华演讲，直接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社会主义论争，焦点之一便是俄国“劳农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早期译名）。罗素向有批评资本主义的名望，又在十月革命后亲赴俄国考察，因而很受中国知识分子关注，《新青年》立即翻译刊登了他来华前发表的游俄感想。

　　罗素在游记中对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观感不佳，认为俄国实践非民主社会主义，而且“专政”的主体是布尔什维克党人，也非无产阶级。此论是基于英国社会主义者的标准，面对英国读者而言，但经《新青年》发表后传播甚广，一度被当作反俄论者的代言。然而，罗素最终给中国的建议是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走俄国人的路。这种复杂态度，使社会主义论战中的各派都有所不满。

　　中国共产主义者此时更不能容忍含混不清的态度，须将俄国政制理论辩明清楚。同时社会主义论战中“无产阶级专政”屡遭质疑，中共急需理论资源支持。陈独秀在转向性文章《谈政治》中明确赞成俄国的“劳动专政”，并提到修正派“拿德谟克拉西来反对劳动阶级底特权”。此论立即遭到“德先生”追随者的反对，批评俄国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不在劳动者手中。陈独秀只能回应一个笼统设想：“经济制度革命以后，凡劳动的人都得着自由，有什么不合乎‘德谟克拉西’？那班得不着自由底财产家，为什么不去劳动？到了没有不劳动的财产家，社会上都是无产的劳动者，还有什么专政不专政。”若系统地驳论，中共党人需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施行方法的思想资源。

　　早期倾心共产主义者多有日本留学背景，于是日本共产主义者自然地发挥了理论引介的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劳动运动兴起，社会主义思想界再次分裂，堺利彦、山川均等部分社会主义者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脱离，完成了布尔什维主义转向。这一转向，对于吸收日本资源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产生了极大影响。山川均此时主要通过美国文献来了解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不时在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上推介。布尔什维克革命与列宁的学说也由此转译到中国。

　　1921年5月，山川均为《新青年》撰稿《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该文大意曾在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作为卷头言发表过。文中强调的“行动的社会主义”正是指“马克思革命的无产阶级独裁底学说”。山川均认为罗素来华所讲的“到自由之路”并没有指明什么道路，而“马克思在五十年以前，却已将这‘路’明白指示我们了”。山川引用了马克思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两处文本，证明无产阶级专政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必然历史阶段，随后讨论了这个过渡期在俄国苏维埃政府的实现形式。

　　针对山川均的推介，《改造》杂志随即发表徐六几的评论，尖锐批评俄国式无产阶级专政不符合马克思学说。徐六几认为，马克思所称的“无产阶级专制”有特定的前提和时机，即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之间，“前提必为‘多数人’，而且是‘时机到来’之后”。而且徐六几强调，“马克思所谓无产阶级的独裁政治，并非固定的国家制度，而是一时的必要手段。而且不是一人一政党的独裁政治，而是一阶级的独裁政治”。他认为如果像俄国一样，“政府的形式的独裁政治，他和剥夺反对者的权利同其意义，是反对民主主义的”，特别是当“这个独裁政治是一个政体、一个人或者一政党的独裁政治，便非无产阶级全体的独裁政治，而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对于其他部分的独裁政治”。徐六几这一观点，区分“独裁政府形式”与“独裁政治状态”，主要来源于考茨基。这引得早期中共党人继续从日本文献援引列宁的驳论。由此将考茨基与列宁的论战内容引入了中国语境。

　　二 一种政体还是一种状态？考茨基与列宁的论战重现

　　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全面否定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同，考茨基肯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进而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形式。考茨基坚信马克思所称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符合民主精神的、过渡时期的政治状态，以巴黎公社的民主选举为典型。在考茨基看来，巴黎公社的尝试失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放弃了这一不成熟的提法。1918年《无产阶级专政》一书集中论述了他的的观点，在社会主义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列宁也不得不回应。1918年10月列宁专门撰文《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以论战形式直接批评考茨基观点。二者争论的起点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质是一种政体还是一种状态，即徐六几所言“独裁政府形式”或“独裁政治状态”。1921年初，《改造》杂志就已介绍考茨基书之大意，成为《改造》派重要的论据。 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书中针对苏俄政治，辨析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按照考茨基的理解，马克思不是在“取消民主”的字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种政体”，而是 “一种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状态”。巴黎公社是马克思所称的无产阶级专政典型代表，以普选制为基础的广泛民主。

　　在这里，他专门区分了“作为状态的专政”和“作为一种政体的专政”。前者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民主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统治”；后者是强调剥夺反对派的权利和自由。当专政作为一种政体时，就不可能是一个阶级的专政，而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专政。考茨基推断，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产业落后国家（如俄国），胜利的政党在知识方面不优于其他人，因而只能“借助于足以胜过无组织的人民群众的一种中央集权组织的优越性并借助军事威力的优势来进行统治”。他认为在此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而列宁的驳论是站在鲜明的阶级立场上，反对纯粹性的民主概念。1921年3月，山川均批评《考茨基的劳农政治反对论》，发表在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介绍了列宁的观点。列宁的论战形式，就是成段引用考茨基，然后加以批评。山川均受之影响，也将考茨基的主要观点，逐段翻译为日文，再加以评注，一一反驳。施存统将该文译为中文，连载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其后编译进《社会经济丛刊》。施存统的译文，旨在对徐六几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的论点来源进行驳斥，将无产阶级专政的讨论推向高潮。

　　山川均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解，与考茨基有很大差距。表面上看，山川均并没否认考茨基对“无产阶级”概念的辨析，但强调考茨基质疑的是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而非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然假使采取这个解释，考茨基却并不是反对无产阶级独裁这个实质的，是归着到无产阶级独裁这个实质不当取无产阶级独裁这个形态这一件事上去的。”

　　从根本上讲，山川均认同列宁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判断考茨基所论一般的民主与独裁问题不适用无产阶级革命的“特定阶级”和“特定目的”。因而他说：

　　考茨基对列宁底问题，不是一般德谟克拉西和一般独裁政治底问题；是一个特定阶级，以一个特定目的，对于一个特定阶级采用独裁政治底可否如何这样一个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场合，为完成其解放起见，还是照样维持有产阶级底德谟克拉西好呢，还是实行无产阶级底独裁政治好呢，这样一个问题。

　　至于专政独裁的弊端，“由独裁政治来颠覆德谟克拉西这件事，初成为问题的，只限于在例外的场合。就是因为碰到很少见的那样有利的形势，不管人民底多数还没有加入，或者竟是反对，也使一个无产阶级的党派去掌握政权——在这种千载一遇的场合，才成为问题的”。山川均相信劳农俄国是“占人口多数的阶级，以阶级解放为目的，行于反对阶级上面的独裁政治”，绝不是少数专政的“千载一遇的场合”。

　　山川均这里的核心观点来源于列宁在1918至1919年间多次反驳资本主义宣传使用“一般民主”、“纯粹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列宁不赞同考茨基对“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界定，称之为“遁词、诡辩和骗人的伪造”，这是因为考茨基避开了民主的阶级性。而阶级性，正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关键所在。

　　另一位熟悉日本文献的早期中共党人李达，也阐述了他对这场论战的理解。他认为“柯祖基（按：即考茨基）所说的和社会主义结合的民主主义”，是“德国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而“劳动专政纯粹根据马克思学说”，因为马克思《法兰西革命》《哥达纲领批判》与《共产党宣言》等文本都提到无产阶级专政，再经过列宁引申立论。该理论的意义是“劳动阶级对于资本阶级运用的强力政治”。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一阶级对于他阶级而行的革命的强有力的国家”。李达通俗地讲“所谓劳动专政，就是劳动者的国家”。这说明早期中共党人已经结合了列宁国家理论阶级视角，来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三 列宁的国家学说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

　　列宁《国家与革命》也成书于与考茨基等论战时期，对于国家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发展阶段等问题做了系统论述。早期共产党人很快也发现了这一思想资源。第一个中文节译本由沈雁冰翻译，首章前两节发表在1921年5月《共产党》上。译文以“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一句闻名，成为列宁理论在1920年代初中国传播最早与最广的文本之一。

　　《国家与革命》开篇的这一小部分内容，只是列宁这本划时代意义作品的开头，却向中国人介绍了国家与阶级社会关系的观点，成为社会主义论战中共产主义论点的思想来源。书中指出考茨基曲解马克思之处，是“忘记或忽视以下的推论”：

　　如果国家是阶级冲突内不可调和性的产物，如果国家是立于社会之上的一种力，“渐渐儿欲从社会分离的，”那么，便可以明明白白知道欲使被压制的阶级自由时不用武力的革命是不可能了，不破坏国家权力的机械是不可能了，这国家权力便是治者阶级所创造，而且国家从社会的“分离”也便是包含在这里的呢。

　　列宁这里论证了国家以武力压制反对阶级的必要性，早期中共党人则以此推论无产阶级专政以暴力压制反对阶级的必要性。经过了“国家”这一阶级的历史的产物，“阶级”的必然性就成功地推论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

　　1922年，李乐天为《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作后序，就运用了这一论点——国家的阶级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

　　国家既是一阶级用以压制别阶级的强权机关，然则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有德谟克拉西可言么？不过支配阶级的本阶级间，因要协调以统治被支配阶级，故资产阶［级］自身之间，自有资产阶级德谟克拉西。而无产阶［级］自身之间，也有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对压制资产阶级而言。

　　以马克思国家学说为据，李乐天认为：“无产阶级的国家既是一种不得不利用于革命内乱内中来制胜其敌人的暂时过渡机关。”由此反观考茨基的观点，李乐天批评他“竟忘记了马克斯主义的国家说，迷信德莫克拉西政治，以为可以施诸万世万万世，不知共产主义和消费组织完成政权是永远灭的，然则在这政权将告绝没后的过渡时期内，还有与仇敌阶级行德谟克拉西之必要和可能么？”

　　在这里李乐天提到的“过渡时期”，涉及列宁国家学说的“历史范畴”。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里提出，国家是一个阶级范畴和历史范畴，终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而列宁认为，恩格斯这一论点被机会主义者，如他的论敌普列汉诺夫、考茨基歪曲为和平演化社会主义的过程，因而列宁《国家与革命》意在加以解释，反驳社会民主主义者。

　　列宁强调资产阶级国家必经暴力革命而结束，然后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工人手中，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列宁根据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提到的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理论，具体论述了这个过渡过程，根据“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虽不是全面的正义与平等，但随着社会阶级变化，国家逐渐消亡，最终演化到“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过程中“无产阶级专政”恰是国家的“阶级范畴”和“历史范畴”的重要表现形式，是列宁理论体系的重要一环。因此，列宁才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因沈雁冰节译《国家与革命》篇幅有限，尚未译及这些观点，但其要点已零散出现在其他综合性的译介中，为知识青年所理解，李乐天的序言即是一例。施存统从日本文献中也译介了这套历史演进的过程，即社会革命阶段论，发表在1921年8月《新青年》发表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文里。

　　根据列宁理论，施存统把过渡阶段论更细分为：第一，“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过渡期”；第二，阶级消灭、按劳分配为特征的“共产主义底半熟期”；第三是“共产主义底完成期”。施存统认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空想的及科学的社会主义》等经典论述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列宁将其继承并阐释出来，因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据我看来，只有布尔塞维克主义。”依据这一系列理论论证，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因“阶级范畴”而产生政治正当性，因“历史范畴”而具备过渡性与必然性，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论述中都有所表达。

　　四 无产阶级专政与先锋队理论的东亚解读

　　在192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论战中，无政府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普遍民主倾向者提出的另一挑战，就是质疑无产阶级专政的主体到底是谁。如有人质问陈独秀：“社会上这多无产劳动者，能不能各个人都去过问国家大政和执行政务，若是不能各个人都去问政、执政，怎么不是少数人专制？怎么能说是无产阶级劳动者专政？”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推论：“在我们与劳动者之间，跑出了一批三头六臂的人，实行新式的‘挟天子而令诸侯’，强奸的替劳动者代行职务，以我们为对象而专制之。”无政府主义者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般政客的投机行为”，“无产阶级乃其饰词”。

　　列宁也面临过类似挑战，因而山川均的译介对这一问题也有所涉及，为中国共产主义一方提供了为数不多的理论资源。列宁的政党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有密切联系，正是在这时期论战中逐步完善起来的。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报告引起英国代表反对，列宁当场补充反驳。1920年前后，列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中的一些政治关键词加以论述。针对英、德共产党人质疑苏俄“无产阶级专政”实质是“党的专政”，列宁称之为“左派幼稚病”。在这里，列宁集中谈到了阶级、政党、领袖和群众在专政中的关系。

　　列宁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中起到了领导作用，“专政是由组织在苏维埃中的无产阶级实现的，而无产阶级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这种领导表现在决策上，“我们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国家机关没有党中央的指示，都不得决定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但在组织上，党与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连接是工会。“党直接依靠工会来进行自己的工作。”工会“是一个形式上非共产党的、灵活而较为广泛的、极为强大的无产阶级机构。党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同本阶级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阶级专政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实现的”。

　　鉴于西欧马克思主义者集中在“党的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争论不休，列宁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解释，结合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的领导作用。但是，列宁的论述极有分寸，从未使用“党的专政”或“先锋队的专政”这样容易引发误解和争议的用语。而且，列宁重点论述了先锋队要依靠阶级群众的支持，“单靠先锋队是不能胜利的”。因为“当整个阶级，当广大群众还没有采取直接支持先锋队的立场，或者还没有对先锋队采取至少是善意的中立并且完全不会去支持先锋队的敌人时”，先锋队不可能独自战斗成功。“要真正使整个阶级，真正使受资本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

　　这些具有辨析意义和分寸感的论述，当引述到东亚时发生了微妙变化。列宁与考茨基论战时确实提到过：所谓对外专政，是对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对派专政；对内专政则是无产阶级的新式民主——苏维埃制度。但是，山川均的解读中“对内”变成了“少数无产阶级先锋”的专政统治，起到启蒙和唤醒无产阶级的作用。山川均进而介绍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理论：

　　只有一层，这个历史底唯物的历程，并不是在一切人底意识上平均正确地反映出来，首先感觉到的大抵是少数的无产阶级，多数的无产阶级，只是仿佛感觉着。所以大多数的人还是半无意识地被历史的必然性拘束着。因此革命事业，必定是这些少数无产阶级底先锋首先着手实行。所以无产阶级独裁政治，在一方面说，是无产阶级强制粉碎反对阶级，使他们和自己阶级同化吸收的一种组织；同时在别一方面，又就是使大多数的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心理解放出来的组织。

　　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是列宁政党理论中最大的创新之一。可是列宁在面对第二国际的“专制”指责时，纵然以无产阶级的骄傲口吻，也不轻易提及无产阶级政党的对内专政，而是反复强调苏维埃“最接近人民”，是“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和最高类型”。在民主与专政的语境下，如果论述先锋队理论，等于承认了考茨基指称的“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专政”、“一个政党的专政”。列宁避免生发的语境，在中日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出现了。

　　山川均直接将先锋队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结合起来理解，成为了对外、对内的两重专政。这已经打破了列宁在与第二国际理论者论战中的谨慎措辞，决然地将理论激烈化。他的观点直接影响了中文译介者施存统。

　　施存统论述的“无产阶级专政”两种，一是“对付反对阶级”，二是“对付自己阶级”。“前者就是压伏有产阶级，使佢们就我们底范围，使反对阶级渐归消灭。后者就是训练自己阶级，使个个无产阶级分子成为革命者，担任建设共产社会的事业。”从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就需要结合党的先锋队作用。

　　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在事实上，起初只是少数人专政；这是不能讳而且也不必讳的。大家想想看：多数无自觉无训练无组织的无产者，怎么样就可以叫佢们来专政呢？叫他们来专政，共产主义岂不是要糟了么！所以要想使共产主义没有危险，起初必定只有少数有觉悟、有训练、有组织的无产阶级专政的。

　　施存统以先锋队理论来理解“无产阶级专政”，在思想深处不乏中国固有的精英政治观念。他坦言自己相信精英革命。“我是一个相信少数人革命的人，我以为革命在事实上总是少数人的事。”“我所谓少数人革命，就是有少数觉悟的人就干，不必等多数人都觉悟了然后才起来干。……多数人革命，是缓进的革命（或者是不可能的革命）；少数人革命，是急进的革命；因为等不住了，所以才先干了。”少数人担负起革命的先锋，自然要靠政党的作用。

　　其后，“无产阶级专政”遭遇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等派别的反对声音最为强烈，施存统又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1921年7月，施存统根据山川均的观点，编译《第四阶级独裁政治底研究》一文，直接借用了“独裁”这一词。施存统不加忌讳的用语，首先因为他要解释很多人的“误解”，即未分清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对敌人的政治独裁，对自身阶级的产业独裁：

　　原来无产阶级独裁政治，有两种性质：一种是政治的独裁，一种是产业的独裁。政治的独裁，用于反对阶级，是应于阶级斗争上底必要。产业的独裁，用于无产阶级自身，是应于生产技术上底必要。这两种所属的范畴，完全不同，千万不可混而为一。拿这一种理由来反对别一种理由，简直是笑话，是自暴其丑。

　　施存统解释的“对内专政”又多了一层经济生产上的需要。他采用马克思的说法，认为政治独裁是到社会主义之路上必经的过渡；而产业的独裁，从社会经济上看，更具有过渡时期的必要性。因为列宁认为，“一切大机械工业，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底源泉及社会主义生产力底基础；所以都要绝对的紧密的‘意志底一致’。而且必要由这个意志底一致，来指导几千百万人民底共同工作。这个必要，从技术上、经济上、历史上底见地看起来，都是很明白的”。而且“产业的独裁”可以从生产到社会组织、政治组织，逐渐引入一个“服从一个人底意志”的“指导者”“独裁者”即“少数觉悟者”的专政。至于具体的方法，施存统引用列宁的话解释“使多数人底意志服从一个人底意志”，“就是在工作的时候，要绝对服从生产指导者（即独裁者）底指挥”，不过这可以随实际状况而异，与不同产业的劳动者团体组织发达程度而决定。

　　施存统也强调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与寡头独裁政治不同。俄国“也不是列宁独裁，也不是托洛茨基独裁，是苏维埃独裁。而苏维埃是建筑在无产阶级德谟克拉西上面的，所以叫做无产阶级独裁”。

　　至于现实施政阶段，施存统解释了少数觉悟者执政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可行性，以及针对反对阶级的防卫、镇压的必要性等。

　　我们底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手段也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革命之初，社会主义固然不能完全实现，政权也一定是操在少数觉悟者之手（事实上）。由这少数觉悟者，协同多数无觉悟者组成一个阶级，由此得到觉悟进而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由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手段，来撤废一切阶级，实现社会主义。但，如果在这中间，不管反对阶级或无产阶级底无觉悟者，有危及共产主义者，吾人当就力之所及，取一切防卫手段。

　　而且，施存统一再强调，这是适用于中国国情的讨论。“我们支那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很不发达；实行共产主义，比别国要加倍困难。拿现在底经济基础来行共产主义，当然是做不到的。……要建设这个共产主义的经济基础，在这种产业不发达、人民无教育的国家，除了用政治的权力以外，我实在想不出有第二种方法。”

　　先锋队政党理论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可行性问题，在施存统看来，提供了一个到共产主义之路的有效过渡手段。与其说这是一种精英革命观的延伸，不如说，是看到了苏俄政治在革命时代的强大力量。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并不容易被轻易接受。连陈独秀也承认这一点，但是苏俄政治的强大战斗力深深吸引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如陈独秀所言，“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底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为此他宁愿“去掉我们厌恶首领、厌恶指导者的心理”。

　　有同样心理的人不只是早期中共党人。如有学者考察1920年代孙中山提倡苏俄政党政治的用心，恰印证了胡适对孙中山的评价：“在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感觉到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革命党’的需要，所以他改组国民党，从甲式的政党变成乙式的政党。”孙中山基于民初政治失败，对革命“先知先觉”者的阐发，对“权能分离”政治体制平衡效率与民主的探索，都反映了他与同时代革命理论家的契合之处。

　　结 语

　　罗素访华前后的对俄言论，引发了中国关心社会主义问题各派的论争。结合俄国革命后的社会状况，无产阶级专政成为集中讨论的焦点之一。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明确地批评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不符合马克思学说。尤其是基尔特社会主义者频繁引用考茨基的观点，激发了早期共产主义者进一步引介列宁理论，引入了1918年前后列宁与考茨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争。

　　日本马克思主义文献在其中起到了中介作用。1919年4月，堺利彦和山川均创办的理论杂志《社会主义研究》发刊，除了解说、宣传马克思主义，着重介绍了俄国革命与劳农政府。1920年该刊发表了《苏维埃政治》《无产阶级独裁》等文章，解释俄国革命的历史以及列宁学说。此后，二人正式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脱离出来，转向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思想道路。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界的变化，恰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带来了新的思想资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劳农俄国的现状、列宁的学说，经过山川均等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介绍，在中国的译介渐多起来。

　　从日本传入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有三大特征：其一，引入列宁的阶级属性视角，打破一般意义上的民主与专政的区别，以回应民主论者。其二，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摘选引文，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阶段意义，凸显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同时引入列宁的国家理论辅助论证。其三，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内、对外两方面分别论述，结合先锋队理论，理解俄国革命后政党、国家与人民、阶级的理论属性关系。

　　“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初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界来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复合新名词。早期共产主义者只能利用有限的知识资源，争相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列宁的话，罗列其观点。而山川均、施存统等日、中共产主义者在理解列宁学说之时，难免带有东亚政治文化特色，对于专政等问题远没有西欧知识界那般敏感，直接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内、对外两方面。而当时中国革命的复杂局面，也使得同时代的革命思想家更容易倾心于苏俄政治的强大战斗力。列宁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由此开始了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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