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山：“一带一路”如何邀请美国参加派对？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北京主持的年度“一带一路”论坛，吸引了近40个国家的领导人，美国没有派官员参加。不但如此，一些美国政府官员还到处酸“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否会成为“美国秩序”和“中国秩序”之间的对抗？未来的“一带一路”如何能成为全球化的“最佳实践”？

在“一带一路”提出五年多之际，中国国家发改委正在制定中国政府正式承认的合法“一带一路”倡议项目清单。同时有迹象显示，中国正在调整“一带一路”的项目模式，包括减少所谓“债务陷阱外交”，推广“数字丝绸之路”，如这个月宣布的在马来西亚投资建设首座AI产业园，由马来西亚科技公司G3 Global 与中国的商汤科技、中国港湾共同合作，预计5年内投资金额将超过10亿美元（约合67.13亿人民币）。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最近采访了丝路金融有限公司总裁李山。由于丝路金融目前致力于“一带一路”的项目投资和咨询服务，我想听听李山从实业角度对于“一带一路”国际接轨的个人体验。李山刚被选为瑞信集团首位华人董事。他曾任中国开发银行首席国际业务顾问、瑞银亚洲投资银行副主席、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高盛公司首席中国经济学家，也是纽约证交所上市公司搜房网的联合创始人。拥有清华大学学士学位、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的李山，目前也是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理亊长、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访问委员会成员、麻省理工学院斯隆金融咨询委员会成员、中国丝路规划研究中心副主任以及香港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刘裘蒂：丝路金融有限公司成立多久了？专注在“一带一路”的项目吗？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为何？

李山：丝路金融公司成立三年多了，我们是一个“商人银行”（merchant bank），主要做两款业务：投资和财务顾问。除了帮国内企业在“一带一路”进行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做财务顾问工作，如何调试？

李山：从专业上来说，目前我的专注点跟我以前做的是没有区别的。我一直做投资银行，商人银行应该算是投资银行中的一部分吧。但“一带一路”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事实上我很早就关注丝绸之路，因为我老家在四川，所以十几年前我还在中银国际当CEO时，就成立了丝路工作小组。当时我就想在相当于现在的“一带一路”上做些投资，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把中国和欧洲连接起来。

我离开中银国际之后自己做投资，曾去到中东的卡塔尔，商谈要一起重建丝绸之路。我记得当时是美国目前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跟我一起去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博尔顿替我引路介绍，见了卡塔尔的总理，我跟他提到这样的建议。

当时我这个想法可能太早，人微言轻，所以也没有引起对方的重视。现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倡议，跟我当年的想法不谋而合，所以我就决定投身于“一带一路”的投资和财务顾问工作。

刘裘蒂：有哪些国家和行业是贵公司专注的重点？有没有在文化或其他方面的挑战？

李山：“一带一路”上的国家我们都跑了一遍，看过的项目在中亚、非洲、欧洲和东南亚都有。在行业方面，除了基础设施，还有矿产资源、能源、金融机构等。

至于文化上的挑战，我们公司非常国际化，公司合伙人分别来自美国、欧洲、中国、东南亚等地。比如说我们公司的董事长约翰桑顿先生，就是以前高盛的全球总裁，而我们的顾问索拉纳先生是以前北约的秘书长，后来欧盟理事会的秘书长。所以对我们来讲，相对于国内的公司，我们更加国际化，更能适应文化上的差异。

另外，公司运营虽然不需要太多资金，但投资“一带一路”项目必须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我们做的项目最少也可能需要几亿美金，动辄超过几十亿美金，因此资金的来源也形成了一大挑战。

我们公司成立时中国的外汇储备有4万亿美元，但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了1万亿美元，而中美贸易战更使得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的融资不能依赖“输血”模式，而必须学会“造血”。

刘裘蒂：美国无疑是“一带一路”最大的质疑者。美国人经常对项目实施和框架的标准、项目治理和透明度、融资模式以及可能对西方发展规范的侵蚀表示担忧。您怎么看？

李山：关于你提到的实施标准、项目治理和透明度问题，我想我们公司比大多数中国公司更按照国际最佳标准，比如说绿色环保等标准，来进行投资。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的一些项目的执行提出一些质疑，我觉得也是好事，提醒我们要更注意按照国际规范和“最佳实践”来做事情。

但我觉得美国的质疑，主要还不是从这种专业层面上，而更多是从地缘政治上，总有人怀疑中国有特殊的地缘政治企图，甚至给“一带一路”冠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认为是给东道国制造“债务陷阱”。我认为这种偏见不实事求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像我刚才讲到，多年前我自己想要沿着现在称为“一带一路”的丝路发展商机，其实也就是因为看到中国西部要发展，需要搞好国际贸易，丝绸之路对于西部的发展非常重要，可以促进这方面的贸易。

我相信从国家层面来讲，也更多是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受益了，所以中国现在自愿对全球化做贡献。以前美国批评中国搭便车，现在中国要对全球化做些贡献了，却又怀疑说这里面有什么殖民主义，我觉得这两种观点是自相矛盾的。

从经济上来讲，建设“一带一路”其实就是开辟新的市场。现在全球经济发展都很乏力，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和新的经济需求，这就需要发展新的市场。像非洲这些地方，人口众多，基础也比较薄弱，就像中国二三十年前的情况，所以未来的发展前景和速度都挺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把这些市场开发出来，这些市场就可以为大家所共享，其实西方包括美国也会大大受益。

李山：我不知道你说的不公平具体指什么。因为一个企业不管国企也好，民企也好，中国的企业也好，海外企业也好，你要能够在国际上去竞争，要用商业化的方式去竞争，一定得有一些比较优势。比如说中国的很多央企，搞基础建设的能力确实是世界领先的，因为它们在中国进行了大量基建，所以这些央企在成本控制和建设速度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我不认为这种竞争优势不公平。

有些人可能指的是国企在融资方面会得到中国国有大银行的过度支持，中国确实需要注意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国国内，也存在民营企业从金融机构融资比国企明显更困难的情况。中国政府正在通过金融和国企改革解决这个问题。国有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应该按照商业化、市场化的原则进行融资和投资。

刘裘蒂：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牺牲了很多环境资源，中国企业在海外竞标项目时是否面对环保的要求？在这方面会更加谨慎吗？

李山：气候与环境治理近年来是一个全球都十分重视的问题。中国也从自己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过程汲取了教训，很重视这个问题，提出要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企业在走向“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应该按照国际环保标准进行投资建设。一些中国企业国际运作的经验还不够充分，需要向美国和别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学习，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包括环境治理的标准，积极建设绿色“一带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