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诗歌海洋灾害书写论析

02-13 次遇见

　　摘要：发轫于唐诗的海洋灾害书写，至两宋已由片段而全篇、由意象而叙事，蔚为大观。特别是两宋不少诗篇以灾害事件为中心，反映了宋帝国东部沿海南北各地遭受飓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历史图景，形成忧悯受灾疾苦、歌咏御灾业绩、反省人类过失等系列应灾主题，表现了华夏先民历经苦难、依海而生的峥嵘历程和斗争精神，展示了当时士人应对海洋灾害的精神成长过程，实现了对海洋灾害这一民族心腹大患的生命体察和人性关怀，标志着这一题材的写作日趋成熟。许多诗作以对飓风、波涛、水族、海堤以及人海抗争的形象刻画，开拓了中国诗歌新的意象天地和艺术境界。这类诗作突出反映了人海冲突的一面，是当时诗坛对海洋题材创作的重要补进。

　　自古以来我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历史发展兼具陆海两个方向”。海洋既给人类带来福泽，也带来灾难。迄至当代，单是位居我国海洋灾害首位的风暴潮，就与大江大河的洪水泛滥一样，被公认为“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因此，海洋灾害给我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不容小觑。我国诗歌历史悠久，但唐代以前的传世诗作罕见关注这一题材。“隋唐五代以后，海洋灾害已经波及到我国沿海的大部分地区，从一种小规模灾害演化成多发灾害。”在此背景下，走向繁荣兴旺的唐宋诗歌将其纳入吟咏对象已是势所必然。

　　“中国海洋灾害主要表现为风暴潮、海啸、巨浪、海冰、海雾、海岸侵蚀及海难等。”其中风暴潮灾害发生最为频繁，“约占全部海洋灾害记录总数的96％”，分为台风风暴潮和温带风暴潮两种。二者之中，台风的影响尤其巨大，其在外海主要表现为风、浪灾害；“在近岸则表现为风、浪与风暴潮结合引起的灾害；在内陆则主要表现为风和暴雨灾害以及由暴雨引起的洪水和诱发的滑坡、塌方及泥石流等灾害”。据考查，唐宋诗歌主要涉及了风暴潮、大风、巨浪、暴雨、海潮和海难的书写。其中，唐五代时期涉及海洋灾害的诗歌在30首以上，属于专题吟咏海洋灾害的诗作有5首，涉及作家有20人；两宋时期此类诗作在92首以上，专题书写海洋灾害的诗作有46首，涉及作家已达59人。目前，灾害史、海洋史等学科对历史海洋灾害已有不少系统研究成果，古今文学研究早已在倡导“海洋文学”研究，但是对于与此密切相关的海洋灾害文学却未遑顾及。

　　唐宋时期我国经济重心南移东倾，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开发开放有了显著的进步。正如南宋诗人杨万里在岭南近海地带航行时所感悟：“知是风波欺客子，不知客子犯风波。”（《清明欲宿石门未到而风雨大作泊灵星小海》其四）唐宋时期日益增多的海洋灾害，并非仅是大海单向侵扰沿海地区的结果，而是华夏民族加快向海图存的历史步伐与之迎面遭逢的结果。因此，众多唐宋诗人从不同角度对此的吟咏，事实上构成这一重大历史进程遭遇来自海洋严峻挑战的珍贵记录。尽管古人不可能有这样自觉的认识，其相关创作成果的留存也十分零散，但却无妨我们依据事实整理、考察这一份少为人知的文学遗产，考论其特有的文学、文化价值，从而增进对诗歌史多元面貌和民族发展历程的认识，助益于当代中国海洋意识的增进和海洋灾害的现实应对。

　　一、片段书写与专题吟咏

　　海洋灾害明显进入诗界视野，是从初盛唐沈佺期、宋之问以及张说等人贬谪岭南遭遇飓风才开始的，及至中唐韩愈、柳宗元，南迁士人们仍在诗里反复诉说飓风的可畏和险恶：“萦海若，霹雳耿天吴。鳌抃群岛失，鲸吞众流输。偶逢金华使，握手泪相濡。”（沈佺期《夜泊越州逢北使》）“愁多时举酒，劳罢或长歌。南海风潮壮，西江瘴疠多。”（张说《端州别高六戬》）“飓起最可畏，訇哮簸陵丘。雷霆助光怪，气象难比侔。”（韩愈《赴江陵途中寄赠》）“射工巧伺遊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柳宗元《岭南江行》上述诗中的“”“风潮”“飓母”都代指飓风，以今天的常识可以推知，是指当时广东、广西近海地带以台风为中心的灾害天气。这些诗作并非专注于写飓风，以部分诗句将飓风与荒外、异壤、霹雳、瘴疠和鲸鳌等相提并论，在贬谪文人多愁心境的作用下，共同组成一幅幅蛮荒、恶劣的贬谪地环境，流露出诗人南迁时期惊惶不安的心情。诗里均没有特写某个具体的飓风灾害事件，概略的笔触勾画了飓风恐怖的声威和对舟旅行程的严重惊扰。

　　大概因为岭南飓风的威名和岭南地区在当时太过荒凉落后，那些没有身到岭南的诗人在赠行南迁、南游的诗中往往也会绘声绘色地描述类似上述南迁诗里的情形。如中唐白居易《送客南迁》把飓风偶发的岭南写得天昏地暗、险象环生：“飓风千里黑，草四時青。客似惊弦雁，舟如委浪萍。”

　　中晚唐诗人还不时将对飓风的忧惧写给去往新罗、日本的中外使节和友人，设想他们航海去往异国途中可能遭遇的惊涛骇浪，表达他们对航海旅客的牵挂和友情：“飓风晴汨起，阴火暝潜烧。鬓发成新髻，人参长旧苗。”（顾况《送从兄使新罗》）“涨海虽然阔，归帆不觉遥。惊波时失侣，举火夜相招。”（张乔《送朴充侍御归海东》）“无风亦骇浪，未午已斜晖。系帛何须雁，金乌日日飞。”（吴融《送僧归日本国》）由此可见，有唐一代诗人们对于飓风给内河、外海航行带来的风险普遍表达了浓重的隐忧。而对于飓风、风暴潮带给沿海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巨大破坏，中晚唐诗人则多有反映：“廨宇经兵火，公田没海潮。”（戴叔伦《送谢夷甫宰余姚县》）“海翻移里巷，书蠹积埃尘。”（包佶《客自江南话过亡友朱司议故宅》）“郡因兵役苦，家为海翻移。”（张乔《将归江淮书》）“海涨兵荒后，为官合动情。”（杜荀鹤《送人宰吴县》）诗里所谓“海潮”“海翻”“海涨”，皆为风暴潮别称。结合诗题来看，这些诗句主要反映了风暴潮灾在富庶的江南、江淮地区吞没田园、摧毁市井家园的情形，它们连同战火、兵荒将这些受灾地区陷入民生凋敝的境地，表现了诗人蒿目时艰的济世情怀。由此可见唐代诗人对海洋灾害的关注经历了由己及人，由个人而社会等多个层面。不过，这些内容在上述诗中都还是局部书写，海洋灾害没有成为全诗的表现主题。

　　以上几方面的创作情况都有多个作家多首诗作参与，可以说代表了唐诗海洋灾害书写的主流。但是唐诗却在寥寥几首看似非主流的作品里出现了专门关注海洋灾害的创作。

　　首先，盛唐李白的《哭晁卿衡》是哀悼日本友人归国途中不幸遭遇沉船溺亡的作品：“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虽然此诗系“误以为身亡”而作，但“征帆”“沉海”等诗句，还是极艺术地表现了一次具体的海难事故，全诗为殇吊海难而发。

　　其次，中唐刘禹锡《踏潮歌》十分生动地描述了元和十年（815年）发生在广州出海口的一次沓潮涨落的全过程。诗序、诗中所述沓潮发生的情形，其实“正是风暴潮发生时的典型特征”，因而也是表现一次典型的风暴潮灾。

　　屯门积日无回飙，沧波不归成踏潮。轰如鞭石矻且摇，亘空欲驾鼋鼍桥。惊湍蹙缩悍而骄，大陵高岸失岧峣。……海人狂顾迭相招，罽衣髽首声哓哓。征南将军登丽谯，赤旗指麾不敢嚣。翌日风回沴气消，归涛纳纳景昭昭。

　　诗作不但浓墨重彩渲染了沓潮奇特磅礴的声威，也刻画了当地人竞相逃避的惶恐情状。可以说开了古代诗歌专题直击海洋灾害现象之先河。然而，由于此诗大部分篇幅都在写沓潮壮猛的自然景观，淡化了灾情，还算不得典型的海洋灾害诗（以下简称海灾诗）。

　　随后，晚唐大将高骈在进兵经略安南之际作《南海神祠》，向海神表达其率领大军战胜海上风浪、安然渡海的祈愿：“沧溟八千里，今古畏波涛。此日征南将，安然渡万艘。”他还有《海翻》诗，以专题咏物的形式赋咏风暴潮：“几经人事变，又见海涛翻。徒起如山浪，何曾洗至冤。”诗作描写的“浪起如山，是典型风暴潮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主旨却在于讽谕人世沉冤难以洗雪。

　　最后，颇值得关注的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镠的《筑塘》：“天分浙水应东溟，日夜波涛不暂停。千尺巨堤冲欲裂，万人力御势须平。吴都地窄兵师广，罗刹名高海众狞。为报龙神并水府，钱塘且借作钱城。”诗作反映他带领钱塘军民奋力修筑捍海大堤的壮阔历史场面，体现了当时人海争地冲突的尖锐性和斗争的艰巨性。至此可以说，海洋灾情及其救治真正成为诗歌的表现主题和主要内容，标志着海洋灾害诗歌题材的初步确立。

　　二、大灾难纪事和日常生活视角

　　和唐代相似，宋代诗坛较早关注海洋灾害也是由士人征行岭南引动的。岭南地区最为常见的飓风灾害，要么频频出现于宋代诗人对南行旅程的想象中，要么就是南行诗人在岭南的历历遭逢。不过，与唐人对飓风普遍忧惧的态度不同，宋人意象性和片段式的飓风书写很少将其视为现实的灾害威胁，且如：“犀牛出水挨铜柱，飓母扶空卸海樯。”（王禹偁《送馆中王正言使交趾》）“客听潮鸡迷早夜，人瞻飓母识阴晴。”（余靖《和董职方见示初到番禺诗》）“天连涨海鹏飞近，风卷孤城飓母生。”（张耒《送丁宣德赴邕州佥判》）上述诗句中，飓风均呈现为常见海洋灾害的符号性代称和典型的岭南地域特征。与唐代更为不同的是，上述片段、局部式的海洋灾害书写远非宋代主流。两宋诗坛大大拓展了海洋灾害题材的写作，广泛深入地反映了多种多样的海洋灾害及其救治情况。其中尤为突出的一点是有10首诗作直接聚焦当时沿海地区从北至南的多次重大风暴潮灾害事件，有20余首诗作专题关注这类突发海洋灾害事故及其救治，表明相关写作逐渐成为诗坛创作常态。

　　以古体大篇为代表的这类作品具有较强的纪实性，往往在题目、诗序或开篇就明确交代了灾害事件的时间、地点和基本情况，进而集中笔力生动描述灾害发生的严重状况。如郭祥正《漳南书事》：

　　元丰五年秋，七月十九日。猛风终夜发，拔木坏庐室。须臾海涛翻，倒注九溪溢。湍流崩重城，万户竞仓卒。万牛岂复辨，涯渚怳已失。婴老相携扶，回首但凄栗。……

　　与此诗没有写救灾情况不同，黄庶有诗题作“皇祐五年三月乙巳，齐大风，海水暴上，寿光千乘两县民数百家被其灾，而死者几半。丞相平阳公以同年李君子仪往赈之，以诗见寄，因而和酬”，除了写皇祐五年（1053）青州寿光、千乘两县的惨重灾情外，还热情讴歌了朝廷赈灾专使不辞劳苦的赈济功绩：“我公偃息哀其愚，埋掩尸骼赒惸孤。吾党子仪驰赤驹，口赍公惠人人嘘。日走百里嫌昳晡，不饮不食颜色癯。”左纬有诗题作“大观戊子秋七月，大雨，洪水薄城，几至奔决。太守李公出祷城上，即刻雨止，水势为杀，而民获免焉，因叙其所见，为古体诗五十韵，且言台之城不可不修也”，在铺叙了大雨、洪水压城的危殆局势以后，还颂赞了当任知州的祈禳活动，末次再转到防患未然、迫切修城的建言。可见这类诗作已开始聚焦惨痛的灾难现场，谈论赈济、修城的现实举措，叙事曲折而周详。

　　相较于上述古体大篇，宋诗更多地以律诗、绝句的形式多角度展现海洋灾害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的损害和困扰。同样是律、绝，唐代戴叔伦、杜荀鹤等人的诗里出现的“公田没海潮”还只是零星的片段描写，而宋人对此的关注则已是近距离的特写镜头了：“傍海千塍稻，由来䆉稏蟠。异时更虐飓，中夕舞惊澜。竟使鱼鳖有，不堪蛙黾讙。嗟吾无急策，坐视汝凋残。”（刘弇《莆田杂诗二十首》其一七）“良田水旱不妨耕，海际成田禾罕生。一夜潮来留剩水，民家辛苦望西成。”（张侃《海际民田》）二诗摄取濒海农田的庄稼被飓风、海涛和海潮轻易吞食的情景，反映了滨海农事的艰难和诗人深切的悯农情怀。比起其前述古体大篇，这些短篇诗作里的灾害情景虽然减轻了凶猛程度，也没有发生悲惨的伤亡事故，却比较充分地反映了滨海农家面临的各种灾伤隐患，既反映了当时中小型海洋灾害发生的普遍性，也体现了诗坛关注海洋灾害的广度。同时，这些诗作也从其特有的角度刻画了两宋水稻等农作物的种植遍及天涯海角的历史图景。

　　至于沿海地区日常家居受到的困扰在宋诗里更不鲜见。李洪《移居》反映飓风发作让当地人居家不易的情形：“僦屋东瓯城，爽气挹西山。飓风忽作恶，柴荆不容关。再徙得陋巷，藩拔井亦眢。”陈造《定海甲寅口号七首》更是讲述了春游时节突发飓风夺走多人性命的悲剧：“邻家两两捉春归，笑语相过复叹咨。共说飓头前夜作，几人莆网罣流尸。”（其六）这样的书写对于上述古体诗而言，内容和形式均构成补充。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部分宋诗虽然很少直接写灾难场面，但侧重写飓风肆虐时的巨大声势及其带来的凶险环境，留下了珍贵的临灾体验记录。如郑清之《七月初五日城中大风雨》：

　　飓风超海撼官城，吹断银河彻晓倾。瓦阵飞翻千鹄起，屐声旁午万蛙鸣。骈肩重足人如醉，涌溜奔云气未平。谁与笺天如帝律，毒龙斥去锁东瀛。

　　三、应灾主题和救灾精神

　　面对各类海洋灾害带来的挑战、威胁和灾难，唐宋诗坛不免一时充满恐惧、忧虑和无奈的情绪。但是，随着由唐入宋，士人们愈来愈多在诗里直面海洋灾害，形成一系列应对和适应海样灾害的主题吟咏，凝聚着可贵的捍海救灾精神。

　　首先，随着大灾大难的书写，不少诗作流露激切而痛楚的忧民情怀。上引中唐诗人描写田园、家园为海潮、海翻所毁的诗句已肇其端。及宋，这类局部意旨频频升级为全篇主题，集中表达了士人们的民生之忧和拊恤之爱。守土一方的郭祥正为百姓无辜遭灾感到“忧心漫如焚”，他一面谴责风伯雨师的残暴行径，一面痴望被海涛吞没的民舍能够失而复得：“畴咨风雨师，残害皆天物。天心本好仁，忍视久不恤。……终当呼长鲸，一吸见蓬荜。”（《漳南书事》）位卑人轻的海门县主簿刘弇，为此还激起咎责祸首、为民请命的义愤：“小家破荡大家耗，饮泣茹恨肩相骈……胡为斯民罹此患，孰任咎责当尤愆。我将羾天吐愤懑，坐使百怪成拘挛。”（《元丰辛酉七月九夜大风四十韵》）相形之下，另有一些诗人表达的忧悯之心则显得深婉、细腻。如李纲身当恐怖的飓风威慑时，担忧的却是沿途农家的荔枝受灾：“飞沙拔木浑闲事，祗怕山园损荔枝。”（《飓风二绝句》其二）。范成大虽寄希望于飓风驱暑，但却又担心其妨害稻谷扬花：“烦将残暑驱除尽，只莫颠狂损稻花。”（《大风》）

　　其次，唐宋诗坛在反映灾情民苦的同时，难能可贵地出现了部分聚焦当时社会救灾、治灾作为的诗作，发时代强音，堪称此类诗歌创作的亮点。

　　唐代刘禹锡《踏潮歌》描写征南将军在人们惊恐万状之时，镇定自若，挥旗“镇住”了汹涌咆哮的海涛。钱镠《筑塘》虽然谦称其筑塘的行动是“借”地龙神和水府，其实骨子里是在向肆虐的海潮宣战，其建造千尺巨堤的捍海壮举，根本不同于依赖将军神威、海神护佑的禳灾方式，集中体现了人类抗衡大海的壮志和力量。可以说在诗坛开启了歌咏实举救灾、社会救灾、工程救灾的先河，堪称唐宋诗坛海灾书写的里程碑。后来北宋谢景初知余姚县组织抢修海堤的情况，虽然不如吴越王声势浩大，却于平凡中寓崇高，将其冒险督役工地的气魄和担当归结为守土安民的本分：“处处坏堤防，白浪大于马。顾予为其长，恐惧敢暂舍。董众完筑塞，跋履率旷野。使人安于生，兹不羞民社。”（《余姚董役海堤有作》）。事实上经此一役，他取得了“截然令海水之潮汐不得冒其旁田者”的治灾功绩。相对于此类古体诗专题反映治灾斗争的情形，宋代律诗、绝句则多以片段描写反映各地兴修防潮工程，阻拦海水入侵田园、家园和城市的情况，由此也勾画了当时人海对峙、向海而生的历史剪影：“北障海涛除斥卤，南分江水溉膏腴。”（华镇《海门》）“长江东去跨虹桥，千丈横堤捍海潮。”（楼钥《送赵清臣宰姚江》其三）“两崖踞海潮吞脚，万石封堤水掉头。家家活计鱼虾市，处处欢声鼓笛楼。”（陈著《定海》）

　　第三，面对海洋灾害强大的自然力，御灾捍患的英雄、君臣和有关神祇自然就成为时代和诗坛呼唤、歌颂的对象。宋诗中除了上揭黄庶诗歌颂朝廷赈灾、左纬诗歌颂官员禳灾的内容外，还出现了两个颂赞主题值得关注。一是苏轼《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五）、柴望《钱唐》、孙嵩《临安钱武肃庙》等诗作借“射潮”故事缅怀吴越王钱镠的防海功绩。二是陈偁《题泉州万安桥》、王十朋《洛阳桥》、刘克庄《洛阳桥三首》等诗作颂扬北宋蔡襄建桥免除泉州人出行面临的飓风、海潮之灾。

　　第四，随着治灾行动的推进，宋代士人在飓风（黑风）、瘴雾（海雾）、海浪等海洋灾患面前内心逐渐强大起来，与唐人多忧惧明显不同。李纲在海康预计渡海前程可能遭遇飓风飘荡时，却逆来顺受地设想不妨借此机会乘兴到访蓬莱仙岛：“沉沉碧海绝津涯，一叶凌波亦快哉。假使黑风漂荡去，不妨乘兴访蓬莱。”（李纲《海南黎人作过，据临皋县，惊劫傍近，因小留海康……》其二）李光贬谪岭南、海南，迫害接踵而至，“衰年久处遐方”，但他却庆幸自己的居所户窄檐低，更能经受飓风的考验：“牢落双泉一病翁，十年忧患扫还空。荷稀竹密宜秋雨，户窄檐低耐飓风。”（李光《秋日题池南壁间》）正是从这一角度，宋人进一步发现苏轼巨大的人格力量，歌咏其坦然面对海上风涛的坚毅品格：“黑风撼海晨乌青，海怪出没云涛腥。矫首独立天冥冥，保一以静吾清宁。”（洪咨夔《题李杜苏黄像·东坡》）

　　第五，诗坛在关注灾害救治和士人临灾精神修为的同时，也注意到沿海市井呈现出来的安宁景象。如上文所引陈著《定海》反映面海而居的定海人家，依靠修建坚固的防护石堤和经营鱼虾的活计，过上了“处处欢声”的生活。苏辙谪居雷州期间曾颂美当地飓风消歇时节的美好年景：“飓风不作三农喜，（自注：是岁，海无飓风。）舶客初来百物新。归去有时无定在，漫随俚俗共欣欣。”（《寓居二首·东楼》）此中，海商的顺利返航也是构成海港市镇欢欣局面的重要元素。王十朋还热情咏赞海商历尽千难万险转输货物、繁荣远近市场的功劳：“大商航海蹈万死，远物输官被八垠。”（《提举延福祈风道中有作次韵》）其《提舶生日》也歌咏当时泉州的海船掌握利用信风规律，避险运回行商坐贾所需远方货品的情况：“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由此可见，沿海地区的传统社会在活跃的海洋经济的有力补济下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依靠防御和驾驭海洋灾害，滨海而居的人们亦然和内陆居民一样可以收获岁月静好。可见，尽管存在海洋灾害的严重威胁，华夏民族此际向海而生的历史步伐不但没有退却，反而更加稳健有力。

　　第六，在几次大海灾（风暴潮）的咏写里，部分宋诗对于致灾缘由和惨痛教训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反思。唐宋时代天人感应的灾异观依然根深蒂固，影响诗坛的明显例子如中唐元稹作《旱灾自咎贻七县宰》、北宋梅尧臣作《大水后城中坏庐舍千余作诗自咎》。但是，郭祥正作为一州之长在灾后作诗《临漳亭观水分得大字》时，不但没有按例因灾自咎，反而依据天人感应理念与灾难现实之间的严重冲突（“君臣正逢时，上下宜交泰”与“雨师侵凌”“老稚颠狈”“禾麻”被毁），明确提出“人理亦可罪”的质疑，表现了对“天心好仁”、灾害天谴等传统观念的怀疑和否定。对此，宋人有破亦有立。员兴宗《永嘉水》在反省温州“沉家十万”的风暴潮大灾难时，也不见君臣因灾罪己的书写，反而是在讴歌赈灾皇恩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灾因锁定到当地人恣食海鲜，炫耀于人并诏示后辈：

　　……我咨温人为周爰，河魁之应颠昆仑。嗟嗟奚自理不烦，常盘喜鲜口吐吞。剜元剔鬣命蜿蜿，毫发不备唏空飧。以是眩客诏后昆，帝敕海若浇愁痕。自今起仁略炮燔，纵彼川泳鳞鳍掀。物不暴殄帝所敦，永嘉于于福以蕃。

　　认为灾难是上帝敕许海神的报复行为，目的是安慰海神对于人类暴殄天物的愁怨，表达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因此这里受戒告的不是个别统治者，而是一方地域人群。尽管古人不可能科学认识海洋灾害的根由，但上述观点无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陈旧思想的束缚，通过理性反省人类的过失来寻找现实的消灾举措，从而使古人觉察到从身边的海洋来考虑风暴潮灾害的根由，而不是茫然无措地谴责风伯、雨师和鬼怪。

　　此外，唐宋诗坛还歌咏了在海洋灾害背景下凸显的中外友谊。如上文所述，无论是唐代的岭南赠答、纪行诗、送行岭南诗，还是北宋的送行岭南诗、南宋的岭南赠答、送行诗，都贯穿了对飓风的忧惧，虽然多为意象性片段书写，但无疑都表达了士人们相互之间的眷恋、牵挂和祈愿。在前揭唐代多首饯别日本、新罗使节、友人的诗篇中，士人们之间这种情谊又自然延伸至海上丝绸之路。李白那首“惨然之情溢于楮表”的《哭晁卿衡》可推这方面的代表作，诗里寄托的深切哀思和悲痛，表达了他们超越国界的真挚感情。宋人葆有这份忧己及人的宽阔胸怀，也一再在相关诗作中表露出来。王十朋《记风》写其在泉州飓风降临时，不但担忧田野里的庄稼受灾，同时也忧及外国商船的安全返航：“方忧西畴禾，未问南海贝。”（自注：时蕃舶将回，以风为忧。）真所谓危难见人心。

　　总之，上述主题由唐至宋愈益张扬了关怀民生、敬畏生命的仁爱精神，愈挫愈勇、依海而生的斗争精神，积极治灾、破除迷信的现实理性精神，以及临危不惧、笑傲风涛的豁达乐观精神。

　　四、艺术特色、诗史意义及文化价值

　　就艺术表现而言，唐宋诗坛涉及这一题材的作家、作品较多，题材、体裁各异，难以形成统一的艺术风格。不过，部分作品也突出展现了与海洋灾害密切关联的写作特色。

　　首先，古体大篇如刘禹锡《踏潮歌》、刘弇《元丰辛酉七月九夜大风四十韵》、左纬《大观戊子秋七月大雨，洪水薄城，几至奔决》等，均以浓重的笔墨刻画灾难发生时的自然情状和惨烈场面。其中登峰造极的允推南宋员兴宗的《永嘉水》：

　　摆磨杂岳涛飞轩，豁惊瞥悚势荡浑。凶飓埽宽震虚垠，瀿倾渎裂轴转坤。腷膊万马来声喧，众鼓骇骇阗箎埙。湠漫沏送无回沄，阴旄威纛空飞骞。婴鲐漂沛趋冥门，带不不属隳巾裈。啾呶直上声天冤，元驱鬼绁俱奔奔。肉不拥掩张髀臀，母识子死翁号孙。……无乃水伯真少恩，翘翘抉抉凶凌屯。手擘三山巨灵翻，大沤幕岛丛旗㠾。天吴不仁闪双湲，主张龙孽龟鱼鼋。牙眼怖鳄翼厉鲲，唅呀摆掉齿腭反。

　　诗作描绘了一幅浪涛、飓风、水神和水怪逞能斗狠以及亲人惨死、生灵涂炭的水灾景象，与韩愈《陆浑山火诗》中光怪陆离的火灾世界形成对照，又遥相呼应。这是与人们熟悉的风花雪月诗歌艺术迥然异趣的恐惧审美情态，同时，绝句、律诗还以更多别致的视角描写了舟旅、农田、城市和家居的受灾情状，刻画飓风、波涛、海潮、水族、海堤以及人海抗争的艺术形象，与古体诗共同开拓了中国诗歌新的意象天地和艺术境界。

　　其次，成于众手的此类创作艺术，大多各得其宜，别具匠心。总体而言，古体与律绝特色鲜明，隐然而成两大营垒，长篇、短制对列。前者多叙事详明，描写生动，感情激越，后者则精心刻画局部场景，角度新颖，情思隽永；两者均不乏印象深刻、令人回味的佳作。如钱镠《筑塘》分明反映的是汇聚吴越国军民磅礴力量与扑城大海的较量，人海抗争的相持局面既具有悲壮意味，又彰显崇高精神，情思壮伟。相形之下，《余姚董役海堤有作》诗里谢景初指挥县民筑堤就没有钱王筑塘战天斗地的气魄，但诗作从地方官的职守所在淡化了其不顾个人安危、以身作则的高大形象，从而使全诗显出诚挚朴拙的内美特质。此外，宋末张侃《槎浦並海》在此类抒情诗一霸天下的情况下，以一首纯粹的叙事诗反映海滨农家遭遇盐卤灾害而主动诉灾，在古、近体诗中都堪称别调。

　　综上所述，发轫于唐诗的海洋灾害书写，至两宋已由片段而全篇、由意象而叙事，蔚为大观。特别是两宋不少诗篇以灾害事件为中心，大略反映了宋帝国东部沿海北至山东半岛，南至海南岛的海洋灾害情况，直接描述和刻画了寿光、千乘、海门、余姚、台州、温州、泉州、漳州、广州及琼州等地遭受和抵御海洋灾害的历史图景，塑造了别具特色的艺术形象，标志着这一题材写作已日趋成熟。宋代诗人继唐五代之后，以更广的视角、剧增的数量、普遍的专题写作和众多的应灾主题，将这一题材领域大为拓展，为诗坛真正确立了一个新的题材类别，构成古典诗歌走向繁荣过程中一个引人瞩目的题材取向。元明清时期诗坛涌现了一批直接以“巨风”“海啸”“海溢”“海塘”“渡洋”“烂舵”为题的诗作，鲜明地反映了唐宋诗坛开启的创作传统在后世的延续和拓展。

　　在这一题材的写作中，唐宋诗歌形成忧悯受灾疾苦、歌咏御灾业绩、展现坚毅人格、传递中外友谊、理性反省人类过失等积极的思想主题，彰显了华夏先民在捍海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美德情操。就其反映几次重大海洋灾害及其救治的状况来看，突出表现了风暴潮灾的严重性、惨痛性和抗灾斗争的艰巨性，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形成生动的历史写照。如果说文学史根本上“是灵魂的历史”，那么唐宋诗歌此类书写其实是记录下华夏民族一段适应海洋气候和海洋环境的心路历程。当时文人在与海风海浪、海洋灾害愈益密切的接触和冲突中，开阔了眼界，磨练了意志品格。唐宋时期士人们对于海洋灾害从恐惧忧虑到坚韧顽强、敢于应对的心理转变过程，反映的正是华夏先民于此精神淬炼、成长的沧桑正道。因此就其深微处而言，唐宋诗歌已实现对海洋灾害这一民族心腹大患的形象写照、生命体察和人性关怀，构成华夏先民走向海洋峥嵘历程的一段史诗性记录，反映着古代人海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如果说自汉末曹操《观沧海》以来文人多以观海、望海为题书写人海相亲相印的和谐关系，那么唐宋海灾诗则突出了人海冲突的一面。既有利于当时人们深入认识、适应海洋，也是诗坛对海洋题材创作的重要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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