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官与西魏北周政治新论——以武川镇豪帅在中央官僚体系地位变化为中心

02-13 次遇见

　　内容提要：西魏建立后，长期存在魏帝及魏室主导的西魏朝廷和宇文泰主导的大丞相府、大行台两个权力中心。魏帝及魏室在关陇集团的势力和影响不可低估。宇文泰行周礼、建六官的主要目的是要集权于宇文氏、排挤魏室、架空魏帝，实现国家权力一元化，而非要在文化上与高齐、萧梁对抗。武川镇豪帅在西魏两个权力中心长期不占主要地位，大统后期至六官实行初，才进入西魏中央官僚体系的最高层。这并非是宇文泰要重用其群体，而是宇文泰要用其群体替代政治地位崇高的魏室。六官内大冢宰摄政、皇帝无权的权力分配体制，使北周皇帝与辅臣的权力冲突无法避免。武川镇豪帅和关陇集团内其他各群体大多被卷入其中，失势后即被打压和屠戮。这使关陇集团各群体无法再支持宇文氏。杨坚能联合关东士族、关陇土豪等关陇集团内非武川籍势力，短期内篡周建隋，与之有很大关系。

　　周礼六官是对西魏北周政治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治体制。陈寅恪先生对六官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其文化意义上：“故宇文苟欲抗衡高氏及萧梁，除整军务农、力图富强等充实物质之政策外，必应别有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饰辅助其物质即整军务农政策之进行，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此种关陇文化本位之政策，范围颇广，包括甚众，要言之，即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阴适关陇胡汉现状之实而已。”西魏恭帝三年(557)宇文泰全面实行六官时，西魏已占据江陵、巴蜀，经济上已超过北齐和萧梁，军事上对北齐、萧梁也有较大战略优势，江南经侯景大乱“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军事经济都已胜过北齐和萧梁的宇文泰，是否有必要单出于文化的考虑行周礼六官?在关陇集团中除苏绰、卢辩等少数有家学修养的士族能对繁冗晦涩的周礼有较深认识外，“出于边裔，汉化至浅”的宇文泰自身对周礼就缺乏认识，何况众多粗鄙少文的武川镇豪帅和关陇土豪，要靠常人所不熟知的周礼来维持人心谈何容易。行周礼并没使关陇集团各群体融为一家，宇文泰病逝后，宗亲相残、屠戮元勋的权力斗争不断。武川镇豪帅是宇文泰行六官时尤为重视的政治势力，六卿半数由武川镇豪帅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等人担任。武川镇豪帅子弟杨坚能篡周建隋，很大原因在于其控制了北周中央官僚体系的核心权力。笔者拟以武川镇豪帅群体在西魏北周中央官僚体系地位变化为线索，对宇文泰行周礼、建六官的前因后果进行考察，将陈寅恪先生相关观点置于西魏北周政治中加以探讨。

　　一、大统时期西魏二元权力中心与武川镇豪帅在中央官僚体系的地位

　　北魏永熙三年(534)，宇文泰出于“挟天子而令诸侯，奉王命以讨暴乱”继承北魏正统，吸纳各群体对抗强敌高欢的政治考虑，奉迎与高欢争权失败的孝武帝入关。一些北魏宗王及斛斯椿、王思政等亲信大臣、近万六坊禁军也随孝武帝一并入关。此后，关东、山南、河东等地土豪和士族不断起兵响应，举宗追随孝武帝西入关中。由此，西魏建立时，魏室就已成为不容宇文泰小觑的势力。宇文泰手中武力虽勉强可消灭魏室，但却要付出实力大损、政治破产、高欢西进等难以承受的巨大风险。这使宇文泰在秘密鸩杀难以控制的孝武帝后，仍拥立28岁的魏室元宝炬为皇帝(文帝)。魏文帝“性强果”，在孝武帝时曾任尚书令、中军四面大都督。孝武帝入关后，拜太宰、录尚书事，具有丰富的政治历练，是孝武帝倚重的主要亲信。因此，魏文帝绝非一般的傀儡皇帝。大统三年(537)秋，战败流寓萧梁的武川镇豪帅独孤信北返长安。魏文帝直接将独孤信交付尚书省议罪。大统五年(539)，诏“自今恒以朔望亲阅京师见禁囚徒”，并于阳武门外县鼓，置纸笔，以求得失。大统十年(544)，“诏公卿已下，每月上封事三条，极言得失。刺史二千石铜墨已上，有谠言嘉谋，勿有所讳。”尚书令、中书监、侍中等三省长官大多由北魏宗室等忠于魏室的势力担任。这使魏文帝及魏室在西魏朝廷中具有相当大的权力和影响。

　　魏文帝虽无法染指宇文泰所掌握的主力部队，但他是名义上的最高统帅，具有率军亲征、激励将士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统四年(538)，魏文帝与宇文泰率军东征解洛阳之围。大统八年(542)魏文帝巡狩华阴，大飨将士。⑩皇太子元钦也常镇一方或随军亲征，大统八年(542)亲镇河东，大统九年(543)在宇文泰率诸将辅佐下东征邙山。众多北魏宗室则直接参与河桥、邙山等重大战役。大统三年(537)，冯翊王元季海为行台，与独孤信率步骑二万攻洛阳。临洮王元柬(东)、蜀郡王元荣宗、江夏王元升、钜鹿王元阐、谯郡王元亮、博陵王元畅也作为将领参加邙山之战。大统十六年(550)，宇文泰率西魏军主力伐北齐，魏文帝遣齐王元廓镇陇右，配合宇文导镇咸阳共同守卫关陇。

　　北魏后期开始，行台作为尚书省的派出机构，代表国家行使对行台区军政事务的处置权，是行台所辖区域军政权力的最高机构。行台长官一般由尚书左右仆射、尚书等兼任。永熙三年(534)，宇文泰占领关陇后，孝武帝任其兼尚书仆射、关西大行台。孝武帝入关后，孝武帝将宇文泰行台长官职务，由兼尚书仆射升为兼尚书令，在职级上已属超置。孝武帝赋予关西大行台处理“军国之政”，“积粮储，治器械，简士马”保障军资供应等重要职权。关西大行台在职级和职能上，要远超一般为出征、出镇、当地势力所设的临时行台，实际上已是关陇最高统治机构。从宇文泰成为关陇军统帅开始，包括西魏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时刻面临着强敌东魏的军事进攻，一直有用行台随时动员各地军事力量的需要。宇文泰可在朝政上给予魏文帝、魏室相当的权力空间，但不能允许魏文帝、魏室染指关陇地方军政。因此，宇文泰并没有撤销关西大行台，反而将“关西大行台”称谓变为“大行台”。(18)“关西大行台”大致是指以雍州为核心，潼关以西、陇山(六盘山)以东的关中地区。取消“关西”直称“大行台”，意味着宇文泰用大行台行使权力时不再受特定区域的限制。大统四年(538)前后开始，为抵御高欢从河东直取关中，宇文泰率军常驻与东魏对峙的前沿华州(今陕西大荔县)，大行台成为宇文泰行使西魏军政实权的主要机构。宇文泰可依其军政需要，直接将行台僚佐派驻朝廷，代替尚书省等机构处理不归大行台处理的军政事务。如宇文泰将行台尚书周惠达派驻在长安朝廷，直接筹集军资、征调士兵，以供宇文泰作战。有时宇文泰也采用大行台僚佐兼任朝廷相关机构主官的方式，参与朝廷政务处理。如大行台度支尚书苏绰兼任司农卿，“每与公卿论议，自昼达夜，事无巨细，若指诸掌”。

　　西魏建立后，宇文泰继任大丞相，是西魏朝廷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官员。大丞相府掌握西魏中央军的控制权，“自太祖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西魏军队行军作战，也由大丞相府诸僚佐协同完成。“太祖总戎东讨，除大丞相府右长史……军次潼关，命孝穆与左长史长孙俭、司马杨宽、尚书苏亮、咨议刘孟良等分掌众务。”大丞相府设有录事、中兵、士曹、刑狱、墨曹、户曹、城局、记事、田曹、咨议、外兵、铠曹等诸曹参军。丞相府诸曹参军分别与尚书省各曹尚书对应，并可直接代行尚书诸曹职能。《周书》卷32《柳敏传》：“俄转户曹参军，兼记室。每有四方宾客，恒令接之，爰及吉凶礼仪，亦令监综。又与苏绰等修撰新制，为朝廷政典。”因此，大丞相府也是宇文泰在政体上合理干预、主导朝廷事务的实权机构。这使大丞相府和大行台府在职能上必然有很多地方相重合。宇文泰统军作战指挥的多是行台僚佐，出于提高行政效能的考虑，一些大行台僚佐往往兼任大丞相府属官。如大行台尚书于谨、长孙俭分别兼任相府长史、司马，大行台郎中王子直、柳庆、达奚寔分兼(领)相府记事参军、相府掾。这使大行台僚佐又可以大丞相府的名义参与朝廷事务。由此，大丞相府随着宇文泰长期出镇华州，其主要军政职能被大行台所行使，逐渐虚化。大行台成为宇文泰操纵西魏朝廷运转、主导军国政务的权力中枢。

　　由于宇文泰打着尊奉魏室的旗号联合众多派别群体建立西魏政权，而魏帝及魏室还具有一定军事实力和民望，因此，宇文泰不能派自己子侄主导朝廷，以防止招致其他群体的反感和猜忌；虽安插宇文测、尉迟迥、于谨、赵善、周惠达、苏亮等亲信出任侍中、尚书左右仆射、中书监、中书令等三省要职参与朝政，但却不能任三省主官，以免引发“内外任使，布于列职”的魏室不满；虽派侄子宇文导，外甥尉迟迥、尉迟纲，表兄王懋等人长期担任领军将军控制禁军，但却要小心翼翼地保持与魏帝的良好关系，以防止给人以胁迫国君的口实。这使魏文帝及魏室虽处于宇文泰武力监督和控制下，但却在人事权和行政权上有较大空间，并非以往所认为的是傀儡朝廷，而是西魏国家权力的次中心。这必然会使西魏朝廷与宇文泰大行台之间职能、职权重叠及由此产生重重矛盾。因此，魏文帝和宇文泰双方都有利用、争取统治集团内部其他群体势力，制衡挟制对方的政治需要。

　　武川镇豪帅作为开国元勋是西魏军中最具战功和资历的将领群体，对军队和政局影响极大。魏文帝和宇文泰都离不开武川镇豪帅的支持。武川镇豪帅虽人数不少，但各自政治经历和立场却有很大不同，主要分为忠于魏室、贺拔胜及其部属、拥立宇文泰为关陇统帅的原贺拔岳军诸将三股。念贤在武川镇豪帅中辈分最高，在大统前期先后任太尉、太傅、太师，是魏文帝阵营中政治地位与宇文泰相差无几，能用来制衡宇文泰的少数亲信之一，在大统四年(538)一度接替宇文泰兼任录尚书事。贺拔胜在北魏末年就是六镇豪帅群体的领袖，大统三年(537)，贺拔胜由萧梁北返关中后，其军队几乎被东魏全歼，但资历和威望远在宇文泰之上，尚有独孤信、杨忠、宇文虬等亲信部属在关中，具有一定政治势力，加之贺拔胜与魏室关系密切，遂被西魏朝廷任命为太师，无形中对宇文泰执政地位构成一种威胁。这使宇文泰既要笼络贺拔胜，使两人关系更似于一种互相推崇的合作关系，“胜至关中，自以年位素重，见太祖不拜，寻而自悔，太祖亦有望焉……自是恩礼日重，胜亦尽诚推奉焉”；要架空贺拔胜，使独孤信等人倾向效忠自己，为此宇文泰曾短暂任命独孤信为领军将军。

　　魏文帝即位后，孝武帝用与高欢争权的北魏宗王、亲信斛斯椿等人仍遍布朝廷。他们的资历、家世都明显高于宇文泰及其亲族。宇文泰只能任命贺拔岳军诸将中“最为旧齿，素为众所信”的寇洛担任领军将军，以震慑魏室势力。梁御因为宇文泰占据雍州立有首功，被宇文泰任为大都督、雍州刺史。梁御曾受宇文泰派遣迎孝武帝入关，是为魏室所接受的少数武川诸将之一，宇文泰遂推其任尚书右仆射，参与尚书省政务。大统二年(536)，西魏爆发了秦州刺史万俟普与其子太宰万俟洛、豳州刺史叱干宝乐、右卫将军破六韩常及督将三百人投奔东魏的大规模叛乱。这次叛乱成员众多，必然会有频繁联系，也可能泄露一些消息，但身居要职的寇洛和梁御却毫无作为，致使宇文泰“勒轻骑追之，至河北千余里，不及而还”。在这次叛乱中既有诸公，也有把持一方的州刺史和军将，更有右卫将军等禁卫军高官。这至少说明寇洛、梁御等武川诸将虽具丰富的战阵经验和威望，但缺少处理日常政务和协调朝廷各官僚机构的能力，与宇文泰沟通联络也不顺畅。这应是沙苑战后，宇文泰借大胜之威，开始在朝廷安插亲族担任实职，而少用武川诸将的重要原因。

　　宇文泰能成为贺拔岳军统帅，占据关陇，离不开赵贵等贺拔岳军武川诸将的鼎力支持。然而，在宇文泰行使军政权力的中枢大行台和大丞相府中，占据关键职位却是宇文泰的宗亲和由关陇土豪、关东士人构成的宇文泰亲信群体。武川诸将没人任职大行台，在大丞相府也仅有赵贵和王勇两人。宇文泰任大丞相后因“军国多务，藉贵力用”，任命赵贵领大丞相府左长史，随即任其为陇右行台平定河西叛乱，自此再不见赵贵任职大丞相府。王勇仅在大统初担任过丞相府低级武官帐内都督一职。此可见，武川诸将并不是宇文泰行使军政实权的亲信。武川诸将与宇文泰关系，并非以往学界所谓的“武川集团”那样紧密。武川诸将虽有拥戴之功，但实际上他们仅是宇文泰用来平衡魏室等各群体势力、任其调遣征战的将领而已。

　　总之，受孝武帝入关前后特定的政治环境所决定，西魏实际存在宇文泰所辖大行台和魏文帝主导的西魏朝廷两个权力中心。魏文帝和西魏朝廷并非傀儡，而是有相当大的权力。魏帝及魏室也绝非是宇文泰可轻视的群体。武川镇豪帅虽为军中主将，但官僚体系权力运作、国家政务处理并非其长。宇文泰和魏文帝两个权力中心的矛盾，使他们都需要深具军中威望的武川镇豪帅，充当平衡制约对方、缓和冲突的重要势力。这是武川镇豪帅能够居于西魏中央官僚体系上层的原因所在。

　　二、大统十四年前后的中央官制改革与武川镇豪帅在中央官僚体系的地位

　　无论是从集中军事经济力量与东魏军事对峙，还是巩固自身执政地位、驾驭各群体官僚、提高行政效率，宇文泰都需建立以自身及亲信为核心的一元化集权政体，消灭以魏文帝为核心的西魏朝廷。如上文所论，西魏二元权力结构的矛盾与关陇集团内众多政治立场不同的群体，必然会从各方面对宇文泰集权构成障碍。这使宇文泰只能根据政局和各群体力量对比变化，适时稳步推行。大统前期，宇文泰面临着军资粮仗短缺、兵源征调困难等急需地方官员解决的问题。这使宇文泰在大统前期的官制改革，主要着眼于提高地方官僚体系的行政效率。为此，宇文泰先后于大统元年(535)、七年(541)奏行旨在“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的二十四条新制、十二条制。大统十年(544)宇文泰命苏绰将二十四条制、十二条制作为“中兴永式”总为五卷颁行关陇，为督促地方官施行又制定了提高地方行政效率的“六条诏书”。宇文泰一系列提高地方官僚行政效率的改革，确实收到一定成效，“数年之间，百姓便之”。这是宇文泰在日后将六官仅施行于朝廷，在地方沿用魏制的主要原因。大统九年(543)邙山之战，西魏军被斩首三万余级，主力鲜卑骑兵损失殆尽。魏室也损失惨重，临洮王元柬(东)等多位任职军中的宗王被东魏所虏获。邙山战后，宇文泰将效忠自己的大批关陇土豪吸纳到六军系统中，弥补兵力不足，把持西魏朝廷要职的魏室，彻底失去了与宇文泰较量的军事实力。大统十二年(546)，西魏军在玉璧大败东魏军主力，使东魏北齐再无力发动对西魏的大规模攻势。军事力量的增强和战略形势的改观，使宇文泰具备了削弱魏室朝廷实权的外部环境。

　　尚书省是朝廷权力中枢，僚佐人数多、职能机构庞杂。大批关陇土豪被纳入到军队后，赋役征收、军阶晋升、军资调配、财政管理、政令传达等事务激增，这些都需要大行台和尚书省相配合。由此，尚书省成为宇文泰强化集权、削弱魏室权力的首要机构。大统十二年(546)，宇文泰玉璧大胜后，将原来六尚书三十六曹制，省改为六尚书十二部制，即吏、民、礼、兵、刑、工等尚书六部，吏、民、礼、兵、刑、工、计、蕃、虞、膳、驾、宾等十二部郎曹。这意味着原尚书省中有近三分之二的僚佐将被裁撤，所承担职能也有大幅度省并。魏晋南北朝其他朝代尚书省所置曹郎如下：曹魏23曹郎、西晋34或35曹郎、东晋15曹郎、刘宋19曹郎、南齐20曹郎、北魏36曹郎。由此推知，要保证国家政务的正常处理，尚书省所设曹郎至少应在15曹郎之上。宇文泰省改尚书省诸曹，虽有提高行政效率的考虑，但主要目的则是大幅度削弱尚书省的权力职能，将原来被省并诸曹的职能则转由大行台来承担。精简后的六部尚书全部由宇文泰任命，“时六尚书皆一时之秀，周文自谓得人，号为六俊”。其中，出任六尚书的唐瑾等人多为宇文泰幕府亲信。十二部郎曹也多由宇文泰幕府亲信所任，如柳敏先后为礼部、吏部郎中、(51)皇甫璠先后历蕃部、兵部、虞部、民部、吏部等诸曹郎中。由此，宇文泰通过官制改革重组控制了尚书省。

　　宇文泰的权力根基，是其所掌握的府兵。宇文泰官制改革，不仅要削弱魏室势力，还要将众多府兵将领安排到中央官僚体系中，以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换取他们的支持。经过大统八年(542)“仿周典，置六军”将十二军编为六军、九年(543)“广募关陇豪右”、十二年(546)“选当州首望”、十四年(548)“置当州乡帅”四次整军，宇文泰所辖府兵结构发生了质变，军中主力由起兵之初赵贵等十二将统率的鲜卑骑兵，变成了关陇土豪所率的乡兵。为便于调动各地兵员军资，宇文泰大量任命关陇土豪为本籍州郡长官。大统十三年(547)至十四年(548)，最先跟随宇文泰征战的原十二军将领赵贵、李弼、于谨等人，军阶就已达到柱国大将军，仅次于宇文泰，远在关陇土豪和宇文泰亲信之上。宇文泰如不安排上述诸将出任朝廷高官，就无法凸显其赫赫战功和军中威望。

　　西魏朝廷承北魏制度，主要分为三师、三公、二大、尚书、中书、门下、御史台、九寺卿、东宫官、王国官。大统后期宇文泰为突出自身执政地位，削弱魏宗室等人的政治地位，采用空置或任命高慎、侯景等降将及资历浅的将领亲信如若干惠等担任诸公，使具有崇高地位的诸公职“急剧贬值”。如再将功勋卓著的赵贵、独孤信、李虎、于谨等诸将任为诸公，已凸显不出其政治地位。赵贵等人精于战阵、疏于官僚体系运作的自身特点，又不适合担任尚书、中书、门下、御史台、九寺卿、东宫官、王国官等机构官职。因此，要安置赵贵等将领，宇文泰必须要对中央官僚体系最高层加以改革。

　　周礼中规划的六官官制，十分适合建立集权政治。北魏官制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集权于中央和皇帝。由此，《周礼》成为北魏官制改革，特别是孝文帝汉化改革遵循的重要理论。魏书》卷7《孝文帝本纪下》：“(太和十七年，493)诏曰：‘六职备于周经，九列炳于汉晋，务必有恒，人守其职。比百秩虽陈，事典未叙。自八元树位，躬加省览，远依往籍，近采时宜，作《职员令》二十一卷。’”北魏后期世人往往将孝文帝所创汉制视为完美典范。《魏书》卷62《李彪传》：“惟先皇之开创造物，经纶浩旷，加以魏典流制，藻缋垂篇，穷理于有象，尽性于众变，可谓日月出矣，无幽不烛也。”北魏崩溃后，在东西魏社会普遍存在尊崇孝文帝、延续孝文帝汉化改革的政治文化。受此影响，东魏北齐几乎全部继承了孝文帝所创官制。以继北魏正统而自居的宇文泰，既然要通过官制改革实现集权，就须打出孝文帝官制改革所尊奉的周礼，在复兴周礼的旗号下进行官制改革。

　　宇文泰在大统十三至十四年间，参照周礼对中央官僚体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及方隅粗定，改创章程，命尚书令卢辩，远师周之建职，置三公三孤，以为论道之官。次置六卿，以分司庶务。”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不置府僚，变成没有职权和僚属的虚职。宇文泰此举意图尽量减少诸公职，突出自身地位。少师、少傅、少保三孤为三公副贰，品秩正八命，三孤性质与三公相同。在三公和六卿之间设置三孤，其目的想借三孤在品秩上降低六卿的政治地位，拉开六卿与三师的距离。宇文泰在大统十三年任独孤信为大司马、十四年任李弼为大宗伯，赵贵为大司寇，于谨为大司空。周官系统中六卿直辖于天子，六卿通过各府所属职官(六属)管辖邦治、教、礼、政、刑、事等各类事务。然而，宇文泰设置六府各级职官，却是在恭帝三年(556)，距离设置大司马、大宗伯、大司寇、大司空等六卿有9年之久。其间朝政仍由宇文泰控制的尚书省来处理。由此可知，宇文泰先后任命独孤信、李弼、赵贵、于谨为六卿，并不是要赋予他们朝政大权，也没有真正施行周礼的复古意图，仅是给在府兵中位高无权的赵贵诸将，在中央官僚体系中再安置新虚职而已。

　　宇文泰没有全面施行六官的原因，不使本赵贵诸将掌握实权仅是其中一点，更为重要的是在大统十四年前后，宇文泰虽掌握了府兵和尚书省，魏室在军中、朝廷的势力越来越小，但外部强敌东魏尚存，仍需尊奉魏帝以表自身继北魏正统，团结内部诸多群体势力。如全面推行周官，其结果必然使魏室彻底傀儡化。在世人眼中一向尊奉魏室的宇文泰，就会变成篡位夺权的“独夫王莽”，可能引发关陇集团内部各群体内讧等难以控制的政治后果。因而，宇文泰何时全面施行六官，取决于宇文泰执政地位稳固的程度和西魏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

　　三、恭帝三年宇文泰实行六官的实质与武川镇豪帅在六官中所处地位

　　东西魏建立后，均以北魏政权继承者自居，双方为谁代表北魏正统争持不下。大统十六年(550)，高洋代魏建齐，西魏自然成为北魏政权的继承者，大大降低了宇文泰集权自身、进一步削弱魏室势力的政治顾忌，也使宇文泰不必再维持一个以魏室为核心的朝廷。魏齐易代为宇文泰提供了全面实行六官集权的契机。大统十七年(551)，魏文帝突然病逝，废帝即位，宇文泰以冢宰总百揆，朝廷百官完全听命宇文泰，而非魏帝。“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的成例，使宇文泰必须在三年内，利用冢宰一职加快实行六官，架空魏室。这意味着冢宰及执掌的天官府，将成为宇文泰控制西魏朝廷的核心机构。原来被宇文泰用来控制西魏军政的丞相及大行台，显然与要实行的六官不符。宇文泰要行六官，就必须先改革自身掌权的机构丞相府和大行台。废帝二年(553)宇文泰“去丞相、大行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周书·王悦传》：“魏废帝二年……属改行台为中外府。”宇文泰裁撤丞相，主要是因为丞相与冢宰在职权和地位上有相互重合之处。府兵二十四军建成后，实际处于宇文泰大行台控制之下。府兵属于中央军应是中央直辖，但大行台在权限上主要是代表朝廷指挥地方军队，再用大行台统辖府兵显然不妥。同时，大行台属于尚书省派出机构，如实行六官，就要改动大行台的职官设置，必然会导致府兵系统的混乱。而将大行台改为独立于尚书省之外的中外府，既可避免上述情况发生，保持府兵系统稳定，又能明确宇文泰军队最高统帅的地位和权力。

　　宇文泰整并权力机构，任都督中外诸军事的非常行为，使魏废帝及魏室对其“猜隙弥深”。废帝二年底，尚书元烈在废帝授意下密谋除掉宇文泰，反被宇文泰诛杀。宇文泰并没有秘密除掉魏废帝，而是在次年(554)采取“与公卿定议”方式，尊立齐王廓为(恭)帝。废立皇帝事关国本，除宇文泰外，参与商讨废帝的其他公卿分别为太傅、大司徒元欣，太保、大宗伯李弼，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谨。可见，李弼、于谨、赵贵、独孤信等人已成为宇文泰操控西魏朝廷事务的帮手，魏室已被挤出朝廷权力核心。宇文泰废帝在西魏朝廷中引发极大震动，宇文泰称帝似乎已成必然。《北史》卷36《薛辩传附薛端传》：“魏帝废，近臣有劝文帝践极，文帝召端告之。端以为三方未一，遽正名号，示天下以不广，请待龛翦僭伪，然后俯顺乐推。文帝抚端背曰：‘成我者卿也。卿心既与我同，身岂与我异。’”可见，宇文泰没有称帝的原因，在于当时西魏与北齐、南朝并立，中国尚未统一，如就此称帝关陇，与北齐、南朝皇帝地位相当，对已掌握西魏朝政的宇文泰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与其进位称帝，使自己政治信用破产，不如继续尊奉魏室，借行六官之名，巩固自身及宇文氏对西魏军政大权的绝对控制。

　　当时，宇文泰诸子尚幼，宇文导、宇文护、贺兰祥、尉迟迥等宗亲虽是其把持军政大权的主要助手，但要全面控制西魏朝廷，宇文氏宗亲势力远远不够。恭帝元年(554)，宇文泰大赐功臣胡姓，“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刘雄、李昶、李彦、薛端、郑孝穆、令狐整、薛善、叱罗协、韦孝宽、韦瑱等与宇文泰关系密切的亲信和关陇土豪都被赐予宇文氏。上述诸位大多是军阶达到大将军、开府、仪同的府兵将领，根据“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的规定，其各自部属也自然成为宇文氏宗族成员。由此，宇文泰通过赐姓建立拟血缘的同宗关系，使宇文氏迅速成为关陇集团中人数众多，势力最为庞大的宗族势力。宇文泰要确立宇文氏对西魏朝廷的绝对控制，势必要借全面推行六官之机，将自己宗亲、众多拟血缘的同宗亲信和关陇土豪们安插到朝廷掌权。恭帝三年(556)，宇文泰全面施行六官之时，六府次官全部由宇文护、尉迟迥、宇文贵等宇文泰宗亲、亲信担任，六府中大夫官职也基本被赐予宇文氏的柳敏、唐瑾、李昶、李彦、薛端、薛善等多位宇文泰亲信所把持。

　　大统十六年(550)，宇文泰依据大统十三、十四年始置六卿时形成的军阶达到柱国、且是威望极高的府兵将帅的选任标准，任命元欣、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为六府长官，形成大冢宰宇文泰、大司徒元欣、大宗伯李弼、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谨的位次排序。府兵建成时“柱国”大多授予军中“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具有极高荣誉“当时荣盛，莫与为比”。这使宇文泰对柱国军阶的授予控制极为严格。从大统十四年宇文泰开始授予柱国军阶开始，至恭帝三年(556)正月行周官前，宇文泰共先后授予元欣、独孤信、李弼、独孤信、赵贵、于谨、李虎、侯莫陈崇、元子孝等九人柱国。其中，武川镇豪帅李虎大统十七年(551)病卒。魏室代表人物元欣、元子孝先后于废帝元年(552)、恭帝三年病卒。至宇文泰大行周官之时，柱国有宇文泰、独孤信、李弼、赵贵、于谨、侯莫陈崇六人。恭帝三年时六卿只能由上述六柱国担任。由于六卿中排位第二、任大司徒的元欣病卒，宇文泰依据大统十六年六卿位次，将排位第三、大宗伯李弼依次进位为大司徒、其亲信于谨依次由排名最末的大司空进位大司寇，其空缺由侯莫陈崇填补。赵贵由大司寇越过大司马独孤信直接进位为大宗伯，在六官中政治地位仅次于宇文泰、李弼。大司马独孤信是宇文泰长子宇文毓岳丈，如宇文毓被拥立为世子，存在独孤信利用外戚身份干政的可能。由此，宇文泰在施行六官前，利用亲信李远的武力威胁，迫使独孤信在西魏群臣面前放弃拥立宇文毓为嫡嗣的想法。因此，恭帝三年之际独孤信虽跻身于六卿，但却是宇文泰压制防范的主要对象。这是独孤信没有按次序进位大宗伯，赵贵在六卿排位跃升的原因。

　　武川镇豪帅虽在六卿层占有半数优势，但并不是宇文泰刻意要重用其群体、赋予其群体多少权力和地位，而是按照柱国军阶和六卿中任职资历，确定六卿人选和排位的标准使然。赵贵、独孤信在六卿排位的非正常变动，说明虽有看似“公平”的标准，宇文泰实际上仍可根据集权于宇文氏的政治需要，控制六卿的组成和位次。因此，赵贵等人的地位和权力根本无法与大冢宰宇文泰相提并论。恭帝三年(556)六官各府职官中，六官各府上大夫、中大夫等要职几乎被宇文泰宗亲和亲信把持，仅掌政教政令的稍伯中大夫的库狄昌、王勇、司门下大夫侯莫陈凯为武川镇豪帅。从六卿任命和六府人事构成看，赵贵、独孤信、侯莫陈崇等武川镇豪帅及李弼、于谨虽贵为六卿，但在六官中只是充当军功和资历的象征，几乎没有多少实际权力。总之，宇文泰行六官，其实质是要将宇文氏宗亲和亲信全面安插到西魏朝廷掌权，彻底清除朝廷中的魏室势力，是“有实无名”的篡位之举，并非陈寅恪先生所论要在文化上与高氏和萧梁对抗，靠六官将关陇集团内部各群体融合为一家。

　　四、魏周易代与武川镇豪帅在六官中所处地位的变化

　　恭帝三年(556)，宇文泰在弥留之际，为确保宇文氏执政，命侄子宇文护辅佐诸子掌权。“谓护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济。诸子幼小，寇贼未宁，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宇文护没有驾驭众多西魏开国元勋群公的权威资历，勉强靠于谨等人的鼎力支持，才压服群公，拥立宇文泰三子宇文觉(孝闵帝)篡魏建周。如前所论，宇文泰所建六官实质上是使魏帝成为傀儡、集权于宇文氏的权宜设计。就宇文护和北周诸帝来说，要集权于宇文氏，就要继续实行六官。要换取被群公的政治支持，就必须要提升其在六官中的政治地位。群公之中赵贵在魏周禅代过程中，充当了持节奉册带头劝进的角色，为宇文护建周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孝闵帝元年(557)正月六卿排名中，宇文护自任大司马掌军权。作为对赵贵的回报，宇文护将其排名越过李弼，由大宗伯进位大冢宰，加太傅，排位第一。对一向主张拥立宇文毓即位掌权的独孤信，宇文护为使其不反对宇文觉执政，出于安抚笼络的考虑，将其由大司马进位大宗伯，加太保，排位第三。李弼、于谨、侯莫陈崇排位则没有改变，仍为大司徒、大司寇、大司空。

　　北周建立后，宇文护大力提拔宇文氏宗亲、支持自己摄政的原宇文泰亲信担任六府次官掌握实权。其中，小冢宰即由宇文泰亲信李穆担任。赵贵虽为大冢宰，但备受牵制毫无实权，这使其对宇文护摄政“每怀怏怏，有不平之色”。赵贵在府兵和朝廷享有极高威望，其不满情绪，必然会在轻视宇文护资历尚浅的众多群公大臣中引发“共鸣”，进而影响宇文护摄政。大冢宰“掌邦理，以建帮之六典，佐皇帝理邦国”，所属天官府管辖朝廷行政人事，是六官运作的核心。大冢宰一职由赵贵担任，非常不便于宇文护摄政。从树立权威、行使摄政权及震慑群公的考虑，宇文护必须除掉赵贵。宇文护杀赵贵的理由是宇文盛告发其谋反，“及楚公赵贵谋为乱，盛密赴京告之。贵诛”。宇文盛虽出身武川，但并不见与赵贵有多少联系，赵贵没有理由将其拉入所谓“政变圈”中。宇文盛在告发赵贵时为盐州刺史(五原郡)，远离长安，按常理宇文盛没有途径，获知赵贵在朝中要谋反的这类高度机密。宇文盛因告发赵贵有功被加官晋爵后，“仍从贺兰祥平洮阳供和二城”，说明宇文盛在赴京告发赵贵之前，应在贺兰祥的征讨军之中。宇文盛本人对宇文护摄政持支持态度，“于时周室草昧，国步权舆，宣力匪躬，缔构王业”，贺兰祥为宇文泰外甥、是宇文护摄政的主要助手，“时晋公护执政，祥与护中表，少相亲爱，军国之事，护皆与祥参谋。及诛赵贵，废孝闵帝，祥有力焉”。由此推知，宇文盛应是受贺兰祥授意，而出面告发赵贵等人“谋反”。

　　赵贵对宇文护摄政主要是情绪上的不满。独孤信主要是因宇文泰用武力威胁，迫使其放弃拥立女婿宇文毓为世子的方式，对宇文泰及孝闵帝耿耿于怀。对宇文护控制府兵、禁卫军，自身在京师内外没有多少武力的情况下，有多年政治历练的赵贵和独孤信不可能做出袭杀宇文护的冒险轻率之举。因此，在由宇文护授意、孝闵帝颁布的诏书中，也只能以含糊的“阴相假署，图危社稷”为由诛杀赵贵等人。宇文护以参与赵贵谋反为名，逼独孤信自杀。宇文护随即对六卿层进行了大幅度调整，自任大冢宰“总百揆”，鼎力支持其摄政的于谨则由大司寇进位为大宗伯。贺兰祥接替宇文护所任的大司马。大将军达奚武直接升为柱国、任大司寇。资历远在宇文护、贺兰祥、达奚武之上的侯莫陈崇除被加为太保以示尊崇外，仍任大司空，排位最末。

　　由上所论，赵贵、独孤信所谓的“谋反”，实际是宇文护为巩固摄政地位，控制六官，整治赵贵、独孤信等元勋群公，与亲信贺兰祥、于谨及武川豪帅宇文盛等人精心设计的政治圈套。在这场清洗中，武川镇豪帅群体在六卿层的优势地位彻底丧失。赵贵、独孤信虽同是被宇文护打压的对象，但两人没有多少有效的配合，也不见侯莫陈崇等武川镇豪帅有何支持举动，相反同出身于武川的宇文盛、宇文丘兄弟则站在赵贵、独孤信的对立面。因此，魏周易代后，先前能够团聚武川镇豪帅的“匡扶魏室”“讨伐高欢”的政治理念已不复存在。在关陇集团中武川镇豪帅实际已成为追求各自政治利益、没有多少乡里政治联系的将领和官僚。

　　赵贵、独孤信在群公中“名望素重”，宇文护诛杀两人，使群臣“多不自安”，纷纷要求归政孝闵帝。“时晋公护执政，仪同齐轨语善云：‘兵马万机，须归天子，何因犹在权门。’”因此，宇文护除掉赵贵、独孤信等人后，还要大力提拔自己亲信掌权，以压制群臣对其摄政的恐惧和反感。这必然会触动司会李植、军司马孙恒等宇文泰生前握有实权官员的政治利益，招致其群体反抗。宇文泰所建六官是确保宇文氏顺利代魏建周的权力设计，并没有就最高统治权如何在宇文氏内部进行合理划分。宇文护以大冢宰总掌朝政，令本身就没有皇帝名位的宇文觉，无法不相信宇文护不篡位。由此，宇文觉很快与李植等人一起密谋除掉宇文护。宇文护出于“不负太祖之顾托，保安国家之鼎祚”维护宇文氏整体利益的考虑，用禁卫军公开废掉宇文觉、立明帝宇文毓为天王。首谋李植为关陇土豪李远之子，李远及其兄李贤、李穆是宇文泰得以称霸关陇的重要亲信，也是支持宇文氏执政的重要家族，与宇文氏有姻亲关系。宇文护没有顾忌这些关系，不仅诛杀李植，而且借李植株连李氏多人，其父李远被逼自杀、李植弟李基被免官，李叔谐、李叔谦、李叔让被杀、其叔父李贤、李穆被免官，其残酷程度远超对赵贵、独孤信的处置。宇文护此举无非是在警告，包括曾作为与宇文氏关系亲密的开国元勋们也不能妨碍其摄政。这迫使作为西魏北周统治基础的关陇土豪，对宇文氏执政的态度由以往支持参与转为漠然处之。这是宇文护在拥立宇文毓为天王，群公说出“此公之家事，敢不惟命是听”的根本原因。

　　五、北周六官官制的变化与杨坚篡周建隋的原因

　　宇文泰生前并没有给宇文护行废立的权力，宇文护公然用武力强行废立，实际是以透支其摄政正当性为代价。为挽回关陇集团各群体对其政治权威的认可，武成元年(559)正月，宇文护将朝政交给宇文毓(孝明帝)，并把宇文毓的称号由天王改称为皇帝，自己则总掌军权。宇文护虽不再摄政，但仍任大冢宰掌握天官府，继续通过天官府操纵朝政。天官府由此成为孝明帝与宇文护争夺的主要部门。宇文毓在天官府增御正四人，品秩为上大夫，与小冢宰相当，职能类似于中书舍人。明帝时期御正系统各级官员中，除叱罗协、崔猷、达奚寔与宇文护关系密切外，宇文邕“甚为世宗所亲爱，朝廷大事，多共参议”；杨忠、郑孝穆、王谊在政治上一向不认可宇文护专权；杨宽则与魏室关系密切；高宾是明帝一路提拔的亲信。由此，御正系统几乎被明帝所纠合的亲信所控制，成为北周皇帝在六官中行驶皇权的重要途径。随后，明帝任命杨宽为小冢宰，试图在天官府架空宇文护，还用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元老关陇土豪蔡祐，取代宇文护亲信尉迟纲担任小司马总统宿卫。明帝大幅度扩权，明显危及到宇文护专权底线。宇文护随将明帝毒死。在上列明帝任命的重要六官官员中，仅有杨忠为武川镇豪帅。在宇文护执掌的天官府中，武川镇豪帅则没人能任小冢宰、司会等关键官职。由此可见，明帝、宇文护双方争取任用的势力，除宇文氏宗亲外，主要是拥有本地实力的关陇土豪和熟悉行政运作的关东胡汉士族，而非拥有军功、资历的武川镇豪帅。

　　周武帝宇文邕即位后，继续在六官内扩充君权。御正系统除裴鸿、李昶与宇文护关系亲近外，令狐整、司马裔、崔彦穆、唐瑾、裴肃、元亨、梁明、于仲文、辛彦之等中下大夫均非宇文护亲信。(107)保定四年(564)，周武帝改天官府御伯为纳言。纳言中大夫掌出入侍从，天子出任则侍从左右，类似于门下省侍中之职。除陆逞、李昶被宇文护当做亲信外，司马裔、元则、唐瑾、杨瓒、郑诩、柳机、皇甫璠、寇颙等中、下大夫均非宇文护亲信，或对宇文护专权持反对态度。天官府负责宫中禁卫的左右宫伯系统，也大体在周武帝掌握之中，日后参与袭杀宇文护的宇文神举、宇文孝伯、王轨、长孙览均曾任职于宫伯系统。保定五年(565)，周武帝为加强宫中武力，在夏官府置左右武伯中大夫各一人。春官府中内史中大夫掌纶诰，直接参与朝廷刑罚爵赏、军国大事的决策，类似于中书监、令，属于皇帝心腹要职。在王仲荦统计的9位内史中、下大夫中，王轨、王褒、宇文孝伯、王谊等均为周武帝亲信，唐瑾、斛斯征、韦聪、柳昂、寇颙等与宇文护也不见有多少联系。由此，周武帝在宇文护监视之下，通过对六官的改革，基本控制了朝廷决策、诏令草拟、收发及宫中禁卫等一些核心权力。这是宇文护再无法暗杀周武帝，周武帝却能突袭宇文护，迅速掌握北周军政的重要原因。武川镇豪帅虽不是周武帝用来在六官系统的主要亲信，但侯莫陈崇、杨忠、宇文盛等人仍能凭借军功和资历，先后担任大司徒、大司空、大宗伯等六府长官，在六官中仍具有很大威望。这是保定三年(563)，周武帝试图与侯莫陈崇等人密谋发动政变，除掉宇文护的原因所在。

　　宇文护能容忍周武帝扩权的原因如下：一、宇文护在周武帝即位之始就迫使他任其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令五府总于天官。此举无疑再行摄政之实，公然违背自己明帝时作出的归政承诺，加之此前屠戮功臣、两次废帝，使其政治信用几乎破产，其摄政毫无正当性可言。宇文护要弭平群臣“归政天子，请老私门”的要求，表明自己并非是独夫，必须向周武帝出让相当权力。二、宇文护摄政专权主要靠控制府兵的中外府。中外府长史叱罗协、司马陆逞、薛善等主要幕僚，往往能够兼任或升任天官府“副总六府事”的司会中大夫。从中外府和天官府的主要僚佐升转看，宇文护实际上是以中外府领天官府，延续宇文泰时的以军领政体制，周武帝扩权并没有触及于此。三、宇文护专权的主要助手贺兰祥、尉迟纲在武帝即位后相继病亡。因此，宇文护大力提拔宇文氏宗亲，至天和六年(571)被杀前有十一人被授予柱国。宇文宪、宇文直等宇文泰诸子在宇文护有意提拔下，纷纷担任雍州牧及益、秦、同等要州总管，然后再迁转到朝廷任大司马、大司空、小冢宰等要职。由此可见，宇文护并没有篡位的想法。武帝扩权也是巩固宇文氏执政的重要一环，因此，也能被宇文护所允许。四、宇文护吸取以往对闵、明两帝控制过紧，导致君臣之间决裂，两败俱伤的教训，开始改用宗室宇文宪来调和他与周武帝两人权力矛盾。“宪既为护所委任……护欲有所陈，多令宪闻奏。其间或有可不，宪虑主相嫌隙，每曲而畅之。高祖亦悉其心，故得无患。”这意味着宇文护并不愿为统治权与周武帝正面冲突。这是周武帝与侯莫陈崇密谋泄露后，宇文护仅逼侯莫陈崇自尽的原因所在。

　　周武帝目的是集全部权力于一身，而非要与宇文护共治天下。《周书》卷12《宇文宪传》：“有周受命，晋公复执威权。积习生常，便谓法应须尔。岂有三十岁天子而可为人所制乎。”建德元年(572)，周武帝力用对宫中禁卫的控制，借宇文护入宫觐见之机，发动突袭将其除掉，并将宇文护诸子及侯伏侯龙恩等多名亲信一并诛杀。随即周武帝将宇文护专权的根本中外府撤销，通过改置宿卫，将府兵由中外府转至宿卫统辖，府兵改为侍官禁卫军化，由皇帝直接控制，彻底结束西魏以来军政分离的二元权力体制。如上所述，宇文护专权时大力提拔宗室担任中央、地方和军中要职，宗室已成为宇文氏执政支柱。周武帝虽可将宇文护族诛，但不得不依靠宗室。因此，周武帝亲政后，实际上形成了皇帝依靠御正、纳言、内史及宫中宿卫等系统行使决策和军权，宇文氏宗亲听命于周武帝行驶军政实权的权力结构。然而，宗室诸王往往会因周武帝授权多寡爆发内斗。建德三年(574)卫王宇文直叛乱就源于此。周武帝亲政初不再遵循北周皇位兄终弟及的惯例，立长子宇文赟为皇太子(周宣帝)的原因就在于此。周武帝病逝后，周宣帝没有驾驭宇文宪等宗室诸王的权威，也没有令人敬佩的才能资历。周宣帝为巩固皇位，不仅诛杀宗室中威望极高宇文宪全家及宇文孝伯、王轨、尉迟运、宇文神举等曾蔑视其权威的辅臣，将府兵主要将领赵王招、陈王纯、越王盛、代王达、胜王逌等五王之国，将周武帝建立的皇帝掌握军政核心权力，授予宗室诸王加以执行的权力结构其彻底摧毁。周宣帝无故屠戮宗室和辅臣，使宇文氏宗亲与其离心离德。大象二年(580)，宗室宇文亮就以“主上淫纵滋甚，社稷将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见倾覆”为借口，在豫州起兵谋反。

　　为进一步集权，周宣帝在六卿之上设四辅官，以削弱六卿特别是大冢宰对皇权构的威胁。在御正、内史系统增置上大夫，地位与六府次卿相当，强化对朝政的控制。为确保北周皇权长期平稳运行，宣帝又传位于年仅六岁的太子宇文衍即周静帝，自称天元皇帝。这些措施表面上看似能强化皇权，但实际上却有极大风险。周宣帝初置的四辅官，分别为越王宇文盛、李穆、尉迟迥、杨坚，其中杨坚为武川镇豪帅杨忠子。由于杨忠倾向支持周武帝，武帝即位后就将杨坚任为右小宫伯视为亲信，并聘其女为皇太子妃。杨坚地位的迅速蹿升，招致宇文宪、王轨等人的极力排挤。因此，宣帝选择杨坚为四辅官，不是在于其武川镇勋贵的出身，也不在其外戚身份，而在于他是宇文宪、王轨竭力排挤之人。由于越王宇文盛很快到封地之国，李穆、尉迟迥仍分任并州、相州总管，无法参与朝政。因此，杨坚成为唯一能参与朝政的四辅官，“(宣帝)每巡幸，恒委居守……位望益隆，帝颇以为忌”。为此，宣帝一度想除掉杨坚，“帝每忿怒，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这使地位朝夕不保的杨坚不可能再忠于北周皇帝。

　　周宣帝对御正、内史系统地位的提升，使军政大权完全集中在御正、内史两系统之上。《隋书》卷38《郑译传》：“(郑译)超拜开府、内史下大夫……委以朝政。俄迁内史上大夫……颇专权。”鉴于此，宣帝对在御正、内史系统任职、曾是自己皇太子时的主要侍臣郑译、刘昉、颜之仪、柳裘等人也无法信任。如周宣帝以郑译“擅取官材，自营私第”，除名为民，后来在刘昉的劝说下才将其召会朝廷，诏领内史事。对包括御正、内史系统在内的其他侧近之臣，周宣帝也“多所猜忌”并暴力恫吓。处于恐怖高压下、掌握中枢权力的郑译等御正、内史系统主要官员也无法再忠于北周。刘昉、郑译等人能行使北周中枢权力，是因为其一直依附在皇权之下。宣帝猝然病逝后，他们没有摄政之臣的威信和资历，也没有统御军队征伐的能力，“于时尉迥起兵，高祖令韦孝宽讨之……高祖欲遣昉、译一人往监军……昉自言未尝为将，译又以母老为请”。刘昉、郑译等人要保持自身权力，仍要尊奉静帝，沿用六官，寻找便于控制、能统军征战的辅臣，以便应对其他反对势力。宣帝打压宇文宗室诸王的举措，离不开刘昉、郑译等人的参与，为自保刘昉、郑译不可能在宇文氏宗亲中选择辅臣。杨坚出身武川元勋，武川镇豪帅在赵贵、独孤信被除掉之后，在关陇集团中早已不再是联系紧密的政治群体，且在六官府兵中的优势地位也早已不在，缺乏可依托的派系势力，便于控制。加之杨坚拥有丰富的军政经验，在朝廷威望最高。因此，小御正刘昉与领内史郑译、柳裘、韦謩、皇甫绩就引杨坚摄政，矫诏授总知中外兵马事，掌握北周府兵禁卫军权，将北周军政大权交给了杨坚。因此，杨坚能短期内代周建隋，实际上是得益于北周皇帝为强化皇权，而不断对六官进行的“摧毁性”改革，与出身武川、周室姻亲、宣帝暴亡等没有多少实质关系。

　　结论：对陈寅恪关陇集团理论六官相关观点的认识

　　西魏建立及之后较长的时期内，魏帝一直是宇文泰掌握军政实权正当性的有力支撑，也是团聚关陇集团各政治群体的精神纽带，对于关陇集团的影响不可低估。加之魏室本身还有相当的军事政治势力，因此，宇文泰必须要给予魏帝和魏室相当的权力和地位。由此，形成了魏帝及魏室主导的西魏朝廷处理行政事务，宇文泰主导的大丞相府和大行台负责军事的二元权力体制。然而，无论是调动关陇资源与强敌高欢军事对峙，还是巩固宇文氏的执政地位，宇文泰都需要消灭魏帝及魏室主导的西魏朝廷，实现国家权力一元化。

　　面对魏帝和魏室在关陇集团内部几乎难以撼动的地位和影响，宇文泰无法仿效高欢及其子高澄、高洋较为露骨乃至暴力屠杀的方式，来对待魏帝和魏室。他只能根据西魏、东魏北齐乃至南朝政治大格局的变化，不得不谨慎、逐步、系统的采用中央官制改革的方式，排挤魏帝和布满朝廷的魏室。西魏中央官制承汉魏官制，北魏孝文帝官制改革以周礼为指导原则，以继北魏正统自居的宇文泰，无论从政权合法性，还是历史经验看，他只能选择周礼来粉饰其集权宇文氏、排挤魏帝魏室势力的中央官制改革。因而，陈寅恪先生虽指明宇文泰行周礼只是表象“阳传周礼经典制度之文”，但对宇文泰行周礼建六官，并非如其所论宇文泰要在“精神上独立有自成一系统之文化政策”与高氏及萧梁抗衡，而是出于集权宇文氏、排挤魏室、架空魏帝的现实政治考虑。

　　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六官的过渡性质，“周礼本其一时权宜文饰之过渡工具，而非其基本霸业永久实质之所在”，点明六官实行后的演变趋势“创制未久，子孙已不能奉行，逐渐改移，还依汉魏之旧”，但他并没有解释六官之所以是权益过渡工具、北周诸帝无法遵行的原因。实际上六官虽是宇文氏将魏室主导的西魏朝廷转为己有，顺利篡魏建周执政的体制保障，但六官内在的大冢宰摄政、皇帝无权而治的权力分配体制，却是北周皇帝与权臣宇文护等人权力冲突无法克服的体制性因素。这是北周皇帝、宇文护就难以坚持六官政体，不惜以消耗宇文氏统治正当性、不断屠戮功臣、宗室为代价，根据各自集权需要不断对六官进行变革，最终回归汉魏旧制、开隋唐三省六部制之端、北周被杨坚所取代的原因所在。

　　武川镇豪帅在西魏两个权力中心长期不占主要地位，在大统中后期至六官实行初，才纷纷进入西魏朝廷及六官最高层。这并非是宇文泰要重用其群体，而是宇文泰要替代政治地位崇高的魏室，关陇集团中只有军功资历甚高的武川镇豪帅，可与魏室相提并论。这使武川镇豪帅群体不仅是军中元勋，还是行政首脑，虽没有实权，但足以被宇文氏所忌惮，最终导致其代表人物赵贵、独孤信被杀。此后武川镇豪帅不再是一个政治群体，而作为个体任职于六官之中。武川镇豪帅和关陇集团内其他各群体，无法避免地被卷入到北周皇帝与宇文护等辅臣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失势后即被打压和屠戮。这使关陇集团各群体无法再支持宇文氏，彼此关系也十分紧张。出身武川的杨坚，能以个体之力联合关东士族、关陇土豪等关陇集团内非武川籍势力，短期内篡周建隋，与之有很大关系。因此，陈寅恪先生说宇文泰行周礼六官，“更可以维系其关陇辖境以内之胡汉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为一家，以关陇地域为本位之坚强团体”，是值得置于西魏北周政治实际中进行探讨和商榷的。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