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末代王后的艺术收藏
52fw.cn 04-28 次遇见不久前， 随着著名奢侈品出版机构Assouline 的一本关于伊朗末代王后——法拉赫王后（Empress Farah Pahlavi ）为德黑兰当代艺术美术馆（Tehran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 简称TMoCA）收入的艺术收藏书籍的出版，这批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后被藏匿于德黑兰当代美术馆地下室里、40年来未见于世的艺术收藏重回人们的视线。
今年2月11日是伊斯兰革命40年纪念日，随着这一天伊朗国内大范围庆祝革命胜利的集会和游行的举行，那场改变中东政治格局的革命重回全球视线。伊斯兰革命不仅改变了伊朗的政权和中东的地缘政治，更是彻底影响了伊朗在全球文化板块的软影响力。
这本价格不菲的艺术书（650英镑）《Iran Modern: The Empress of Art》由艺术顾问Viola Raikhel-Bolot和作家Miranda Darling共同创作完成，它为世人展现了从数量到质量都可与任何西方美术馆馆藏媲美的法拉赫王后的西方现当代艺术收藏——其中包括毕加索、梵高、弗朗西斯培根、罗斯科、德库宁和安迪沃霍尔等人的重要作品。现在这个收藏价值约为30亿美金。
去年冬天，我去了Maison Assouline在伦敦为书籍出版举行的庆祝酒会，被当时的场面小小震撼——到场的嘉宾大多是伊朗人，衣鬓得体气派，也有一家两代、三代一起出席。他们中许多都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后的伊朗一代移民，大家齐聚以此为了亲眼目睹一下亲临现场的法拉赫王后的风采，也是希望可以借此机会向这位40年来流亡海外至今从未踏上伊朗土地的王后送以一个拥抱或是一声关怀。
法拉赫王后为伊朗的文化与艺术做出太多贡献，而她一家人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的命运却令人唏嘘。大时代的背景为法拉赫王后的艺术收藏赋予更多意义，它不仅仅代表了巴列维王权统治下伊朗王后的文化野心和巴列维政权为伊朗绘制的文化蓝图，
Empress Farah Pahlavi 法拉赫王后
伊朗末代皇后法拉赫（Empress Farah Pahlavi）原名为Farah Diba （法拉狄巴）1938年10月14日出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个贵族家庭，自幼热爱艺术和建筑的她年轻时留学法国。1959年在巴黎修读建筑期间有一次作为留学生代表参加了伊朗驻法大使馆的活动，在那里相遇了巴列维国王，两人一见钟情。很快他们于同年12月举行了举世瞩目的婚礼。法拉赫会讲英语和法语，她优雅的言谈举止和一颦一笑都散发着高贵的皇族气质，被当时的外媒称为“中东的杰奎琳肯尼迪”，并获得了“伊朗玫瑰”的美誉。1967年10月26日，法拉赫成为了伊朗巴列维王朝唯一被加冕的王后，70年代伊朗通过了若国王遭遇不测，法拉赫王后可行使王权至王储成年的立法。
白色革命和德黑兰美术馆的艺术收藏的起源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冷战和地区局势混乱的环境下，伊朗以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和石油能源优势，是中东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势力，也是英美不可缺少的盟友。在文化层面上，那时也是伊朗的黄金时代，有着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开放。巴列维国王于1963年启动的白色革命推动了土地改革、教育改革和基础设施的兴建，并给予了妇女投票权。热爱文化艺术的法拉赫王后亦致力于推动文化事业，为了发扬传统的伊朗文化和支持本土艺术家，她推动兴建了许多文化机构和博物馆，并为提升旅游业于1967年建立了希拉兹艺术节 （Shiraz Arts Festival），这些文化项目算是巴列维国王白色革命的一部分。当时的伊朗妇女不需要面带黑纱，也可穿着比基尼在沙滩上，与西方中产阶级妇女差别不大。而巴列维皇室更是西方生活方式的代表，在他们的邀请下，伊朗成为了当时许多名人和各国元首访问的“热门国家”。
#p#分页标题#e#法拉赫王后的西方现当代艺术收藏正是诞生于这样的社会背景下。70年代初，法拉赫王后出席了一个艺术展“Iran Darroudi”的开幕，一位年轻的艺术家对她说许多艺术家希望能找到一个地方展示他们的作品。法拉赫王后认为那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开始展开了在德黑兰打造一个现当代艺术美术馆的筹备工作。70年代OPEC一夜提高了石油价格，伊朗瞬间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 部分阶层人士暴富。法拉赫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那里获得了打造美术馆的投入资金，并召来表亲Kamran Diba做美术馆的外观设计。最初她想回购流散于世界各地的伊朗古代手工艺品，很快意识到那样做造价昂贵，相比之下当时的西方现代艺术品更容易获取。法拉赫召集了多位西方艺术顾问和机构专家，包括美国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和法国南部的麦格特艺术基金会（Maeght Art Foundation）顾问，为德黑兰当代艺术美术馆（TMoCA）购入了150多件西方现代大师作品——其中有毕加索1927年的杰作“The Painter and His Model”，学术专家称这幅作品是连接毕加索两幅举世之作““Les Demoiselles d’Avignon”(1907)和“Guernica” (1937) 最重要的作品， Willem de Kooning 的《Woman III》, Jackson Pollock 的《印度红地壁画》（Mural on Indian Red Ground，作于 1950年）和Paul Gauguin 的《日本木刻静物》（Still Life with Japanese Woodcut，作于1889年）。
那时法拉赫全世界穿梭会见艺术家，她在巴黎见到了达利，在南法拜访Chagall 的工作室。最让人津津乐道的桥段还是她和Andy Warhol的交集：1974年，法拉赫王后在Jimmy Carter总统的白宫晚宴首次遇见Andy Warhol。据Warhol回忆称，当时法拉赫王后从一个房间跟随他到了另一个房间，他当时很担心以为女王在跟踪他并想邀请他一起跳舞。1976年，在王后的邀请下,Andy Warhol在 《Interview》杂志的编辑 Bob Colacello的陪同下访问了德黑兰。Bob Colacello回忆说德黑兰让他想起了比福利山庄，“每个人都在泳池旁边游泳晒太阳，只不过旁边有波斯地毯。”而Warhol则在酒店里不断地叫客房服务给他上鱼子酱。Warhol用宝丽莱相机为王后照了一张相片，随后用以制作他著名的丝网肖像(silkscreen portrait) 。
然而，石油价格上涨也随之引发了通货膨胀、拉开了城乡和阶层间的贫富差距。许多民众对巴列维皇室为石油收入最大的得益者感到不满。巴列维国王实施的开放的文化政策和资助艺术改革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的文化政策和法拉赫的艺术收藏将伊朗置于全球文化板块，增加了伊朗文化在国际舞台的软影响力；而另一方面，大量西方文化涌入伊朗，与传统伊斯兰文化相左， 这引起了保守势力的穆斯林的愤怒。许多人争议说巴列维国王当时的文化政策是他残酷的执政以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的遮羞布，而这也加剧了日后伊斯兰革命的爆发。
在安迪沃霍和助理Fred Hughes参加卡特总统为巴列维举办的国宴时，白宫外就有8000多位示威者。在那时，伊朗国内就渐渐出现大大小小的反巴列维示威游行。巴列维政权也不断遭到美国媒体的批判。The Village Voice曾把安迪沃霍和法拉赫王后放在封面上，并加以“The Beautiful Butcher”的标题以示嘲讽。一年之后，历史上著名的伊斯兰革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巴列维领导的伊朗君主立宪政体在革命过程中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什叶派政教合一政体， 伊斯兰共和国成立。1979年1月被推翻政权的巴列维国王被迫携妻室匆匆离开伊朗，从此开始了颠肺流离的流亡生活。
迫于伊朗新政府的压力，当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伊朗王室。美国卡特政府当时允许巴列维在美国进行医务治疗，却因为伊朗军力占领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质押了人质，而迫于压力将巴列维一家驱逐出境。巴列维一家先后流亡于埃及、摩洛哥、巴哈马、墨西哥等国家，而早已身患癌症的国王不幸病情恶化，于1980年客死埃及。巴列维病逝后，美国里根政府对法拉赫王后和家人的态度渐渐转变，批准了法拉赫带四个孩子在美国定居。然而，不幸仍没有放过这一家人， 2001年，法拉赫31岁的女儿蕾拉在伦敦游历时，在一家酒店，由于沮丧、失眠服用过量镇定剂死亡。随后法拉赫的儿子阿里巴列维在姐姐去世后过度抑郁，在自己的寓所食枪自尽。现在法拉赫住在美国华盛顿旁边的Maryland和巴黎，仍然活跃于国际皇族活动上。她坚信艺术和创造力可以改变人的思维，并一直致力于支持女性权利和扶持伊朗当代艺术文化的发展，她帮助海外的伊朗艺术家发展事业，把他们介绍給对的人。
今日的伊朗时局动荡，经济低迷，民不聊生，境内反现政府的抗议游行也不在少数。对于伊朗现在的状况，法拉赫说：“我相信伊朗人民，就像是涅槃的凤凰，会从灰烬中崛起，战胜现在为难他们的局势。我相信光明终会战胜黑暗。”
艺术是政治性的
伊斯兰革命爆发后的40年来，这批艺术收藏几乎完好无损地保存在德黑兰当代艺术美术馆的地下室里。除了一幅安迪沃霍为王后创作的肖像被反动分子割了一刀，另外，美术馆花园中的亨利摩尔雕塑被子弹头击中，至今还有枪孔印记。唯一失去的作品是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的Woman III。1994年，这幅作品通过一个艺术中间商用16世纪波斯手稿the Shahnama of Shah Tahmasp （Book of Kings）作为置换取得，随后以大约两千万美金卖给了David Geffen。2006年，David Geffen又以1.375亿美金的价格卖给了对冲基金大佬Steven Cohen,这也是当代艺术拍卖最贵的成交价格之一。至今这批艺术收藏中许多作品由于涉及裸体内容而至今不能在伊朗境内展出。2005年，德黑兰美术馆总监Alireza Samiazar 在美术馆内展出部分收藏，却在展览开幕不到两小时内，遭遇传统势力的制裁者闯进美术馆，勒令将Francis Bacon 的一副描绘两个男人裸体的作品取下。
一直以来，西方艺术机构这批收藏也兴趣盎然，曾纷纷向德黑兰美术馆发出借作品在西方展览的邀请，却屡次遭到拒绝。2013年，德黑兰美术馆的trustees 开始商讨将藏品在全球范围内展览， 以此来为美术馆募款，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的Joachim Jager曾向当时的外交部长Frank-Walter Steinmeiter 寻求帮助，意大利的外交大臣Paolo Gentiloni 也曾向罗马Foundazione MAXXI 的主席Giovanna Melandri 提出展览建议，两国文化使者和美术馆高层都有和德黑兰美术馆针对巡展一事进行谈判， 展览最终却因为各种外交和政治原因被无限推迟， 至今全球展览项目仍未实现。
如果说王后收藏中的作品在伊朗境内展出的情况反映的是当前的伊朗政治与文化风貌与其过去的对比，那么将这批藏品在海外展出的计划屡遭禁止体现的则是伊朗当前的与巴列维时代完全不同的文化外交态度。纵观历史的变迁来看待法拉赫往后的艺术收藏，它的意义深远——它诞生于全球化和文明冲突理论的话语之前，代表了法拉赫王后的视野和为伊朗设计的文化蓝图。即使许多人会提出，这批艺术收藏是巴列维国王通过软文化的外交政策掩盖他其他方面在伊朗境内更残酷的霸权的体现，但是时至今日，伊朗70年代文化的繁荣依然令人怀念。我不禁思考一个问题：究竟一个国家在其经济和社会都面临重重问题的情况下，通过推动文化艺术来建立软实力有多么重要？也许伊朗的案例会告诉我们，至少文化的自由与艺术的繁荣能够振兴人们内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