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人运动到武装斗争——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中共在沪斗争策略的嬗变

02-13 次遇见

　　摘要：以城市革命为中心，是苏俄十月革命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共早期活动的基本原则。上海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和无产阶级最多、最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共的重点活动区域。从1921年中共成立到1926年10月中共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一次武装起义，中共在上海的斗争策略经历了从注重革命宣传和工人运动到重视武装斗争的转变过程，1925年初的“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二月罢工”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经过转变中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该转变是中共对国内形势认识的不断深入和联共（布）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变化共同导致的。

　　引 言

　　“武装斗争”是中共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自成立之初，中共就已经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中共一大把“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作为奋斗的目标。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提出要“号召全国工人农人在本党旗帜之下”加入“扫除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的战争。同年9月20日，陈独秀在《造国论》一文中提出“用政治战争的手段创造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的观点，具体来说就是“组织真正的国民军”，而且“这个国民军，是应该由全国被压迫的各阶级爱国者而不为私利私图的有力分子集合起来号召全国各阶级觉悟的大群众组织而成”。蔡和森、恽代英和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也有“鼓起人民武装的自卫和抵抗，使各大城市的市民全副武装或工人全副武装”和“赶快组织作战的军队，为民治政治，向一切黑暗的势力宣战”，组织“革命军的训练”，“所以要求转移军事武装机关于有职业有组织的工人”等关于武装斗争的论述。这些论述虽不系统，但也反映了中共早期对武装斗争的初步认识，即主要依靠工人阶级，在城市进行武装斗争。

　　然而出于各种原因，初创时期的中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武装斗争上，而是专注于群众运动。直到大革命时期，尤其是五卅运动后，中共才逐步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作用。除帮助国民党筹建黄埔军校外，到军阀部队中开展革命宣传，改造旧军队和组建城乡工农武装是中共该时期最主要的两种军事实践。这两种军事实践中，中共对组建城乡工农武装尤为重视。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城市组织的工人武装以上海工人武装最具代表性。中共领导上海城市工人武装的历史可以溯源到1925年初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中建立的工人纠察队，到1926年10月开始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达到高潮，最后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上海工人纠察队被缴械而不得不转入地下。

　　大革命时期，中共在上海依靠工人进行的城市武装斗争持续时间长、影响深远，一直是国内工运史、党史、军史研究的重要议题。学界对该议题的研究一般将时间段限置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期。这些研究虽然基本厘清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整个过程的若干史实，以及诡谲的局势下中共与其他势力的互动经过。然而从整个中共早期的斗争历史来看，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只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在上海进行武装斗争实践的标志性事件，如果研究者抛开上海三次工人起义前中共在上海斗争策略的嬗变过程，只讨论中共在该问题上的标志性事件，显然无法还原该段历史的全貌。

　　基于此，本文拟梳理学界较少关注的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中共在上海斗争策略及嬗变，尤其注意厘清中共对在上海进行武装斗争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并试图分析中共策略变化的原因，以推动学界工运史和中共早期党史、军史的相关研究。

　　一、“二月罢工”前中共在上海的斗争策略

　　上海是20世纪初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也是中外近代企业最集中的地区。中共自成立初就认识到上海的经济地位，“在中国新式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要以此区首屈一指”。在上海近代企业中工作的工人数量也居全国之首，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统计，1894年全国近代工矿企业中雇佣工人人数约91850—98060人，除去从事采矿业的工人，近代工厂工人约有75850—78060人，其中上海有工人36220人，约占全国工厂工人总数的46.4%—47%。到1920年，有研究依据李次山发表于《新青年》第7卷第6号“上海劳动状况”资料统计出当时中国工人队伍有194.6万人，其中上海有513768人，占全国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

　　以城市革命为中心，是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之一，也是中共早期活动的基本理论。但是“二月罢工”前，中共在上海并没有武装斗争的实践，仅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启蒙工人和发动群众方面。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共甫一成立就对发动上海工人群体倍加重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决定在全国产业工人聚集地区建立工人组织，成立产业工会或工厂工会，并通过建立工人学校的方式发动工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8月，中共为了更好地发动和领导城市工人运动，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创办了《劳动周刊》，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报，宣传革命思想。此外，中共先后派邓中夏、赵世炎、汪寿华等人到上海领导工人运动。他们“来到工厂集中、工人聚居的沪西小沙渡、沪东杨树浦一带，开办平民夜校、工人补习学校，教育工人学习文化，传播革命思想，培养了一批优秀工人干部。”

　　工人罢工是该时期中共在上海的主要斗争形式。1921年七八月间的上海英美烟厂罢工，是中共领导的第一次上海工人罢工。一开始工人罢工的诉求以提高经济利益为主，到1922年7月，中共认识到在军阀割据和国外势力干涉的情况下，单纯依靠工人阶级无法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建立可团结阶层的民主主义联合战线。因此，中共决定扩大工人运动的斗争目标，在《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决议案》中，中共主张工会在努力“改良工人状况”，进行“劳动者的经济改良运动”，在维护工人阶级权益的同时，要为“民族独立政治”和“市民自由权利与自由”而奋斗。然而，纵观1922年上海工人的罢工诉求，仍以增加工资为目的，仅有极少数罢工在谋求经济利益外，还提及了工会合法地位等政治诉求。

　　即便当时上海的罢工并未提出政治要求，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中的活动还是引起了资方及租界的警觉和不满。1922年6月1日，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在《劳动周刊》上发表可能引起骚乱及破坏治安的文章”的罪名逮捕，6月9日，《劳动周刊》也被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勒令停刊。7月18日，公共租界巡捕房又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宣传过激言论，唆使工人罢工有碍租界安全为由，对其进行查封。除上海外，中共在其他地区领导的工人运动也遭到了北洋政府和各方势力的扑杀，尤其是1923年2月7日吴佩孚在长辛店和汉口对京汉铁路罢工工人的大屠杀，让中共更加充分的认识到当时“劳工阶级还未组织成熟”，在“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力”的基础上，必须与新的势力寻求合作。

　　在分析了国内斗争形势和听取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建议后，中共认为在当时敌我势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不能仅依靠工人运动进行阶级革命，还必须联合其他势力进行国民革命，肃清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中共认为“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造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孙中山也意识到“然综十数年以往之成绩而计效程功，不得不自认为失败”，“欲起沉疴，必赖乎有主义有组织有训练之政治团体”，必须对已有的国民党进行改组，并与共产党进行联合。1923年7月，中共在其第三次代表大会中提出《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正式提出为了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由于共产国际认为国民党人“只力争借助武力扩大地盘，不懂得搞群众运动”，决议案还明确了共产党员在与国民党合作中应注意“阻止国民党集中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努力促成全国总工会之独立的组织，从事经济的及政治的争斗”，“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宣言》和党章，正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共和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虽然中共认识到“劳工运动尤其近代产业工人运动是我们的党之根本工作，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若忽视了这种工作，便无异解散了我们的党”，但是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共还是减少了上海的罢工运动。组建各行业的工人组织、开展平民教育，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为政治斗争准备成为当时中共在上海的主要活动。从1924年5月开始，在印刷工人中活动的浙江旅沪工会、上海店员联合会、沪西工友俱乐部、沪东工人进德会等工会组织先后建立。这些组织以联络互助、交换知识、联络感情等为口号，迅速吸收了大批工人加入。在开展平民教育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24年上海大学召开的平民教育大会。

　　然而中共在上海工人中的活动却遭到了“工贼”和国民党右派的破坏。1924年3月8日上海工团联合会成立，该会以“工会自治，不许政党过问”为口号，反对中共领导工运。7月，丝茧女工会议处成立，该组织是由“江苏省议员吴懿伯指示工贼穆志英出面组织的，会所附设于丝茧总公所内，由公所每月贴经费300元。丝茧女工会议处则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罢工”。此外，“工贼”和国民党右派还直接参与对中共领导的罢工的破坏活动，例如1924年6月14日，上海云成、物华丝织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的罢工运动就因“工贼穆志英的破坏，罢工最终失败”；同年9月，中共领导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7000余人的罢工，也因“资本家贿买巡捕拘捕工人，雇佣流氓殴打强拉工人上工”，以及“国民党右派和上海工团联合会也与资本家沆瀣一气”，最终失败。

　　面对“工贼”和国民党右派对工人运动的破坏，中共对“工贼”和国民党右派分子采取了不同对策。对于以上海工团联合会为代表的“工贼”，中共一开始的做法是“想法改组”。随着“工贼”对中共工运破坏行为愈演愈烈，中共认识到在“工人运动中各地都发现工贼，并且黄色工会亦开始萌芽”的情况下，“只认组织工会为工人运动而忽视一般党的活动是有一种工会主义的危险”，因此要在不影响职工运动的基础上注重政治活动。而对于国民党右派，中共则希望在“尽我们的力量忍耐与之合作”的基础上，对其右倾政策加以纠正。

　　在听取共产国际五大关于“联合战线”及“工农政府”的指导意见后，中共在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上重新认识到了无产阶级必须在民族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决定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四大”以后，工人运动迅速复苏和发展。为了对付“工贼”和国民党右派对工人运动的破坏，中共上海区委1925年领导的“二月罢工”中，罢工各厂开始通过武力来防止“工贼”和国民党右派破坏，维持罢工秩序。

　　二、中共工人武装在上海的创建和发展

　　有研究认为1925年6月省港工人大罢工建立的工人纠察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工人革命武装的初次尝试”，并提出了“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支工人武装”的论断。然而从中共早期在上海的工运活动来看，这一论断并不准确，中共在1925年2月的“二月罢工”中就已经在上海组织起了工人纠察队。

　　1925年2月2日，上海内外棉八厂爆发了工人罢工。中共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这是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展开一次大规模斗争的好机会”，决定在内外棉八厂罢工的基础上，发动全上海日本纱厂的同盟大罢工，为此中共专门成立罢工委员会，指定邓中夏、刘华等人总负责。为了防止“工贼”对罢工的破坏，在中共领导下，各厂纷纷组建了纠察队、纠察团、义勇队等工人武装。根据当时《民国日报》的观察，罢工后仅半个月（2月17日），小沙渡的上海内外棉第三厂、内外（东亚）麻袋厂、丰田纱厂等12厂，共组成了130余队工人纠察队武装。这些工人纠察队“按十人一队，有什长、百长、千长以至总队长”，其中包括“女工纠察队十四团”。除小沙渡外，浜北也组织了纠察队员20余队，浜南租界秘密组成二三十队、杨树浦也组织了纠察队30余队。由以上统计可见，“二月罢工”时中共在各厂组织了超过2000人的纠察队。这些纠察队员除了防止“工贼”破坏罢工外，还担负着维持游行和大型集会的秩序，保护工会，“劝导不明白的工友莫上工”等职能。

　　由于上海“二月罢工”中的工人纠察队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工人没有经过专门的军事训练，组织性和纪律性较差，很快就遭到了租界和警察厅的打压，1925年2月18日，沪西工人游行示威时，警察还把纠察队所持的“义勇队大旗一面扣留，带回警厅存案”。罢工工人最后也不得不与日本厂方谈判后复工。但中共罢工领导人依然认为这次罢工是成功的，为以后工人运动提供了经验，其中就包括建立“保卫团”“义勇队”等工人自卫武装，以防止“租界内的巡捕包打听和厂内的一切走狗”以及“以破坏工人事业取得资本家津贴的工贼和国民党中所谓‘护党党员’”对罢工的破坏。之后，“五卅运动”中，上海各工厂以及上海总工会也组织了纠察队、自卫团等工人武装。邓中夏南下广东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也把上海“二月罢工”建立工人自卫武装的经验带了过去，并建立了组织更为严密，战斗力更强的省港工人纠察队。

　　五卅惨案和省港工人纠察队的作用，让中共更深刻地认识到武装民众和建立工农自卫武装的重要作用。1925年7月10日，中共中央和共青团中央在《告五卅运动中为民族自有奋斗的民众》中首次明文提出“农民工人有武装自卫之权”的口号。1926年10月10日，中共在北京召开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会议，通过《职工运动决议案》，提出“要防御工贼暴力捣毁工会及工人领袖之‘工人自卫团’须努力秘密进行”，“一直到自卫军之成立”。

　　1925年五卅运动之后，中共江浙区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将工人纠察队改组为工人自卫团。然而工人自卫团的改组进度并不顺利，到1925年9月上海的工人自卫团尚未组织就绪。工人自卫团改组完成后，又出现了各区工人自卫团“干部会议”虽然都组织起来了，“但被指定的同学都不大负责，往往开会不成，以致自卫团的工作无大发展”的情况。为此，1926年3月中共江浙区委制订了《上海区委关于工人自卫团组织纲领》，来完善上海工人自卫团的组织架构，加强对其领导。“纲领”规定将上海工人聚集地分为浦东、杨树浦、引翔港、闸北、小沙渡、曹家渡、南市七个区域，每个区域指定一名工人，组成七人的工人自卫委员会，负责“组织和计划训练工人自卫事宜”。此外，这七个区域内每个工厂指定一到两人组成区干部会议，负责本区内工人自卫团的训练和组织发展，无论工人自卫委员会还是区干部会议，必须每星期召开一次会议。“纲领”还规定工人自卫团的基本框架为十人为一队，每个厂编为一个分队，每个区编为一个支队，共同组成上海总队，每个区域内有组织的各队队长成立队长会议，每周开会一次，讨论“改进工作及技术训练等事项”。

　　针对此前工人纠察队和工人自卫团缺乏训练、政治性不强的问题，《上海区委关于工人自卫团组织纲领》还制定了专门的训练计划，训练包括政治教育和专业训练，政治训练主要是每周召开一次集会“报告政治训练大纲”和“个别谈话”；技术训练项目分为每日训练和每周择日训练两类，每日训练包括“拳术、足球、杠子、抛沙袋、石鼓”等，每周择日训练为“区域内举行三十里内的远足训练，一日往返”，此外还有“浮水、爬树、识别临近村镇街市”等特种训练，每个工厂内的女子自卫团员组织姊妹团，练习救护、侦探等内容。这些训练仍然是以强健身体，加强政治教育为主，不足以提升工人自卫团的军事水平。中共江浙区委也认识到了此问题，认为“工人自卫团，系普遍的纠察队性质的组织，不带军事作用”。

　　1926年4月，时任湘军第四师师长的唐生智起兵驱逐湖南督军赵锡恒，并向广州国民政府求援以对抗北洋军队的围剿。在这种有利情况下共产国际也决定支持广州国民政府进行北伐。1926年5月1日，中共在《校刊》发表《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提出要“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为此中共决定大力发展工农武装，为国民党北伐做准备。

　　在发展工人武装方面，1926年5月，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在全国职工讨论会议上通过《工贼和工人自卫团议决案》，提出在没有工人自卫团的地区积极组织自卫团并加强党的教育外，在“已有工人自卫团的之处当即切实整顿与扩充，务使其组织严密，指挥灵敏，宛如军队然”，“当努力注重训练，除相当之军事及政治训练外，当灌输以党的知识，使其很真实的有拥护工人阶级的决心。”为了解上海工人自卫团、自卫军的实力情况，同时向市民展示工人武装力量，1926年5月，中共组织工人自卫团组成“五卅”自卫团参加五卅游行，维护纪念活动秩序。然而此次游行却暴露出工人自卫团的很多问题，如“名义上虽有一千五六百，现只八百，打对折”；“到会太迟，所以指挥群众不好”，“游行时也不知维持游行队”，刘少奇、何松林、罗亦农等都认为工人自卫团人数太多，应当精简组成大约六百五十人的队伍，派专人负责训练，在此基础上组建一支大约40人的工人自卫军，注重军器教授和训练，为在上海策动小暴动做准备。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军事运动议决案》，这是中共自创建以来的第一个军事工作决议案，该决议案规定“至于工人自卫团的进行，不在人数的扩充，而在从政治上和军事上训练工人自卫团的中坚分子。”1926年9月，中共江浙区委在决议案的指导下，积极筹备组建上海工人武装纠察队，为进行武装起义做准备。共产国际也认为上海有条件举行暴动，在1926年10月19日的远东局俄国委员会和中国委员会与中共中央联席会议上决定可以要求上海装卸、电车、邮电等工人参加罢工，以瓦解敌军相关部门。中共江浙区委和上海总工会在工人运动基础较好的邮政、电车、电气、自来水等系统内组织和发动工人纠察队。赵世炎亲自负责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和训练，他到各工厂选拔懂得军事的工人担任各厂工人纠察队的队长，组织纠察队员进行军事训练。军事训练首先在闸北宝兴路的一座石库门房子里，通过秘密开会的方式进行，讲解“十月革命的经验和城市武装暴动的战略战术，阐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重要意义”，此外，中央军委还派专人教授纠察队员使用武器的简单技术，“每个受训人员都第一次进行了手枪实弹射击，初步学会了检修枪支和制造土炸弹”的技术。此外另有五六十名纠察队员在康悌路的一所小学进行了同样的政治和武器训练。武装训练班结束后，各区委分别在大工厂分期分批举行了小型的武装训练班，挑选党团员和工人积极分子参加训练。到10月23日即武装起义前一天，上海全市已经组织了二千多名纠察队员，配有一百三十多支短枪，分别编为大队、中队和分队。

　　中共江浙区委还通过在黑市秘密购买和自己制造的方式，在起义前筹集武器弹药，装备工人纠察队，“到第一次武装起义前夕，上海区委起义指挥部已购买到一百多支枪，制造了几百颗手榴弹和土炸弹”。为了加强起义领导，1926年10月12日，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决定将区委主席团作为区委军事委员会，负责起义的组织和准备工作。1926年10月17日，区委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成武装起义的总指挥部，由罗亦农担任秘密总指挥，李震瀛任公开总指挥，奚佐尧与钟汝梅任技术总指挥。同时，由罗亦农、汪寿华、李震瀛、奚佐尧等组成工人纠察队指挥处。这样中共江浙区委就完成了起义前的领导、组织、人员、枪械弹药等准备，并最终于1926年10月23日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

　　结语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聚集了中国数量最多的无产阶级，因而成为中共尤为重视的革命区域。纵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6年10月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前，中共在上海的斗争历史，清晰地呈现出从注重阶级斗争到重视开展国民革命的变化过程。就该时段中共在上海的革命具体实践而言，也呈现出由注重革命思想宣传，到注重进行工人群体的组织建设，再到注重展开工人武装斗争的转变，这也与中共当时全国的斗争策略变化相一致。虽然1924年中共因第一次国共合作，减少了在上海的工人运动，转而注重国民革命运动的宣传，但很快中共就调整了政策，重新认识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决定性作用，进而开始在工人中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

　　然而中共在上海开展武装斗争最开始的目的并非为了成为国民革命的军事主力，而是防止“工贼”、黄色工会及国民党右派等“坏分子”对工人运动的破坏。直到1926年9月中共才将发动暴动，配合北伐进军作为培养上海工人武装的目的。中共在上海的斗争政策出现此种转变的原因，一方面与中共对国内政治局势认识的不断深入相关，另一方面也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的转变有关。在这两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共最终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并成功地领导和发动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有力配合了北伐的进军。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