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向清代中国输铅问题研究

02-13 次遇见

　　摘要：有清一代，铅是英国自产输华的第二大货物，英国又是在此期间西方对华贸易的最大国家。铅在清代中国的用项关乎军国大计，即军火制作、茶叶出口与钱币铸造，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物资。乾隆朝以降，中国的铅采掘业愈发衰落，耗铅量却加大，而英国是铅的富产区，“洋铅”愈发成为补充。铅是英国来华贸易长年赢利的项目，这在工业革命前产自英国的大宗输华货物中实不多见，其在华售价逐步走高，但涨幅有限；清朝铅进口量不温不火、涨落有序，乃需求端与供给端之间需要大致持平的展现。

　　“铅为五金母”，矿藏丰富，容易提取，延展性好，用途广泛，熔点较低，“当铅可代替铁时，人们更喜欢铅，因为铅的生产不需要太多燃料”。早在五千年前，人类已懂得从矿石中熔炼铅，在中国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中，发现有加入铅作为合金元素。笔者阅读地理大发现之后中外贸易史料，发现在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铅是英国自产输华的重要货物，英国又是当时西方对华贸易的最大国家。铅为何在清代中外贸易中有如此大的分量？为什么清朝需要常年进口那么多的铅？此议题研究者未见，本文拟作讨论。

　　一、泰西输入

　　英国对清朝贸易初始，铅就是输入清朝的产品。康熙十九年(1680)从伦敦启航的“巴纳迪斯顿号”(Barnardiston)运入厦门铅200块(约480担)，售价426英镑，初踏门槛之际，低价试销为常见手段。洲际运输，物轻价高是重要的携载原则，诸如延绵不绝的“丝绸之路”，又如此时大行其道的茶叶、毛呢、西洋参等。铅等金属品适成例外，往往是船舱中最压沉的货物，“番船”仍不惜工本携带，证明铅在中外贸易中的重要性。同时，单品货物也反映出国际交易中货物价值的下移，从此前的奢侈品向一般消耗品的转换，这是国际贸易从古代向近代转型的标志性象征。这还反映出航海技艺和运输工具的发展，以往阻绝人流、物流交往的大洋阔海变成通途坦道，海运使得重载货长距离低成本输送得以实现，各地理区块的不断联通成为现实，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先由物品的规模流动起步。公元1721年，英国船载运200吨铅来到中国;公元1759年，英东印度公司12艘船全部“载有铅，每船35至100吨不等”。这时，大型航船的通行使运输重货的经济考量退位，而另立门户成了新兴的运输经济，为距离创造利润掀起别开生面的新篇。

　　中国史乘可资印证：英吉利“产黑铅，民为开采，输税入官”；雍正三年(1725)“六、七月间，粤东到英吉利洋船三、法兰西洋船一，皆载黑铅、番钱……又续到哥沙国、咖喇吧国、吗吧喇斯国洋船、英吉利洋船，皆载胡椒、檀香、苏木、黑铅，停泊黄埔”。铅在西方并非英国独自操弄，瑞典、丹麦等国也有“土产黑铅”。英国虽是铅的富产国，却受他国牵掣，利之所在，竞逐必然，“英格兰铅在海外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公元1750—1751年，广州进口的铅，英国7908担，瑞典2007担，丹麦6357担，荷兰最多为8055担。公元1764年，仅丹麦一国就运入5071.6担。公元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账户项下铅的盈利高达43.3%。暴利之下，惹人眼热，当年的“洋铅”，英国6172担，荷兰3572担，丹麦4976担，瑞典2582担，其中，法国输入最多为8456担。无怪乎有人记述，“该时期的法国船容量比英国船多一倍半，比其它各国多两倍”。一时间，除英国以外的“其他公司主要依赖于从欧洲运来的铅和白银”方能维系对华贸易。公元1779年，从伦敦入广州的铅3757担，而荷兰、瑞典和丹麦共运来19100担，价格也异乎寻常得好。后来，甚至新独立的美国也插足，公元1792年，美国船运入广州的铅120担；同年，英国人还冒名顶替，以“热那亚国”名义输入3350担。弘舸巨舶输送“外洋铅铁来华源源不绝”，即“洋铅”是也。所谓的全球化从经贸领域首开其端，多边贸易引出多条殊途同归的新商路，国际社会的多边主义逐步产生，渐成共识。

　　虽有多国竞争，从长时段看，主要运送者非英国莫属。很长时间里，英国输华商品值经常占中国从欧美海上贸易国进口总值的80%以上。铅也不例外，公元1773年，英国对华出口铅29196担，其他出口国依次是：丹麦5592担，瑞典4333担，荷兰1627担，法国364担。远远无法与英国抗衡。英国所以独逞其雄，因其是世界的重要产铅国。不列颠缺乏稀有金属，但铅等“贱金属”(base metal)储量丰富，普利茅斯(Plymouth)和南安普敦(Southampton)之间、纽卡斯尔(Newcastle)附近都是富矿区。公元13世纪，英国铅的出口贸易开始繁荣，加上技术先发，采用深坑排水、矿洞通风机等，在与老牌铅产区中欧国家的竞争中渐居优势。多边变成双边，也是国际贸易中的马太效应，由于国势和产业优势导致挤出效果，初始的群雄并起经过汰弱留强，到后来一家独大。

　　在各类英国输华货物中，铅占重要地位。康熙四十一年(1702)，英国船驶往厦门，出口总投资银73652两，其中毛织品62295两，铅5875两，杂项5482两，铅位居第二。当然，此时白银为英国输华的主要货值，但此物不产自英伦，而是美洲银的转送。所以在工业革命前，英国输华的自产货物有两个大宗，毛织品居首，其次便是铅。兹以1780年代为例来观察两者占比：1784年，毛织品在华出售得银614027两，铅得银39056两；1787年，毛织品得银619049两，铅得银115557两；1788年，毛织品售卖获银1107427两，铅得银117949两。

　　虽然毛织品贸易额大大超过铅，不过，毛织品也是英国自产输华货物的亏本大项，铅反倒成为赢利主项。公元1736年，英国船运入铅发票价值4708银两，以6255银两卖出，已有赚头。1751年，铅毛利居然达到75.05%。1772年，盈利6.2%。1775年，赢利与上年持平，却是英国输华货物中获利最多的，与其他货物比较，优势顿显。该年度英国出口广州的货物中，赢利的有：铅43.3%，胡椒18.5%，珍珠18%;亏本的有：长厄尔绒3%，绒布10.5%。1778年，铅的利润(不包括运费和利息)竟然高达99%。1824年，英公司船运来铅主要成本22435镑，交货成本26130镑；第二年的主要成本是36326镑，交货成本132419镑。交货成本价比上年大幅提升，意味着英方获利更多，个中盈利可以略微弥补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国际贸易，随着出口国的生产能量和进口国的市场容量时有波动，下列表格从英国在华铅的成交价款反映此间起伏：

　　上述数据，若干年份资料阙如，大致是年份愈往后，记载愈细密，公元1825年后则未见记录。表列出的只有英国，未含他国，主要考虑到英国是对华的主要输入国，可以代表整个“洋铅”输华的状况。考察数据，有如下值得析出：一是利润往往与输入量成反比，1789年，英船运量超大，亏损累累;1792年，运量较1789年减少一倍多，盈利反倒增加几倍。交货成本与售价之间亦成反比，其间比差愈大，赢利愈丰厚。此处再补充一些表中未列数据以便说明：1806年，铅的交货成本44989镑，售得银108527两；1809年的交货成本是48709镑，售得银146127两；后面年份要比前面年份盈利高。下列对比年份同理，公元1815年，交货成本20922镑，售得银68802两；1816年，虽然交货成本微升至22742镑，但出售更高开至92290银两，比上年大幅增加，两个年份比较下来，后者的赢利远超前者。二是中国的铅市场容量有限，所以常常出现上年出售款总额增加，下年减少，反之亦然。公元1791年比上年剧减一倍还多；公元1799年的数据更惊人，竟然比上年大增六倍多；公元1804年增加，次年大减，公元1806年再步上升通道，公元1809年又入下降轨迹。增减循环受市场调节的供求平衡规律影响。三是市场受到非市场经济的强力冲击，诸如战争、灾荒、政局变动等不期然因素。公元1801—1802年的销售额达到历史高点后顿然下挫，无疑与拿破仑战争相关；公元1803年5月13日英国向法国宣战，战火在欧洲延烧，生产大受影响，海道封锁更使运输梗阻；公元1813年降至记录低点，暴露战争的白热化；公元1815—1816年，战事停歇后，贸易额恢复。这些表明国际战争对海外贸易的影响很大。加上洲际间的商道遥远，海路险阻，风暴时遇，海盗频出，使得远途运输的运费、保险等在费用中占比很高。公元1820年，英船运到广州铅的船上交货价18963镑，加上保险及运费后增至21878镑，所费不赀；公元1821年情形照旧，船上交货价是11551镑，保险及运费是1643镑。当时一般货物的运费保险占货价的10%左右，铅因较重，此项费用在15%左右。

　　二、清朝用项

　　铅广泛应用于建筑、器皿、颜料、焊接物料、耐腐材料、渔业用具、玻璃制造、印刷字模，还有微不足道却源远流长的道家炼丹等行当。但上列均非重要，铅在清朝另有大用途，关乎军国大计。

　　一是军事用度，就是造军火，具体说就是制铅弹。由于铅质地柔软，因此在击中人体后往往全部释放动能，表现为弹头严重变形乃至破裂，导致人体组织创伤面积是弹丸截面积的上百倍，加上瞬间对人体血液循环系统产生巨大压力损害，如果弹丸碎片没有全部从伤口取出，还会造成铅中毒。后世的海牙国际公约明令禁止使用铅弹。清代是冷热兵器更新换代的时期，铅弹被大量使用，战争的常见场景是“火器齐发，声震天地，铅子如雹”。西方传入的“佛郎机铳”“吕宋炮”，特别是“红夷(衣)大炮”和“英国加农炮”在明清鼎革之际诸多战事中的威力已经被学者们广为论说。各种铳炮膛内大量装填“铅子”。公元1684年，清朝当局同意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等地贸易的请求，同时谴责，在清政府收复台湾之际，英方“做了很有害的事，带来四样军火——黄铜炮、毛瑟枪、火药和铅”，英方表态支持清朝“皇上平定台湾的叛乱。如果皇上不需要，请求准许他们带回去”。多用于制造军火的黑铅自来便是英国长年输华的货物，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记录，仅几年间，康熙五十四年(1715)七月至八月，五十五年(1716)七月，五十七年(1718)七月驶往广州的英船无一例外均载有“黑铅”。而葡萄牙海外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公元1771年经由澳门进口中国的商品目录中列有“铅弹”。澳门并非进出口大关，是时中西方贸易的主要关口在广州。清政府工部特设“铅子库”“炮子库”，大量使用黑铅；工部还在顺治初年即设“濯灵厂”，是中国最大的火药及枪炮铅子制造厂。嘉道以降，各地方当局纷纷成立“炮局”等机构，打破中央政府垄断军火生产的一统格局，呈现地方群雄竞起局面；同治、光绪年间，洋务运动中的地方兵工厂发展更甚，用铅量远超朝廷，渐成地方与中央权势转移的一个表征。清朝炮弹材质有石、铜、铁、铅和外包弹等，惜石弹落伍，铜弹价昂，铁弹易锈，所以“清军火炮多用铅弹或铜包铅弹，其用量要远大于铁弹，可占炮弹总数的70%以上”。康熙十九年，当局造炮8位，每炮重250—300斤，“铅子重十有三两至十有四两”;咸丰六年(1856)，铸造万斤重大炮4位，铅子重达31斤，9千斤重大炮4位，铅子重22斤，“钦定名号为威武制胜大将军”。更有甚者，清军曾铸造3千至5千斤的群子蜂窝弹炮170门，每炮配蜂口50个，群子250个，铅子6000个。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铅子愈来愈重，耗铅愈来愈多。

　　至于清朝当局对外国铅的依赖，官员并不隐讳。光绪年间，盛宣怀奏：“制造铅弹而佐军国要需……每年采买洋铅为数甚巨……铅为贵重之品，非如煤铁之多……制造铅弹须买洋铅。”李鸿章认为军事原料极其重要，应以国产为主，批示：“现在各省购制枪炮日多，需用铅弹甚巨。黑铅一项若均购自外洋，不但价值昂贵，抑且缓急难恃。”军国重器原料掌控在外人之手，“若均购自外洋”一句令人惊心！有报章议论：开采烟台铅矿“目的是为了找黑铅制造枪弹，并以杜洋人觊觎之心”。光绪十一年(1885)，当局拟开采福州石竹山铅矿，闽浙总督杨昌浚也说：“营伍用铅不少，皆向外洋购办，如铅矿一开，按例输课，先尽官买，利国利民，莫善于此。”遇到大的战事，军火用铅更是陡增，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便紧急直接进口“铅丸”。

　　清朝前期，铅的采挖经销允许民间参与，“除二八抽课供铸外，商民所获余铅，酌量收买供铸，如有多余，则听其自行贩卖”。首先满足官府需用，余下的民间可以买卖，政府从中抽税，“每净铅一百斤，抽课二十斤”。黑铅主要用于军火，政府管束严格，云南巡抚张允随疏称“黑铅一项，原系制备铅弹以供枪炮之用，当严禁出口。而马白界连交趾，与都竜厂地仅隔一河，该厂五方杂处，奸宄潜藏，现在交地未宁，若任黑铅出口不无滋衅，应请仍照原议，将马白税口黑铅，禁止贩运出口”。到了清朝后期，因为军用浩大，政府对民间采办控制越发严紧。咸丰五年(1855)，朝廷谕令：“嗣后除白铅一项，仍听商人行运外，其黑铅一项，只准官为采办，以供鼓铸。”禁限能够制造军火的黑铅，因是物牵扯官府军用，更担心民间用此制造武器弹药，啸聚山林，反抗政府。正因为铅“为军前要务”，太平天国期间，清政府便在与英国签订的条约中特别规定，铅“应由华官自行采办进口，或由华商特奉准买明文，方准进口”；而且外国人只准“于通商海口销售，不准带入长江并各内港，亦不准代华商护送”。要求各国照此办理。但入晚清后，国势强弱异形，外人违约的非法走私难以防堵，“于各国商轮私运军火无敢过问，国权浸失，桀黠生心，滋曼将及于沿海各省”。尽管政府从鼓励挖掘新矿和禁止民间采办开源节流双管齐下，奈何军铅用量大，又是不间断的消耗品，军队仍不敷用，由是鼓励铅子的回收利用，“京师领用铅子，拣回七成，开销三成;盛京、西安、江宁、杭州、凉州、广州全数拣回;贵州拣回六成，开销四成”。

　　二是外贸用度，清代对外贸易较前有了大的发展。公元19世纪初叶长期旅华的一位瑞典人写道：“这种金属多以生铅和薄铅板的形式进口……给茶箱作衬里，耗用这个国家进口的铅相当大的一部分。”此说值得注意，清代茶叶贸易崛起，公元1761年，在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运的总货值中，茶叶占92%，丝绸跌至微末份额。茶叶成为中国出口的最大项，进口铅板又是茶叶或樟脑等包装的重要用料。碾压铅板在世界上曾是一道难题，“最初，铅是通过铸造生产出来，后来改为碾压……以水力和畜力为动力的大型碾轧机，在整个公元17世纪中均有了较快发展，这一趋势在英格兰尤为显著”。易型塑密闭好的铅板特别适宜远洋海运时贵重易受潮货物的衬里包装，随着长距离贸易的频密和人们审美情趣的提升，包装与货物的运送、保存、商标、外观、推销、便利都有很大的关系。进口铅曾长期作为出口茶的包装箱使用，此处的进口是为了再出口，是一种两头在外的活计。英国驻沪领事文极司脱(A.C.Winchester)在公元1867年的贸易报告中写道：“由于茶叶包装的大量需要，铅的进口量在金属项下居于首位。”

　　三曰金融用度，就是铸币。“钱乃国家之宝”，“圜法为经国重务”，对国计民生影响殊大。早在商周，铅便用于货币，春秋时也有铅质方足布;而最早的官铸铅钱或为梁朝的“天监五铢”，铸造量大的则有南汉刘岩的“乾亨重宝”。铅合成性强，根据对著名的“白金三品”币的化验：银、锡、铅的含量分别为6%、38%、40%，余为杂质。这证明在西汉时期铅已经用在合金币中，且占最大成分比重。到唐、宋，“两朝代遭遇货币不足的问题时，频频发挥巧思以为因应，其中就包括了以铅、陶片为材质铸造硬币”，即或在纸钞出现后，“铅币、铁币虽然使用不便，但铅、铁产量丰富的地方，仍使用这两种钱币”。明、清时代铅依旧是制币材料，“下逮有明，铸钱辄用黄铜，而黄铜必得倭铅而后成”。如果说，军火主要用“黑铅”，那么，铸币主要用“白铅”(碳酸铅或锌等的俗称，旧时对此不加区别，笼统泛称，本文回归研究时段语境用词)。前者管控较严，只许进口，后者一度管控较松，除进口外，也有出口，但随着经贸发展，铸钱益增，而国内铅产量下降，白铅出口渐趋收紧。嘉庆十二年(1807)，清帝鉴于“近年各直省钱局，铅斤日形短少，自系贩运出洋日多一日之故，不可不定以限制”，明令对出口白铅“大加裁减，或竟可不令贩运出洋”。在朝廷看来，关税事小，国家铸币事大，“切不可贪图小利，因循滋患也”;并要求粤海关调查出口白铅数量。查证结果是在近些年间，少的年份出口70余万斤，多的年份出口330余万斤，量不算小。广东当局申诉“白铅一项出洋，由来已久……今若一旦禁止，不许出洋，在远夷无知，不免心生疑虑”;再考虑“白铅为内地鼓铸必须之物”，在掂量外贸“夷情”与内用“钱局”的“两有裨益”后，提出每年出口铅照前此低限70万斤。但铅在中国原本就有缺口，出口难以再续，道光十二年(1832)七月，清政府完全停止白铅出口。进出口相互关联，以国民需用为转移，在停止出口前后，白铅等币材持续进口。同样在公元1832年出版的外国来华人士的著述载录：中国的白铅“现在已很少出口甚至完全不出口了”，情形成了“反而进口”;还进口“铜块和铜锭”，“用于制造黄铜”的锌块，以及“锡锭”。在中西贸易中，铅有时居然有货币的功用。公元1664年，英船抵澳门，出售胡椒400担，其中一半的价钱，购者便用白铅来“付款”。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也不时记载，在中国，进口铅某些时候具有钱的信用，“和现款一样好”。

　　清承明制，设宝泉局和宝源局“但以收贮铜铅”。铜铅兼用，据说是因为“铜性燥烈，必以铅济之而后钱始光润”。顺治元年(1644)开铸铜七铅三成分的通宝。这些中央政府在北京专设的局所称“京局”，专事铸币，是耗铅大户，有“京铅”规例。铅的成本比铜便宜，世有所谓“黄铜”“黑铁”“垩铝”之俗称，趋利避损、弃贵取贱是自然选择，铅的比重便越来越大。铜七铅三的比例无法保证，官方铸钱已见铜铅各半的情况，乾隆六年(1741)宝泉局铸钱占比为铜50%、白铅41.5%、黑铅6.5%、点锡2%。铅的分量加重，需铅量也大增。除“京局”外，外省亦有“铸局”，耗用甚多。这还是“官局”，私家铸币铅的掺杂要大大高于上举比例。铅多价廉，因是私熔擅铸的理想材料，民间不仅造作大量掺铅的“小钱”，甚而假制基本无铜的“铅钱”，“设炉私铸，大约以一铜九铅为成色”。宵小之徒非但侵染制钱，甚至伪造那时在中国多地流通的外国银元，手法是“雕空洋板中以铅灌”。私铸币薄肉广穿，极易磨损，造成钱法败坏，结果定然是千百年来演生不绝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情景屡现，也使得币材用铅量大增和国内白铅相对紧俏。直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广东造铜元(光绪元宝)，铅方才大步退出铸币领域，铸钱用铅愈来愈多的情况得到遏制。光绪三十一年(1905)户部奏定《整顿圜法章程》规定铜币的金属成分为铜95%、铅5%，或者是铅4%、锡1%。宣统二年(1910)清廷颁布《币制则例》，以国家法令形式固化铅在合金币中的小比例，制钱制度消亡。应该说，与军火制造和外贸需用不一样，洋铅未必大批量进入中国的铸币行当，但弥补朝野各方的缺项是一定的。

　　三、双边影响

　　国际贸易就是国家、地区间的互通有无、取多补少，对各方都会发生影响。铅矿在中国有所分布，并非稀缺矿源，加上采炼容易，迄清代开采愈广。但自清朝中期以后，却呈现前所少见的矿产枯竭窘况，仅在乾隆一朝，既有矿洞采掘渐尽的报告不断。乾隆元年(1736)，贵州平远马鬃岭厂“开采日久，洞老山空……已于六月底炉民尽散”。五年(1740)，云南罗平州两处铅厂“客贩不至，炉户运销又难，以致渐次停炉”。八年(1743)，贵州“莲花、砂朱等厂，矿砂既薄……出铅日少”。十一年(1746)，贵州“枫香厂出铅微薄，请封闭。从之”。十二年(1747)，贵州罗朋铅矿“实亏工本”。十六年(1751)，贵州丹江济川厂炉民“渐次散去”。二十七年(1762)，贵州“都匀县永胜坡铅厂，出铅有限，请封闭”。三十一年(1766），湖南郴州东坑湖铅矿复采，“至今十有余年，实因垅路深远，峒老山空”。同年设立的新疆伊犁铅厂，“于道光十年以后，因山场空老”，只能停罢。四十八年(1783)，湖南桂阳马家岭矿“阴水不时泛涨，屡被水淹，人夫难以采挖”。五十年(1785)，贵州咸宁铅矿“厂势渐衰”。总之，乾隆以降，中国的铅采掘业衰情愈甚，乾隆五十一年(1786)，各省铅矿在采厂数有40家，到嘉庆元年(1796)存31家，再到道光二年(1822)余19家。旧矿罗掘式微，新矿未得勘探，前后难于相续。另据“京局”铸钱量的由高走低亦可看出情况不妙，乾隆年间的公元1756—1765年间，是北京两个铸局制钱的顶峰，乾隆朝后期一路下降，公元1794—1806年的铸币量相对于前此鼎盛时期下降了60%。正因为乾隆、嘉庆、道光朝中国铅产量的下降，所以也恰在这个时期，清政府对中国铅的出口日见收紧。与此相对应，英国铅的进口较前大为增加，美国首任“驻广州领事”山茂召(Samuel Shaw)在公元1787年1月的信函中将铅列为“英国轮船从欧洲带来”中国的头项货物。再根据前列“乾隆元年至道光四年英国向中国出口铅售得款额年度统计表”可见，正是从乾隆元年铅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相应记述，不过售况有限，年销售额在千两或万两银子；到乾隆五十一年有了突破，达到10万银两的水平；嘉庆六年(1801)更站上20万两银子的台阶，时段若相符合，从历史和逻辑上内外印证。

　　一方面是矿藏有限，产量稀薄;另一方面是耗量增长，缺口拉大，只得用外来铅弥补空缺，自给不足的结果是有赖进口。相形之下，欧洲特别是英国等属于铅矿资源丰富的国家，有人甚至认为罗马入侵不列颠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康沃尔地区拥有当时所知的最大铅矿，“在不列颠，对含银铅矿的开采似乎比其他任何矿产都多”。公元15世纪初，开发了通过液化手段混合铜和铅生产合金的新工艺;公元17世纪末，冶炼铅矿的熔炉“开始用焦炭取代木炭”。技术的进步带来产量的剧增，对外出口成为英国铅的重要去路。16世纪，德国每年需要从英格兰进口铅。地理发现之后海道大通，东方包括中国也成为英国铅的重要销地。至于19世纪初期在华西人直观感到当时中国“所用的铅大部分来自欧美”，判断未必准确，尚无外国进口铅与中国自产铅的比较数据，但前者有一定占比且越来越大，只是不应超过中国铅罢了，“洋铅”主要起到补缺纾困的作用。

　　中西贸易的经销商在中方是“十三行”等，在外方是东印度公司等。公元1699年，英国运铅来广州，出售洪顺官，此时中英贸易处在开始阶段，就由行商办理。铅关乎军国大计和对外关系，是具战略意义的物资和能够获得高利回报的物品，在自然经济的传统社会，由具有官府背景、雄厚资本、灵通商情的行商垄断乃情理中事。公元1724年，英船运入约40吨铅，中方的接盘人仍是行商秀官。公元1776年甚至采取了配售制，该年的英国铅按比例分配给特许行商，售得银如下：潘启官5294两，瑛秀2854两，求官2826两，文官2796两，周官2823两，球秀2827两。这些进口铅与中方出口茶的额度联配，出口茶叶份额愈大，承销进口铅的数额愈高。此类拉郎配的强制方式，人为增添了交易中的刚性或粘性因素，排除异己，物与物实现点对点对接，背后则是人对物的拨弄，实际上是人对人的操控或反制。政府、行商与外商联手通过法律的或事实的垄断来排除竞争者，拉开且固化供求方的距离，使进出口差价比率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唯一了解长链两端市场情况的中间人。“洋铅”为广州行商专营，其他口岸的商人不许染指。乾隆三十七年(1772)，苏州商人杨宏孚等擅自进口铜铅，遭指控，清廷要求各地官府联合办案，查明后“具折覆奏”。同年还有“闽人林承和”雇船从浙江乍浦海口购买日本产的铜铅，朝廷命令“将应行质审之人一并解京备讯”。未得到官府批准的进出口铅谓之“私铅”，官府禁限。道光初年，云南“文山县河口地方，贩买私铅，其地距交趾甚近，未便听其纷纷私贩，请饬查禁”。此处呈现出明面交易和暗中走私两条渠道。为强化管理，堵塞逃避政府监控的私运路径，粤海关还专门规定铅的出入通道是广州的“总巡口”“东炮台口”和“澳门总口”。另有中国铅的出口，公元1808年1月4日，嘉庆帝同意每年出口白铅限额不容超出。澳门是铅的出口重地，澳门的葡萄牙商人“历年所买货物，首重白铅”，由中国买办前往佛山等地代购后运往澳门出关，“统计每年不下万斤”，后来大增，引出清政府限购。葡商多次申述白铅尽被他国购去，“澳船连年缺买”。为示照顾，清政府同意每年从总出口额内分拨30万斤专归澳船买运，但因“洋商多方遏抑”，未能兑现，复减为“每年匀拨七万斤”等。道光十二年，清政府干脆“停止白铅出洋”。至此，无论何品种的铅都只准流进，不许流出中国。在英国方面，除了东印度公司这个大户之外，另有散商涉足。这是一批游离于东印度公司体制之外的“自由商人”，常年居住在印度的孟买、加尔各答等地，他们经常充当破坏既成市场秩序的搅局角色，具“鲶鱼效应”。相较公司，散商的市场化程度更高，在华活动更猖獗大胆，这群“鲶鱼”愈来愈多，取代了东印度公司。公元1774年，散商运入广州566担铅。这些铅不知来自英伦还是从印度转口，以常情判断，来自印度的可能性较大。不过，散商涉足铅贸易并不常见，因为散商不被允许从事英国本土对华的直接贸易，只被允许从事印度至中国航线的贸易，而铅多产自英伦。公元1759年，东印度公司12艘船的目的地是广州，其中9艘没有直航，而是转道“印度口岸等”，不过，“各船在英伦装铅，而在印度装棉花、檀香木”等，可证铅来自英国，其他货物出自印度。铅在亚洲“是很稀有的”，印度本身缺乏，还仰赖中国的输出，不可能拿出大量的铅供散商从事转手买卖，散商的铅交易缺乏货源。

　　关税是国家对外贸的主权管理手段。早在明万历十七年(1589)，就有税则规定“黑铅，每百斤税银五分”。清朝沿袭，清前期正税征收长期稳定在“倭铅、黑铅、铅砂，每百斤各税三钱”的水平。康熙三十八年(1699)，英国进口铅缴纳“皇上关税”每担0.3两银，这是“正税”，似不为重。令人恼火的是各种巧立名目的额外勒索，粤“海关监督又按从价加征税率的24%归入自己的腰包”，谓之“规礼”，已然高于正税;尚不算完，“还要将货物总额增收16%、18%或19%不等给海关官吏和仆役等”。可谓，国家关税有限，私下加增不少。雍正二年(1724)，英船运入铅以每担2.4两银的价格卖给行商，各种税赋却高达每担2.86两银，竟然超过初售价。但中国行商只是外方货物的关税代缴人，最后势必要归入行商的成本售价中。雍正十三年(1735)，厦门关的税则规定每担铅征税二钱五分，比广州关略低，各关差别不大。问题所在是正税之外的陋规，且有名目渐繁抽取渐增之势，嘉庆十二年广州，加征的“行佣是从价的3%”，其中每担铅要征收4.5两银。行佣不过是众多陋规中的一项，居然如此高昂。除了征收进口税外，也征缴出口税，中国白铅出口，“每百斤收正税银三钱，加以耗担归公等款，共收银五钱六分七厘”，数额很小。嘉庆十三年(1808)前，粤海关每年收取出口“白铅税银约计四五千两至一万数千两不等”。嗣后更是大为减少以至于无。鸦片战争后，排除私征相对固定的税率公告中外践行。道光二十三年(1843)八月十五日签订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规定进口“洋生熟铅”每百斤征银四钱，出口铅粉的税银是二钱五分，铅名义上恢复出口。是时，输铅量不多的美国，其来华使节反倒出人意料之外就铅的关税提出交涉：“铅系伊国所产，每担税银四钱，较铁斤加至三倍，未免较多，求为酌减”，中方考虑到“所请亦复近理，当为每担减去一钱二分，定为二钱八分”。稍后，法国等也照此降低后的税率办理。中美、中法“海关税则”基本录自中英“海关税则”，但此规定不同，属罕见特例。此一来，西方列强在单个货物上纳税不一样，唯独将输铅入华最大户的英国排除，也与片面最惠国利益均沾的原则乖离。咸丰八年(1858)，在英法联军的炮口下，中外修订税则，十月三日签署的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款：海关税则》规定白铅每百斤征银降至二钱五分。蹊跷的是，同日签订的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关于铅的税率并没有与英国统一，而是延续前此分别对待，对美国仍旧依循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十八日《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规定的每百斤铅征税二钱八分。英方税率降低，美方税率未变，情况反转，向美国人的征税反倒高了。此种在关税中极为少见的税率不一的状况延续了四十余年，直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二十六日签订的《续修增改各国通商进口税则善后章程》方才得到统一，结束了在铅税上章法不一，因国而异的局面。续修章程还约定进口“铅粉”和“白铅粉”每百斤税银分别是四钱五分和值百抽五，“铅块”“铅片”“铅管”每百斤税银分别是二钱八分五厘、三钱三分、三钱七分五厘，“白铅”“衬锅白铅板”“白铅粉”“白铅片”每百斤分别征收税银三钱五厘、六钱、四钱、五钱二分。显示出品种增加和与时俱进的税种细化，但对“白铅”的管控更加严格。

　　买卖双方的价格博弈是症结。公元1781年，英国大班向粤海关监督提出“去年的进口货价太低”，希望提价，“否则他们将不会再来此埠”。海关监督不惧威胁，答称“他们来否是有自由的，至于价格一定要依市场的需要而定，而且没有一个商人会给价超出货物所值”，中国当局需要综合考量交易双方的利益平衡。几天后，粤海关公布定价，裁判每担铅4.5两银，英方期望落空。与官方交涉未成，英人转身与华商洽谈“付给比明令规定高些的价格，但无效”。说明中国政府享有某种价格终审权。不过，官方插手毕竟偶发，价格来去中更常见的还是市场基于供求关系的自我调节，供大于求时落价，供不应求时溢价。公元1789年，英国进口铅主要成本37842镑，出售后获98752两银子，亏损13%，原因在于输入量太大，市场难以消化。公元1792年，英国进口铅主要成本17031镑，获64401两银子，盈利26%。从主要成本换算看，输入量较前减少一半还多，故而扭亏为赢。公元1795年的数据更明显，英铅主要成本5328镑，成交22605银两，盈利41.2%，输入量大幅减少，盈利率巨幅增加。1796年，英铅主要成本18851镑，成交66776银两，盈利18.2%，量增的结果是利润下滑，这是一定之规。利润的高低还与货物是否适销对路特别是品种的稀缺性有关，英国曾输入“新品”红铅，用途不广，只是作为再出口的颜料及制作玻璃陶瓷添加等，却因为是少见的稀罕物，价格反而更贵，“红铅每担售价11元”，而一般的铅“市场价格每担4至5元”。

　　量价齐升确乎理想，究竟难得，市场调节下的常见场景是，量大价跌，量缩价涨，市场愈饱和，价格愈走低，反之亦然。“洋铅”的早期销售不太稳定，公元1732年，输华铅多到市场一时无法消解，降价成必然;公元1740年，销售困难;公元1741年，情况好转;公元1759年，运入超量，价格大跌，每担卖价2.6—2.8两银子，降幅不小。公元1783年，欧洲价格换算后每担铅4两银子，到广州升至5.55两，溢价刺激了外来铅涌入，并没有引起西人警惕，终于，到1786年，因为进货太多，“大班被迫将当季价格从4两减为3.80两”。商品价值规律时在作用，公元1866年，已成中国最大商埠的上海，“铅的市价上落很大。3、4月间，W·B·商标的铅上涨到每担5.80到5.90两的高峰，此后由于供货大量涌到，价格迅速下降，到9月份，它跌到每担4.50两的全年最低价”，原因是“直接从英国进口数量约为1865年进口数的三倍”，该年度统共进口铅6.7万担，积压不少。翌年剧减到3万担，进口量较上年减少一倍以上，价格却涨到每担4.8至5.3两银。

　　总体来说，地理大发现之后开辟了多条来华商道，“铅路”是其中长期维系、长年赢利的赚钱路线，这在工业革命前西方大宗输华货物中甚属少见，“洋铅”在华售价温和走高，以卖给行商不含关税的初售价来看，公元1699年，价格是每担2.5两银子，处在低位；公元1702年，卖到每担3两银；公元1740年，升至每担3.6两银；公元1751年，涨至每担4.5两银；公元1779年，高价位是每担6两银。公元1850年代后，中国的外贸中心转移到上海，加上蒸汽轮船的推广，通信工具的改良，使得运输和商情的通达愈发便捷，若有商机，短时立至，加剧了价格波动。公元1857年，英国铅在沪售价是每担4.9—6.5两银；1869年每担5.1—6.3两银；1879年每担3.9—5两银；1889年每担4.08两银；1892年每担3.46两银。从长时段来看，涨落有限，较长时间围绕着每担4两银的主轴线上下起伏。英铅输华不绝如缕，细水长流。铅本不是大宗消耗品，使用有限，加上中国本身产铅，西方对华输铅量和中国的消耗量有适配关系，消费才是拉动生产的动力和目的。这里广涉工业与商业的协调，生产与供应的合作，国际分工与民族市场的调节。无求便无供，无供亦无求，大洋两端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需要持平，其间有一只看不见的市场经济之手在有机组合调适长链条上的诸环节。

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