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靖朝依“例”经略河西走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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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例”是明代法律体系的主要内容之一。现存嘉靖朝多部孤本“例”，涉及对河西走廊边防治理的条文，其中清理军伍、填充卫所、操练军人等，以增强边防实力，又有改折色为本色、开中招商、奖励屯田并建墩堡护卫，以保障边储无患；又以闭关、安抚等禁弛手段，维持朝贡有序开展。嘉靖朝对河西走廊因时出台的“例”，旨在维护边境稳定与安全，“例”因时而变的特点，与明代法律体系变化轨迹一致。

　　关键词：明朝 嘉靖时期 河西走廊 例

　　“例”作为明代法律体系的主要形式之一，其称谓有“事例”“条例”“则例”“榜例”等。朱元璋生前颁布《大明律》《大明令》等法典，并立遗训：“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规定“群臣有稍议更改，即坐以变乱祖制之罪”，以此确保明初成文法的稳定。但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律条有限，情伪无穷”现象，催生了作为辅助律的“例”大量出现。明朝把所有因事而立，属“可变通之法”的法令，统称为“事例”；把经过修订，具有“常法”性质的法条，统称“条例”，以弥补律在司法运作中的不足。在这些“例”中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对研究明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学界在明代河西走廊研究方面已取得丰硕成果，涉及卫所建置、边境保障、朝贡贸易等，但尚未有学者从法律史的视角，利用明代的法律文献对其进行探讨。现存明代“例”的文献，以嘉靖朝最丰富，存世的《军政备例》《六部纂修条例》《嘉靖各部新例》《嘉靖事例》《嘉靖新例》《条例备考》等多属孤本，其中涉及嘉靖时期经略河西走廊的“例”有数十条。嘉靖朝正值明代“北虏南倭”交困之际，就河西地区而言，此时卫所逃军严重，屯田荒废，边储空虚，边防安全因此受到严重威胁。本文拟通过嘉靖朝的“例”，考察河西走廊面临的困境及明朝的应对措施，以管窥明廷对该区域的经略，揭示“例”在明代法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河西地区的卫所与边防建设

　　河西走廊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主要通道，也是历代王朝经营西北的军事重地。明初在河西走廊设甘肃镇，“置甘州卫于张掖，肃州卫于酒泉，凉州卫于武威，西宁卫于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镇番、庄浪四卫，高台、镇夷、古浪三千户所，自兰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肃州，肃州西七十里为嘉峪关”。起初，这些卫所划地自守，互不统属。洪武二十五年（1392）以后，设立了陕西行都司，意味着西北防御区域一体化体制的形成。永乐初，朝廷的防御体系继续向西推进，设哈密、安定、阿端、赤斤蒙古、曲先、罕东、罕东左七卫，“皆在嘉峪关西。哈密又在六卫西，东去肃州，西去土鲁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数百里”。至是，河西走廊内部及嘉峪关以西的防御体系基本确定。甘肃镇“东西延袤二千余里，中通一线之路，防守最难”，作为明朝特殊的边界保障区，在明王朝的防御体系和互市贸易中，具有其他边镇不可比拟的作用和难以替代的功能。嘉靖七年（1528），《申明旧例酌处充军以便遵守例》中记载，兵部称：“肃州孤悬，四面受敌，委为第一紧要重地。”嘉靖九年（1530），分巡西宁道副使李淮描述甘肃镇边情局势，“本镇常年西避回贼，南备海贼，北备零贼，已难支持”。因此，“防边”是河西地区边镇的重要任务。

　　嘉靖时期，国家“常法”已难以应对河西地区局势的变化，只有因时、因地、因事颁布权宜之法的“例”，才能变通处理纷繁复杂的边镇事务。此时最棘手的问题是逃军造成的卫所空虚。明代卫所自明初已出现军人逃亡现象，洪武、永乐时颁布了一系列惩罚军官的监管式做法，但未能从根本上遏止军士逃亡。甘肃诸卫所也因逃军而出现军额严重不足，卫所多趋废坏。早在弘治十六年（1503），甘肃总兵官都督刘胜奏称：“甘肃各卫原额旗军共七万三千九百四十余人，今见在止四万一千六十余人，余皆逃亡。凡腹里清解到者，多随到随逃。”嘉靖二年（1523），甘肃巡抚陈九畴上奏：“本镇官军原额七万有余，近年逃亡几半。”从弘治年间存额四万多，到嘉靖时逃亡过半，说明逃军现象一直在持续。

　　河西地区因逃军而造成严重的军缺，嘉靖时为此相继颁布不少“例”，目的既在遏制逃军，也在想方设法填充卫所。嘉靖七年（1528），兵部鉴于河西地区“近年逃亡数多，军伍空虚”，出台《申明旧例酌处充军以便遵守例》，以人犯填充甘肃卫所，“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北直隶大小衙门，今后例该发遣边卫充军人犯，俱申各该抚按定发肃州卫充军”。所谓“申明旧例”，说明有一定的延续性。但人犯充军毕竟数量有限，到了嘉靖十三年（1534），河西卫所军人也只维持在一半左右，“河西卫所军数十不存五，岂皆死绝，多系逃亡”。明廷遂将重心放在清勾军人以补充军额上。嘉靖十三年，明廷根据陕西屯政副使吴铠建议，颁布了《严军解以足军额例》，一开始就强调要“照单逐名连妻清解”，严禁买妾冒充，采取“佥妻”、犯罪充军及招募军人三种并用手段：

　　将该镇逃亡军士尽数查出，造册送部，转行各该原籍官司严限清出，拘妻解补，并行各卫所官加意存恤，不许卖放科索。本部仍通行陕西、山西、山东、河南、北直隶各巡抚都御史，凡有该发边卫充军人犯，俱定发甘肃各卫所充军。其招募军人，见今甘肃仓库空虚，难以举行，待屯政修举，再行议处。

　　所谓“连妻清解”，在明代又称“拘佥妻解”，本是犯罪充军者妻子随行的惩罚性法律，古已有之。但明代随着卫所制度的衰败，遂将强制妻小随行扩大到州县合法清勾军户填充卫所方面，并在正统时期将“佥妻”写入《军政条例》中。军人和妻小同解到卫所，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军人逃亡。

　　在填充卫所的三种手段中，清勾是重点，若清勾、“佥妻”措施仍不能保证卫所军额，则会从本地军余、舍余中招募军人，并继续沿用嘉靖七年（1528）犯罪者充军例，此在《严军解以足军额例》条中补充说：“如此军额尚有不足，方将本地舍余、军余尽数招募佥补，务足原数。又行各处问刑官，凡有问发充军人犯，尽解河西卫所应伍。”此例题名最早见于《条例备考》，后又以《清甘肃逃军》被《军政备例》收入，体现了该“例”在嘉靖朝充实甘肃卫所中的重要性。

　　上述嘉靖七年（1528）、十三年（1534）两次对甘肃卫所颁布的例，实际运作效果并不明显。嘉靖十四年（1535），管理甘肃等处屯政的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牛天麟等奏称：

　　查得河西十五卫所原额旗军共七万一千五百二十七名，见今止有二万七千四百四十六名，逃亡事故四万四千八十一名。每年虽有清勾之例，缘捏写诡名籍贯者，虽经兵部发单清勾，名籍相对，或以地方灾伤停止，所以逃军通不解到，军伍愈缺，战守无人，有妨屯政。

　　这一数字比嘉靖十三年（1534）河西卫所“十不存五”又有增加，说明逃亡有增无减。牛天麟因此建议朝廷，“移咨南京兵［部］，许令河西十五卫所差官，将各卫所成化年间军册抄誊一本，委官磨对，清切印封，给发陕西行都司以为清勾”。河西各卫所在成化年间的军人数量在四万以上，实际上已经不是原额。但为了达到这一数字，理想的办法还是按《严军解以足军额例》，规定清勾军人“带令真正妻小，每三十、五十名委官一员，入递押解”。明廷遂颁布《清勾逃亡军士以充行伍例》，要求清勾到河西十五卫所的军人携“真正妻小”同行，以达到“清勾得实，而边疆之伍不缺，屯种亦举”的目的。

　　“佥妻”与“人犯充卫”似乎成了嘉靖时期甘肃卫所增加与稳固军额的主要措施。嘉靖十五年（1536），明廷据巡按陕西御史胡守中的建议，出台《清处屯丁以便开种例》，规定：

　　查照本部节次题准事例，严行所属，作速清解，务拘真正妻小，责差应解人役，严限解赴彼处卫所，交收取获，真正收管。如有不将正妻随行，沿途买捏妻故，及假捏印信收管者，各衙门查照律例，从重问拟。仍行彼处问刑衙门，但有为事问发充徒者，俱发管屯官处，拨与抛荒屯地耕种。

　　该例分别收录在《军政条例续集》《军政备例》《条例备考》等，说明“佥妻”“人犯充卫”是嘉靖朝解决河西卫所缺额的重要手段。

　　嘉靖时期，在不断补充河西地区卫所军伍的同时，还挑选精锐人员组成“游兵”，选将操练。嘉靖十三年（1534）出台《选将练兵以御边寇例》，规定：

　　不拘正军余丁，挑选年力精壮、胆略过人、长于骑射及精通武艺者六千人，充为游兵。仍选五德全而七事备将官二员，各领三千，分往甘、凉地方，逐日教演，务使兵将相知。如遇回虏入寇，贼少则各照地方截杀，势重则并力攻剿，必能成功。贼被挫衂，自然胆落，不敢深入，则我屯田可保无虞，仍要重立赏格，大明罚典，以作士气。

　　甘州、凉州正处于河西东北部边患之重地，该例的颁布正符合此时的边防需要。

　　为应对河西地区日益严重的逃军问题，从嘉靖七年开始陆续颁布相应的“例”，试图通过法律来强制补充军伍，稳固卫所，极力执行《军政条例》中的“佥妻”，杜绝假妻及不带妻小现象，迫使屯军固着在屯地上。河西地区作为明代官员眼中的“苦寒之地”，在清勾仍无法完全贯彻实施下，嘉靖时又多次颁布“例”，把犯罪充军也作为填充卫所的一种手段。凡此种种，旨在使河西地区能弥补军队人数的不足。同时又颁布新例，挑选将才训练军人，以达到整肃军纪，提升边防实力的目的。

　　二、河西地区边储政策的转变

　　“例”作为因事制宜的权宜之法，还体现在解决河西走廊的边储问题上。明初卫所制度采取“三分守城，七分屯田”的模式，颇为见效。河西地区军屯到洪武末，有半数卫所的军粮大体能自给自足。但随着军士逃亡，嘉靖时出现了军人“征战尚不足用，奚暇屯田”的局面。此时，输入甘肃卫所的边储也屡屡出现拖欠的现象，陕西西凤等府“自正德八年起，至嘉靖六年止，共拖欠甘肃边粮四十万九千一百九十九石”。陕西等地连续十多年拖欠甘肃边粮，且数额相当庞大。因此，要解决河西地区边储不足的问题，就需要有“例”来规范。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甘肃又接连遭受自然灾害侵袭。嘉靖七年（1528），甘州五卫“自春徂夏，雨泽愆期，狂风屡作，泉源枯涸，河水微细，子粒少种”。凉州、永昌、镇番等卫亦是“蠈蟊等虫遍地生发，残食苗根。三月二十八九日，连日飞霜，又将青苗杀死，阳亢泉竭，秋田未种升合”。官府经踏勘统计凉州等卫“共计被灾田一千一十七顷三十四亩”。天灾不断，使得原本就缺粮的甘肃诸卫雪上加霜，时巡抚甘肃右副都御史唐泽说：“甘肃极边，四面受敌，正军疲于战守，余丁困于供输，丰年尚有饥色。矧今连岁荒俭，人不聊生，急当赈恤。”人为拖欠与天灾侵袭的双重挤压，使得边储不足问题更加突显。因此唐泽建议在特殊灾荒年月，将运往甘肃的折色军储，改为部分兼收本色，“要将陕西各府州县额运甘、凉等仓，夏秋税粮折价三十万石，内将十万石改征本色，令附近兰河州县上则人户，运赴兰河地方，转运庄、古，改西宁等处，暂救年荒，待丰稔照旧”。所谓“丰稔照旧”，则意味着仍改折色，而折色在甘肃军储中已经行之已久，“折征银两，及派征脚价，行之已久，人情便利，今一旦更改，恐生嗟怨”。改征折色则意味着对军屯依赖的提高，“甘肃军饷，内资本地军余之屯种，外资河东民粮之转输，近年民粮改征折色，难以遽复本色。故一镇官吏军民之所食，全仰屯种之所入，而屯政之兴废，实系地方之安危”。显然，军屯才是解决甘肃边储的最有效方法。

　　正因为卫所屯田可以解决边储问题，所以官府对屯田废坏十分关注，新的“例”法随之颁布。嘉靖七年（1528）二月，明廷根据首辅杨一清解决屯政不举的方案出台了《修举屯政例》，节选如下：

　　今各卫沿边墩台堡寨，星散罗列，征操之外，每月守堡、守墩、伏塘等项差占数多。见在军伍已非原额，守城有数，拨屯无人。宜令布、按二司清理各卫军户，应继军伍，俱令选解精壮军人、真正军妻，并添带军余一名，户大族众者二名，随伍住坐。正军差操，余丁屯种，使其来即可以为侣，而至即可以为家，有亲属相依之势，有生理相安之心，庶几久长利便，不至随到随逃。

　　杨一清曾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陕西三边等处军务，对军伍了解颇深，自称“出入中外几四十年，在陕西最久”。他提出的“修举屯政”仍是清勾军户，强调军人携“真正军妻”及同族亲属至卫所，用“家”的形式稳固军人，以达到“生理相安”。同时，建议出榜招募附近陇右、关西一带人民，“有能尽其人耕之力，尽开可耕之田者，俱听其便。仍待成熟三年之后，乃征其应纳之粮，而不令其当别项差役”。嘉靖皇帝下旨，命右佥都御史刘天和以及甘肃巡抚都御史等按杨一清的方案办理。

　　《修举屯政例》目的是以屯丁填充甘肃诸卫，进而解决边储问题，但对屯丁的稳固效果却很有限，于是有些官员开始将目光转向太仓发银赈恤、边储征解本色等方式上。嘉靖七年八月，巡抚甘肃都御史唐泽称：“近荷皇上明见万里，特简宪臣专督屯种，诚足食足兵制驭戎虏之长策远虑也。奈何兵荒之余，屯丁鲜少，生意萧条。”可见，即便有“宪臣专督”，仍是“屯丁鲜少”。唐泽为尽力落实杨一清的方案，要求动支太仓官银十余万两发往甘肃，以赈恤生活困顿的屯丁，“查给十五卫所极贫屯丁，以济缺食之需，以免逃亡之患。庶几人心不摇，边境安固”。时任兵部尚书兼右都御史王琼负责提督三边军务，他在唐泽赈恤的基础上提出开中，“河东之折纳已久，本色既难遽复，河西之困苦已极，银易决不可行，惟有开盐一事”。嘉靖八年（1529）二月，嘉靖皇帝据王琼、唐泽奏疏下旨：

　　甘肃一镇连年奏讨，议发银盐数多，本难再给。但既称彼处灾伤，米价腾贵，难拘常例。所奏开中引盐、免运年例银两等事，都依拟行。若有不敷，听将先次发去官银盐引，随宜查支应用，务使屯丁得所，边储有备。

　　可见，无论是开中还是赈恤，目的都是“务使屯丁得所，边储有备”。这些举措最后以《河西赈恤及开中盐粮准免年例银两例》颁布实施。同月，明廷又颁布《议处边储屯种例》，强调用本色充实甘肃边储，“甘肃地方钱粮缺乏，开去引盐，务要召商上纳本色粮料、草束，以备支用……不许折纳银两，有误边储”。同年五月，朝廷再颁《议复甘肃边郎例》，重设户部驻陕西郎中一员于兰州，督理陕西各府转运甘肃钱粮事宜。

　　然而，明廷对河西屯田、边储所出台的“例”，收效仍不理想。嘉靖九年（1530），据巡抚甘肃都御史唐泽奏疏而出台的《议处甘肃客兵粮储例》称：“先因本镇军饷缺乏，添设督储都御史。近又议复兰州管粮郎中，然屯粮原额未能遽增，民粮本色未能遽复，开盐无可召之商，折银无可籴之粟，不惟本色难得，亦且折色不继，官虽设而实未具。”言下之意是嘉靖七年以来的系列措施，对河西粮储的增加并未起到实质作用，继称：

　　陕西起运改为折色，止有本镇屯粮见征一十五万余石本色，派散一十五卫所，为数甚少，此本色之缺，不可支也。兰州部官虽设，督储宪臣虽设，而陕西之本色，未常复征。本镇之欠额无从处补。屯田每病于耕作无人，屯粮犹苦于原额难复，是以本色之贵仍昔也。本色既贵，盐不可召，糴不可发，又况无银乎？

　　明廷从陕西其他府县运来的仍是折色，甘肃镇“边储”存粮因军屯不济，依然不够支付之用。明廷再从太仓及盐引中调二十万两银，分发河西、兰州等处，“趁今麦豆成熟，多方召买本色粮料、草束，各于紧要城堡，另廒如法收贮，专备紧急调兵支用，不许别项擅自支销”。可见，河西边储存粮是保证卫所正常运转的最重要前提。

　　明廷颁布有关征粮、开中等各种例，依然不能保障河西地区有充足的边储，最终又回到了屯田建设的轨道上。嘉靖十四年（1535）颁布的《清勾逃亡军士以充行伍例》规定，军人到卫所后，“定拨三名守城，七名屯种，每屯军一名给田五十亩，征纳官粮六石；成熟者，查照旧规起科，新开垦者，照例限以三年纳租”，由官府提供屯田者所必需的牲畜、农具、种子。嘉靖十五年（1536），明廷又出台《清处屯丁以便开种例》，将摆站的人犯调到河西地区填补屯丁，“其河西为事问发充徒者，免令摆站，俱发管屯官处，拨抛荒屯地一分，给与牛种，照依徒年耕种，满日疏放”。摆站是明代将犯徒刑者发配驿站充驿卒的惩罚。明廷为补充河西屯丁，免去人犯摆站，由国家拨给荒地及耕牛、种子，使屯丁能安心屯田。

　　为了保护屯田上的人畜安全，明廷又颁布新例，敦促地方官府扩修或新筑墩堡，既形成新的军事防御点，又起到保护屯田的作用。嘉靖十三年（1534），屯政副使吴铠奏：“近闻屯田人畜遍野，若非烽火严明，城堡近便，则耕牧人畜徒尔资寇”，建议“当于要害处所，设立墩台。每处拨立壮军五名，给与器械鸡犬，遇贼入寇，先令放炮，即令放火，贼少则单炮单火，贼众则双火双炮，大举入寇则火炮不绝。如此，贼未入境，人畜已收。耕牧无虞，人自安生”。墩台每处有五名军人守护，配有火器预警。明廷在吴铠奏疏基础上颁布了《增立墩堡例》，规定“堡制规模可容居人三二百家。每堡近门筑墩，以便瞭望。每堡四面离堡三尺余，外筑拦马墙，高一丈。中挑墩堡，深一丈阔五尺，内筑子母墙，高五尺厚三尺，以避贼势”。另外，守墩堡军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如水、燃料和鸡犬等物，军制如兵力编制、轮值周期，以及薪水等，都有相应的规定。墩堡的建立，使得具有被动防守性质的甘肃镇得以建立有效的防御工事，以弥补军事上的不足。

　　通过修建墩堡等设施为屯田提供保障，河西地区屯田初见起色，据《议处边备以预虏患事例》，嘉靖十四年（1535），甘肃地方屯政副使奏报，“应修应筑堡寨、墩台、边墙、渠坝，通共一百六十五处，已完墩、堡、渠、坝共一百零一处，见修未完墩台渠坝共六十三处”。同年，经甘肃屯政官员勘察，“沿丘履亩查勘过地年水，顺勘以开垦荒地，并额外丈出余田，通共三千三百八十七顷八十九亩六分五毫”。官府为了保护甘肃屯田，也从经费上给予支持，据嘉靖二十九年（1550）二月出台《查处屯田计安地方事例》可知，“甘、山、高、台等处见开荒田不止万顷，止缺牛具、种子，共该银四万两”。明廷为此下拨“三万两给之”。同时，《查处屯田计安地方事例》还规定对屯田实行减免赋税、免牛种银等措施，“查甘肃见开屯田内，该永不起科、旧曾起科各若干，如果三年有成，可省年例三分一二，原给牛银免其补还，仍奏旌奖，以励其余”。

　　有明一代，施行州县与卫所二元并存的管理模式，并仿效历代军屯，建立卫所屯田制度，以期通过“寓兵于农”，使卫所自给。但宣德以后，逃军日益严重，屯政随之不举。嘉靖时，河西走廊边患增多，明廷通过清勾等措施，试图保持明初卫所军额，但因逃军而造成屯田废坏，边储因此得不到保障，朝廷为此颁发了一系列“例”，通过改折色为本色、开中、发囚屯田、增建墩堡等措施，尽力摆脱边储困境。

　　三、以朝贡维系与藩属的关系

　　河西地区自汉代以来就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大通道。明代于甘肃镇设卫所，又在嘉峪关外建七卫，降给印信，间接与吐鲁番、撒马儿罕等西域政权发生联系，大体维持着较为稳定的关系，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直接冲突，确保甘肃镇的外部安全和贸易渠道的畅通。西域藩属通过河西地区，与明王朝保持着良好的朝贡贸易关系，双方互惠，此在嘉靖二年（1523）颁布的《清理茶法申明旧例以裕财用以安地方例》中有明晰表达：“以摘山之利，易充廐之良。戎人得茶，不能为我害；中国得马，以足我用。计之得者，无出于此。”虽然明朝与西域诸藩属整体上保持互通互惠的关系，但彼此间的摩擦仍不可避免，朝贡国所属部族冒滥的情况时有发生。这种临时产生的摩擦是明代“常法”所无法预见的，这就要求明廷能适时出台新“例”，以提升河西地区官员处理此类问题的应变能力。

　　在西域藩属中，吐鲁番与明朝的关系较微妙。嘉靖初，吐鲁番占据哈密，影响了明朝在西域的统治权威，并不时与明朝发生摩擦。嘉靖四年（1525），巡抚甘肃都御史陈九畴上疏：“土鲁番所以敢犯甘肃者，以我纳其朝贡，纵其实贩，任其还往，使得稔知我之虚实，而启其戎心也。”他主张“当效光武闭关以绝西域之贡”。但他的“闭关”建议并未得到响应，吐鲁番朝贡似乎一直未曾中断。嘉靖十二年（1533）五月，“西夷入贡，土鲁番、天方国等称王号者百余人”。然而，在此次入贡之际，“土鲁番强残破我嘉峪关外七卫及城郭”。为打击吐鲁番的气焰，嘉靖十三年（1534），明廷据陕西屯政副使吴铠奏疏，颁布《闭关绝贡例》，以法律的形式拒绝其入贡，该条文见于《军政备例》《条例备考》。从该“例”看，吐鲁番时刻威胁明朝西北安全，“关外通贡诸夷，惟土鲁番为最恶。自真帖木儿放归，未尝一日忘情于甘肃”。真帖木儿是吐鲁番速檀之子，为哈密忠顺王罕慎女所生。其父在与哈密争夺地盘与权力中被杀，他被明廷安置于甘州夷馆，直到正德六年（1511）才由明廷护送回吐鲁番。由于他有河西地区生活的经历，了解当地情况，遂生觊觎之心，明廷为此采取恩威并施的策略，“倘此夷畏罪悔过，输诚入贡，亦当厚其廪饩，重其赏眷，照例抚待。其或天夺其魄，自取丧亡，通贡之使未出，入寇之虏复来。先将通贡之夷查例处分，然后整兵问罪”。明廷以安抚为主，先礼后兵，试图继续维持彼此关系的稳定。

　　然而，真帖木儿却不断找借口侵扰甘肃，“近见土鲁番每讨牙木兰，屡为边患，杀虏甘肃人民数多，虽寸斩此夷，不足以偿地方之祸”。牙木兰是明代吐鲁番的将领，早在弘治八年（1495）就曾被甘肃巡抚许进击败，后主吐鲁番与明朝通贡事。嘉靖七年因受吐鲁番王猜忌，他率部投奔肃州。嘉靖时，“讨要牙木兰”成为西域藩属要求明廷赏赐的共同借口，“诸国遣来夷使人数过倍，番文二百余通，皆以取讨牙木兰为词，中间求索赏赐数且不赀”。明廷对此有较清醒认识，“倘信其狡诈之词，放归此夷，帖水哥乃其妻父也，必被招诱沙州住牧，海贼亦必连营同往，刍粮人马俱为吐鲁番所有。所谓借寇兵而济盗粮者是已。甘肃之祸不可胜言，牙木兰次不可放还”。明廷没有释放牙木兰，而是“迁牙木兰于湖广”，直到终身。

　　面对西域藩属咄咄逼人的气势，明廷再次将“闭关绝贡”提到日程，在《闭关绝贡例》中称：“西域诸夷，朝夕所不可无者，茶与大黄、麝香也。如我闭关绝贡，则此物无由而出，彼皆仰给与我，尚或自律，我独不能控其咽喉，使彼自服。”闭关是为了通过特殊物资而控制吐鲁番等政权的不得已办法：

　　土鲁番为我边患，与北虏不同。盖其国听需，如茶与大黄、麝香等物，皆仰给中国。若此物不出关，则彼人马必生疾病死亡，而耕种皆废，故其所畏最忌者，闭关绝贡也。虽其跋扈内侵，辄后要求入贡。且自其国都至嘉峪关三千余里，中间多无水草之处，必须裹粮载水而行，比至我边，人马已皆疲劳，亦难深入为寇。

　　明廷利用吐鲁番等西域藩属需要茶、大黄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通过“闭关绝贡”，以此来迫使其贴服。但“闭关绝贡”并非彻底不再往来，而是以商业贸易维护朝贡国与宗主国的双边关系。明朝通过控制对西域贸易中的茶、大黄等贸易，以达到“既有以服其心，而又能制其死命，岂敢复为边患”的目的。嘉靖十五年（1536），明廷颁布的《复议茶马事宜例》亦称：“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因此通过茶马贸易，进而达到管控西域的目的。

　　嘉靖朝为了维护朝贡国的利益，对负责管理朝贡的官军也有严格要求，既彰显明廷“怀远”的气度，也确保了甘肃镇贸易安全的功能。嘉靖十一年（1532），明廷颁布《怀远人例》，规定：“凡遇各夷到馆，奉旨给赏关领，该监毋得推调淹滞，以致夷人久住，致生怨嗟，务使厚赏速归，庶足以感具四夷向服之情，而悖戾之心消矣。”嘉靖十三年（1534），明廷在决定对吐鲁番“闭关绝贡”时，已注意到官员对西域朝贡使臣的勒索问题，“惟其入贡之时，经官军或多勒掯索取，致伤夷心，往抱恨而去，一出关门即思报复”。因此，明确要求“若遇土鲁番如例输诚入贡，即照例验放，安插水草有余处所，原知廪饩，不许纵容通番人等生事，扰害及羁留迁延，掯勒玉马等货，有失柔远之道”。嘉靖二十六年（1547），陕西监察御史胡彦上疏，甘肃、西宁等负责朝贡贸易的抚夷官任意需索抽分，要求户、兵、刑等衙门联合会议，遵照《索取夷人财物例》实施贸易：

　　其参守抚夷等官，凡遇招番易马之时，不调远番，止调近处熟番入易，任意需索抽分，并坐索土人中马贿赂，纵听为奸，一体参问，降一级调边卫带俸差操，计赃犯该徒罪以上者，照例问发立功。索取番人财物者，悉照见行《索取夷人财物例》，发边卫充军。

　　《索取夷人财物例》即《问刑条例》中的“文武职官，索取土官、夷人、瑶僮财物，犯该徒三年以上者，俱发边卫充军”。《问刑条例》作为弘治以来明朝最重要的刑法典，对官员索取朝贡者财物的规定过于简略。这次颁布的新例重申《问刑条例》“索取夷人财物事例”条，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法典的不足。

　　嘉靖朝在处理与西域藩属的关系时，多以国家典章律例为准，不许其他部族蒙混通贡。嘉靖十年（1531），西域额即癿地面哈辛王遣使火者皮列到达甘肃镇，企图与吐鲁番等一起朝贡。陕西行都司并巡抚甘肃右佥都御史赵载等负责处理此事。火者皮列称其“原系撒马儿罕人，分在北山地名额即癿寄住，离撒马儿罕二十日远的路，有番王哈辛管束，裹头顺山住的人，都像达子模样，不通进贡。正德十三年，有哈辛王因吐鲁番犯边，差着我哥哥土鲁孙等一十名，随带方物，前来甘肃州通路奏报边情，赴京进贡”。根据肃州卫记录，正德十三年（1518）确有撒马儿罕北山寄住马黑麻哈辛王曾差土鲁孙朝贡。赵载等“念彼远夷，其名称言词不必深较，准照撒马儿罕等夷，一例起送”。但赵载请求一例起送的奏疏，转呈兵部后，却未被允许，理由是通事王凤查得“额即癿哈辛乃鞑靼回夷，旧未入贡，今亦遣五十余人，疑皆土鲁番部落所假”，认为其“冒贡图赏，设谋诡秘，抑未可知”。因此要求陕西三边地方总制都御使唐龙会同甘肃巡抚官从长议处。随后又查阅正德十三年（1518）礼科翻译的马黑麻哈辛王等高昌话“回回”字奏文三道，但里面并未说明“是何地方，及查无缴到前项番王进贡抄册”。又经鸿胪寺等衙门“回回”通事刘泰等根据吐鲁番地面使臣火者马黑木夷众等译审，也不知正德时有额即癿贡使进京。兵部由此判定正德时额即癿贡使土鲁孙并未到京朝贡，认为额即癿使臣的供词“未可轻信”，并据《大明会典》予以拒绝：

　　若许其入贡，则撒马儿罕载在《会典》，见今已行照例起送夷使火者马黑麻等在途，并存留男妇共一百六名口，岂有一国而二王，一次而两起进贡之理。况既译审系撒马儿罕地面人分，在北山寄住，缘何不将撒马儿罕进贡夷使对审明白，既称寄住北山，则既撒马儿罕部落，岂可擅自称王，擅求入贡。倘因容贡之后，他日与撒马儿罕抗衡争长，兵连祸结，责将谁归？

　　《大明会典》是明代典例法律体系中的“大经大法”。自正德年间颁布后，成为朝廷处理朝贡问题的准则。因撒马儿罕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已载入《会典》，故认为额即癿“岂有一国而二王，一次而两起进贡之理”。兵部指示与撒马儿罕当面对审，明白归属，既为了保障法定朝贡者的利益，也为了明廷边境安全的考虑。但为了彰显柔远之道，兵部仍建议允许此次朝贡赴京。嘉靖十一年（1532），嘉靖皇帝朱批：“这夷人既守候日久，今次暂准照例，量起数人入贡，以后只着附搭撒马儿罕进贡，不许别称王爵，有违国典。还说与总制并镇巡官员，今后遇有诸夷入贡，务要详加译审遵照事例处分，勿得轻易许纳，致亏国体。”这一朱批以《贡夷务加译审不得轻易许纳例》颁布。允许入贡，体现了明朝对西域藩属宽待的原则，借此稳定朝廷与西域诸政权的关系，以达到维护边境安全的目的。

　　结语

　　“例”是明代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嘉靖朝存世的多部孤本法律文献中有数十条“例”涉及河西地区管理，通过法律形式处理甘肃镇诸卫所面临的困境，以维护河西地区稳定。这些“例”的出台，基于嘉靖朝面临的特殊时势，均与军事有关，如各种清勾尤其是“佥妻”例的出台，是应对日益严重的逃军问题，以此充实卫所力量。在清勾执行不理想时，又出台新例将犯罪者充军作为填充卫所的重要手段。与填充卫所相配套则是边储有备，以保障军人温饱，“足兵之道，足食为先”，故明廷推出了征本色、开中、设管粮官等新“例”，但最终效果却极为有限，于是再度回到“欲足食以强兵，非屯田不可”的轨道，通过减赋、拨款等方式鼓励屯田，同时在河西地区择地建墩堡，规范墩堡规制，既弥补了军力，又维系了屯田正常运作。河西走廊作为西域藩属与明朝朝贡往来的重要通道，嘉靖时期，面对西域藩属的军事压力，采用以安抚为主、闭关绝贡为辅的策略，坚持以《大明会典》及其他律例为准，有章有法，保障了双方的利益，尽力维持边境安全。

　　从嘉靖朝颁行有关河西地区“例”的梳理中可知，明代治理国家始终以法律为准绳，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时而变地调整法律条文。明代颁行大量的“例”，都具有因时而变的“权宜之法”性质，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华法系并非“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论点。本文引述的《军政备例》《六部纂修条例》《嘉靖各部新例》《嘉靖事例》《嘉靖新例》《条例备考》等本身就非刑法，而是适应各部门的法律。具体到引文中出现的针对河西走廊的“例”，则更是因时、因地、因事而制定的权宜之法，尽管这些“例”有些并未真正落实，甚至一改再改，推陈出新，但恰恰反映了明代法律体系中“例”的可变通性。面对河西地区纷繁复杂的边镇环境，嘉靖时期适时出台各种“例”，体现了明朝对河西地区经略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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